论袁瑞良先生的赋体散文

赋，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兼具诗歌和散文之特点，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源渊久远的重要文体。刘勰在其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里说：“铺才逦文，体物写志”是赋之特征。刘勰又说“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诗经》是赋的远源，《楚辞》是赋的近源。象杜牧的《阿房宫赋》、苏轼的《赤壁赋》都是中国古代文赋的佳作。     

《阿房宫赋》的讽喻特色和写作技巧

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赋,作为一种介乎诗和散文之间的独特体式,大致肇始于先秦,盛极于两汉,魏晋以后就逐渐衰微了.因此,清人程廷祚有“唐以后无赋”的说法(《青溪集·骚赋论中》)近人章炳麟也认为“李白赋《明堂》,杜甫赋《三大礼》”后,“赋遂泯绝”(《国故论衡·辨诗篇》).但是,毕竟不能一概而论…晚于李、杜而人称“小社”的杜牧便以其《阿房宫赋》力挽颓波,斐声文苑.这篇赋的艺术生命力,远逾于不少前代名作,至今脍炙人口.     

辞赋与谏书———杜牧《阿房宫赋》新论简

杜牧撰于晚唐世变之际的《阿房宫赋》,并非一篇单纯的咏史赋,而是作者深受史学与赋学谏诤文化传统濡染下,以赋、论合流为体,以借古讽今为用的当代讽谏书写,其中或许不乏新型谏书及其变创可能的实验意图。因此,藉由“辞赋与谏书”文化跨界的书写侧面,或许可为杜牧《阿房宫赋》在唐、宋赋学流变史的重要地位,提供另一则参考脚注。     

《阿房宫赋》的修辞艺术

《阿房宫赋》被称作“诗人之赋”。杜牧以诗笔作史论,遣词丰美,炼句精当,用格奇警,于禾农丽的刻画中参以风发的议论,深刻地揭示了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对当朝及后世的统治者发出了严正的警告。首先,文章以丰美的词藻着力铺陈,极写阿房宫的华贵雍容。“覆压三百余里”,这是写规模;“直走咸     

谈谈《阿房宫赋》与汉赋和古文运动的关系

杜牧的赋,现存于《樊川文集》中的,除《阿房宫赋》之外,还有《望故园赋》、《晚晴赋》两篇.后二赋篇幅很短,亦无一般赋所具有的铺张扬厉的特点.其内容或写身世之感,或抒田园逸趣,类于东汉以后发展起来的抒情小赋.而《阿房宫赋》不仅命题命意与后二赋全不相同,即与和它有渊源关系的汉赋,在命意上也有很大差别.     

《诗经》“赋”论

在《诗经》创作中,“赋”同“比”·“兴”一样,都是最基本、最主要的表现手法,也是诗人借以进行形象思维和艺术概括的重要艺术特征。可以说,《诗》三百篇,之所以能“动人心”、“增人感”,传之久远,虽遭秦火而不灭,除其思想内容的博大精深和其它艺术因素外,也跟“赋”法的大量使用分不开。 可是,什么是“赋”?我国古代学者的理解虽较一致,但认识仍有深浅之别。一种看法是“赋”就是“铺”,就是“敷”,亦即直接叙事,如汉人郑玄“赋之言,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周礼》郑注)、唐人孔颖达“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辞赋也。”(《毛诗正义》)、南宋朱熹“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诗集传》)等人的论述均是。另一种是“赋为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尚是浅     

两汉《诗》学史札记三则

两汉《诗》学史札记三则董治安一《法言·吾子》：“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扬雄是西汉后期赋坛的大家。他四十三、四岁（成帝元延年间）之前，专注于铺张扬厉之赋的创作；而五十多岁（哀帝建平年间）以后，有感于大赋之“劝而不止”，“又颇似倡优”，于是“...     

