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牟宗三对儒家王道的虚化

“内圣外王”是对儒家王道理念的特殊表述。儒家于“内圣”方面固然用力颇多 ,而于“外王”方面用力亦复不少 ,在行为模式、制度架构、运作规范等各方面都曾做出过详细具体的规划设计 ,并且其中有些原则性的东西是自孔子以来“一以贯之”的。作为王道全体大用之一面 ,“外王之道”有着具体确定的内容 ,并始终保存在儒家经典之中。但新儒家特别是牟宗三却故意回避这一事实 ,他对儒家固有的外王之道采取掏空和虚化的策略 ,并将现代民主和科学置换进去 ,当作其固有之理想期求 ,以证成其本内圣以开出新外王之合理性。事实是 ,传统儒家特有的外王之道是虚化不了的 ,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现代化也只能在现代社会实践生活的土壤中生成 ,不是从祖宗心性上能开得出来的     

“俟时”与“用时”——先秦儒家与汉儒政治态度之比较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格局、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日趋混乱,政治成为其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身怀绝学的诸子纷纷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提出了解救之道.自孔子始,先秦儒家多坚守王道理想而少有权变,“俟时”是这一历史群体的主要政治态度,然而七十子之中亦有积极寻求权变者,“用时”现象时有发生.秦汉时期,帝国政制确立,“势”呈压倒性的优势,儒家的“道”生存空间日益萎缩,处于道势之间的汉儒大多强调“用时”,“用时”是这一时期儒生的主要政治态度,然而亦有持“俟时”政治态度的儒者.可以说,“俟时”与“用时”是先秦儒家与汉儒各自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与时代要求在政治态度方面所呈现出的历史状态.     

试新庄子的社会思想

庄子从社会底层的视角出发，描绘出其理想的社会模式具有素朴、自由、平等、和谐四个方面的特征，对于导致人性沦落的儒家“仁义”学说和社会文明，对于儒家建构的古圣先王和各诸侯国国君持批判态度。但又把社会发展状况归结为“命”，强调在对待现实、社会治理、处世等方面的无为思想。     

儒家“仁”观念与现代公民社会型塑略论——基于中国传统“公”、“私”观念发展演变的视角

现代公民社会的构建问题成为中国学界近二十年来颇为关注的对象。儒家传统伦理思想资源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现代公民社会的构建亦是聚讼纷纭。本文主要基于中国传统“公”、“私”观念发展演变的视角，论析儒家伦理思想中的“仁”观念不仅可以有效参与现代公民社会的建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消弭现代公民社会型塑过程中社会与国家二元对立思维所致的理论困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儒家社会主义研究

儒家社会主义是以孔子的“大同”为社会理想模式，主张实现天下为公、实现社会和谐公正，实现人类平等发展问题的意识形态。自从儒家社会主义被提出以后，一直为历代思想家和人民群众所重视，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在当代，有学者将儒家社会主义误读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此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家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对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关系有很大裨益；儒家社会与科学社会主义在所有制问题、生产力问题、实现社会理想问题上有本质的区别；不过儒家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可以起到学术价值和精神价值方面的积极功用。     

儒家社会理想及其在全球化时代的现实价值

社会理想是社会特定群体追求未来社会发展目标所作的观念性预设。儒家提出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 ,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对美好社会制度的向往和追求。它不仅具有超前性 ,而且具有高尚性 ,给人以真、善、美的感受 ,成为我们民族不断走向文明进步的精神寄托 ,即使到了“全球化”的今天 ,也仍然具有它不可磨灭的现实价值。     

儒学在21世纪给人们的启迪

和平与发展 ,是 2 1世纪人类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儒文化圈内的专家学者 ,可以充分利用孔子思想与儒家学说 ,因为 ,他们的有关思想与学说 ,在 2 1世纪将会给人们以新的启迪。本文特试从“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和为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大同’的社会理想”的几个方面 ,进行初步的探讨 ,以期能释放出孔子思想与儒家学说的一些智慧的火花     

以尊王贱霸倡王道理想——孟子王霸论探析

孟子在以德力、义利之辨凸显德、义作为王道内涵的不可取代性和价值优越性的基础上,对王道与仁政进行了具体论述。他认为,王道与仁政可概括为养教之两大端,即一为养民,二为重视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以及对民众的道德教化,而其中尤重养民。就此而论,孟子的王道论具有一定的重效果和现实的倾向。但由于孟子道德—政治一体化的为政体系以统治者拥有仁德,即以其"仁心"为养民、教民的基础,使仁政成为仁心的铺陈与延展,具有明显的道德理想主义特征,从而使历史性的以礼乐之制为典范的王道政治在孔子之后进一步转化为价值性的王道理想,儒家的政治价值理想至此得以全面确立。     

李大钊对儒家理想社会观的继承与创新

儒家理想社会观与共产主义虽有极大不同,但也有某些相通之处。正是在这一基点上,李大钊对儒家理想社会观加以继承与创新,把“大同”思想发展为共产主义理想,把“仁爱”思想发展为社会主义道德,把“民本”思想发展为无产阶级民主,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大同主义、仁爱主义与民本主义是李大钊从传统文化走向共产主义的三大思想桥梁,而且每一桥梁之中都有几个中间环节或发展阶梯。它们是儒家理想社会观走向民主主义的转变形态,并由此再转变为共产主义。     

先秦儒家的理想人格及其路径探析

每一时代都有自己的理想人格,它体现一个时代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在古代士人的人格建构中,儒家思想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儒家认为整个社会的秩序、安宁以及和谐都是建立在个人的道德修养之上和道德自觉之上,而道德实践则取决于个人的自我完善。先秦儒家强调在自我体悟、反求诸己的基础上的道德自律,认为每一个人都有义务成为“君子”,成就理想人格。文章通过对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建立依据及其实现路径的探讨,可以看出,先秦儒家通过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为社会制定了许多道德和政治规范,强化了人的道德良心,启发人的理性,把外在的道德规范变成人的内在心理要求,从而达到整合社会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