《诗经》"赋"法艺术特征新论

通过对《诗经》“赋”法传统认识的辨正,对《诗经》“赋”法的艺术特征予以重新认识——《诗经》“赋”法的艺术特征,因所需,固然可以层层铺叙,然而,不借助比兴,而对事物的形貌、人物的神态、心理和感情,作直接而形象的描绘和抒写也应该是《诗经》“赋”法的重要艺术特征,但是,立足于诗体的抒情本质,随物婉转,曲尽其情,寻求并“叙”出与此时特定情感有关联的客观物象以物化此“一时之情”才是《诗经》“赋”法的根本艺术特征所在。     

生命之春在艺术 艺术之美在永恒──叶芝《驶向拜占廷》与济慈《希腊古瓮颂》主题之比较

论文对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伟大代表叶芝的代表作《驶向拜占廷》与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伟大颂诗《希腊古瓮颂》的思想内容进行分析比较，认为，《驶向拜占廷》描写了“生命之春在艺术”的主题，《希腊古瓮颂》唱出了“艺术之美在永恒”的基调。两首诗所揭示的“生命──艺术”的不同主题在“永恒”中得到统一。这是两位诗人从悟解人生命运的角度所作出的对生之极致──死亡的赞美，也是两位诗人追求人生的自我完善之表现，是他们从诗人的思考方式出发解决人生问题的最好范例。     

“五四”退潮后的微波──论郭沫若《星空》的艺术风格及其形成的根源

与《女神》雄奇壮美不同，《星空》呈显出优美、细腻、哀婉与沉潜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体现在诗集题材的选取，抒情方式的采用，意境的创设和整个语言风貌上．《星空》艺术风格与“五四”退潮后的时代有关，与郭沫若当时的哲学信你有着内在的联系，与诗人浓厚的中外艺术修养和刻意的美学追求分不开．《星空》艺术风格的变化，既是对《女神》清新优美一面的廊展，更契合了时代和诗人心绪的变迁，从一个侧面艺术地反映了一定时代的真实，实现了诗人对“东方文学”审美情趣的追求．这无疑是郭沫若对新诗艺术的提高和开拓，对现代诗歌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如果说《女神》属子“雄浑”一品，那么《星空》则大抵属于“冲淡”一类，有力地说明了郭沫若是一位“雄丽并举”的大诗人，“他不是只能吹出一种单调的稻草，”     

百花原是有情物──浅谈《珠玉词》中花卉描写

在我国古代文学中，花与诗歌的关系，可谓是源远流长。从《诗经》开始，历代诗人咏花的作品，简直是数不胜数，或赋、或比、或兴，佳作辈出，各擅胜场，使我国古代文艺园地呈现出一派花团锦簇、瑰丽多姿的气象。从《诗经》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到《楚辞》的“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到唐人的“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历代诗人面对自然界花开花落，常常心潮起伏，思绪万千。由于自然界花开花落的自然节律与人生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穷通隐显存在某种同构性质，诗人…     

《芜城赋》是都邑赋的变体

《芜城赋》是都邑赋的变体王琳的照《芜城赋》，《文选》把它与王粲《登楼赋》、孙绰《游天台山赋》并置于“游览”一门，不妥。此赋描写淮左名城广陵的昔盛今衰，与王、孙之赋的题材有所不同，清人陈元龙《历代赋汇》列之“都邑”一类中，似较合理。都邑之赋的创作，在汉...     

轻罗小扇扑流萤——咏扇诗话

“清风生掌握，爽气满襟怀。”炎热夏日，扇儿轻摇，清风舒怀，心旷神怡。扇子，自古牵动了诗人的情愫，扇赋予诗人以灵感，诗人为扇添光彩。扇子的种类五花八门，南朝梁江淹曾对纨扇有这样的描写：“纨扇如团月，出自机中素。”宋之问对纨扇也有吟咏：“且握青纨扇，时将日影遮。”唐人张祜的《赋得福州白竹扇子》吟咏的是竹扇：“藤缕雪光缠柄滑，     

生命与艺术的朝觐之旅：走进拜占庭

圣城拜占廷作为一个东方思想文化的汇聚之地深深地触动并启迪了诗人叶芝的创作灵感,并使得诗人的《拜占廷》与《驶向拜占廷》成为不朽的艺术篇章。圣城拜占廷及其思想艺术的辉煌存在既有当下的现实和久远的历史,又有永恒灵魂的佑助和显现;它不仅展示物质世界的流变不休,也引领着诗人永恒艺术和永恒生命的希望之途;《拜占庭》与《驶向拜占廷》意象的塑造既是诗人“历史循环”与“不朽艺术与灵魂”的见证,又是诗人民族文化复兴的前例,它所昭示是神圣火焰中的希望和回归永恒世界的航程,诗人凭借不朽的艺术之路和诗歌的永恒意象而战胜恐惧并获得永生。     

无瑕白璧《闲情赋》

历代评论陶渊明,总是冠之以“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歌之祖”的称号;或者对他的《归去来兮辞》及其得意而忘言的诗作大加赞赏。而他作品中独具一格的《闲情赋》往往被冷落一边,有的甚至把它列入不屑一提的伤风败俗的下乘劣作。清人方东树对《闲情赋》就曾经作过这样的评价:“昔人谓正人不宜作艳诗,……如陶渊明的《闲情赋》可以不作。后世循之,直是轻薄淫亵,最误子弟。”①就连最先全面认识陶渊明作品的萧统,也把它看作是“白璧微瑕”②,并将它摒弃于《文选》之外。     

汉赋“拓宇于楚辞”质疑

最早考究汉赋渊源的是东汉班固,他说赋是“古诗之流”,是从《诗经》发展来的。在《艺文志》里,他还讲了从《诗经》经过屈原,荀卿、宋玉之赋,发展到汉赋的过程。晋代皇甫谧、挚虞都采用班固的说法。刘勰全面总结了他们的论述,说赋是“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的。自后,汉赋来源便成了定案。如清代有“风雅颂之再变而后又有离骚,骚之体流而成赋”之说,近代有“汉赋的主要来源是楚辞”之     

《唐诗艺术技巧分类辞典》序

文艺作品由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两个方面所构成。不朽的文艺作品都是内容和形式完美的统一体。这本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文艺常识，但由于极左思潮的长期作祟，重内容轻形式、重思想轻艺术竟成为风靡许久的时尚。比如，一提杜甫，便推崇“三吏”、“三别”，肯定诗歌的“人民性”、“忧国忧民”之类；一提白居易，就推崇《卖炭翁》、《杜陵受》，肯定诗人讽谕诗的深刻思想性。而作为诗人，杜甫、白居易在具体诗作中所表现出的艺术才华、艺术造诣、艺术技巧究竟如何，却往往置之于不顾了。于是，在我们以诗著称的国家里，竟…     

个体生命的自觉──《古诗十九首》主题意义阐释

个体生命的自觉──《古诗十九首》主题意义阐释解德枫汉代是以赋为主要文学样式的时代，“自王、杨、枚、马之徒，词赋竟爽，而吟咏靡闻”①，“诗人之风，顿已缺丧”②。直到东汉末年《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才幸有诗之绝响。作为文人抒情诗的典范，五言之体的冠冕之作，...     

白居易“兴化亭送别”与“《一字至七字诗》”

据南家计有功编撰《唐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卷三十九记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于大和三年春辞去刑部侍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名义回到洛阳。行前，“朝贤悉会兴化事送别。酒酣，各请一字至七字诗，以题为韵。”“王起赋花诗，李绅赋月诗，令狐楚赋山诗，元镇赋茶诗，沈扶赋愁诗，韦式郎中赋竹诗，张籍司业赋花诗，范尧位道士赋书字诗，居易赋诗字诗”。关于“兴化事送别”一事，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据朱金城撰（白居易集笔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所作前言，认为“考大和三年春”，王起、李绅、令狐楚、元镇“均不在…     

论《诗品》“以赋诠诗”

钟嵘为衡裁古今诗人之品第，采取“以赋诠诗”的方法，首先“以赋尊诗”，提高诗体的格调，然后在品举之中体现出了“以赋衡诗”的倾向，注重用赋法观照诗歌，并进而做出相应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