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的道德之境——中西形体审美意识的伦理精神之同异

中西形体审美意识中伦理精神之“同”,主要表现在“朴素为美”的道德理想及其对物质身体形式与精神心灵统一关系的规定方面。它们的“异”,在于伦理精神在中国形体审美意识中作为道德理性发生作用,在西方则表现为知识理性。具体而言,西方形体审美意识与“神人相合”文化模式紧密贴合,中国则以“纯粹伦理主义”为出发点;西方强调二元对立中的统一,中国则强化心灵的道德价值一元性;西方形体审美路线是由外向内、由身体形象透视心灵精神,在中国则走上了由内向外、由心灵价值反观身体形象存在的道路。     

文化伦理的逻辑

“文化伦理”具有两种意味:作为存在,文化伦理意味着文化与伦理之间的必然联系;作为价值,文化伦理意味着人类的理性在把握了文化与伦理的必然联系的前提下,将伦理的价值,作为文化价值的核心,并以此引导人类文化的价值方向。物质文化是伦理的必然性基础;制度文化是伦理现实化的可能条件;精神文化则是伦理的相对自由。20世纪是人类文化意识逐渐觉醒的时代,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开始将伦理价值作为文化发展目标的核心。     

法律至上精神在我国法治秩序建构中的意义

我国传统社会与西方市民社会的根基迥异,形成了天理、人伦至上与法律至上两种不同的理性精神。在西方,法律至上精神渗透于伦理文化与法律文化的根底中。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法律只是执行天理、人伦的工具而已。法律至上精神是现代法治运行的精神动力,而我国传统社会中又缺乏这种重要的法律至上精神的引导。因此,文章倡导在现代中国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弘扬西方市民社会生成的法律至上精神,推动中国法治进程。     

当代中国商业伦理精神的三个基本来源

我国当代商业伦理精神主要有三个基本来源 ,即传统文化中具有现代价值的商业伦理精神、西方商业文化中于我有用的商业伦理精神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契合的商业伦理精神。提出要对以上三个基本来源进行科学而理性地分析 ,并合理地取舍 ,才能建构我国当代的商业伦理精神     

论西方文化中的人性维度

西方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几个不同的人性维度.古希腊文化张扬个性,放纵原欲;基督教文化在"原罪"与"救赎"中探求人性终极意义;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人性关怀则蕴涵着对意志自由的反思与批判精神.几个维度的错综延伸展示了由生命意识的统一和谐与分裂冲突所体现出的不同欲求,即自然欲求、理性欲求和形上欲求.这些欲求支撑起了西方文化的人性空间.     

西周血缘伦理的形成和历史影响

血缘伦理就是以血缘亲情为核心和基础而形成的道德思想文化.它形成于西周时期,并对儒家伦理和中国历史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直至当代社会仍可见其踪迹.这也成为中国伦理文化有别于西方伦理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血缘情感伦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性的自然和自发要求,在历史上也有过积极作用,但同时也留下了不少弊端,特别是与民主、法制社会中的理性精神存在深刻矛盾.     

古希腊哲学的理性意蕴

作为西方哲学起源的古希腊哲学,是西方人的精神家园,其内容丰富多样,尤其是具有理性概念的多种意蕴与精神价值.本文论述了古希腊哲学求真的理论理性、自由超越的精神,求善的实践理性、道德伦理的精神,分析了其中所隐含的求实用的工具理性、功利实用的精神.说明这些丰富的理性意蕴对其后哲学发展的深刻意义.     

论西方古典哲学中的自然与自由观念的演进逻辑

在西方古典哲学中,自然与自由观念表现为两种基本形态,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中,人是自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自然是一种有机整体的自然,而自由作为人的内在的本质的表现,就不是与自然相互抵触的异体,而是与自然相互统一在一起的,从而形成“自然与自由的统一”;在西方近代哲学中,由于科学理性和人的主体性的高扬,自然成为任人类支配的“机械论自然”,自然不再是与主体同在的具有生命力的主体,而成为主体理性肢解、控制和认识的对象,从而导致“自然与自由的分裂”。     

论冯友兰《新原人》的“自由”观

在《新原人》中,冯友兰用西方现代逻辑分析的方法,深入地分析和阐发了＂觉解＂,将人生＂自由＂的实现,建立在理性的＂觉解＂基础之上。同时,冯友兰又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因之提出的人生境界说,对人生＂自由＂的实现、＂自由＂的认知和＂自由＂的规范进行了新的诠释。冯友兰的＂自由＂,是道德认知之后,对道德的超越,是超越的道德。这种＂自由＂,是不受限制,是超越限制,是精神的＂自由＂。     

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生态伦理学

民族文化是伦理的基础,不同的民族文化有不同的伦理。要构建中国自己的生态伦理学,就必须超越西方文化的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放德而行,循道而趋、顺乎自然的哲学精神;我们还必须以中国文化的中道精神取代西方文化的两极对立思维方式,超越西方理性主义的、知识论范式的生态伦理,把生态伦理学建立在中国哲学境界论的基础上。要把理论的生态伦理变为广大民众的实践的生态伦理,需要对民俗文化进行深入研究。     

儒道互补及其对中国社会之影响

儒道互补奠定了中国人的文化生命形态,铸造了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人的国民性,形成了中国人独有的阴阳互动、刚柔相济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儒道都是"推天道以明人事",只是两家的落脚点不同,儒家在中国社会中起到了动力机制作用,道家起到了平衡机制作用,儒道互补表现为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的对立与统一.儒道均具有宗教的超越性,但与西方的宗教性不同,主要体现在"安身立命"、"终极关怀"和人格的"内在超越"等方面,其内在的根据是道德精神.中西方不同的宗教性对科学、民主和社会政治的演化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中西法律文化差异对法律翻译的影响

法律翻译,是从意义和风格上对法律概念、法律规范和法律文本等源语进行信息对等转换的过程,其跨越语言学、法学与翻译学三大领域。与商务英语翻译、新闻英语翻译等相似,法律翻译也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中西法律文化差异则是影响法律翻译的关键因素。因此在法律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根植于文化土壤,了解中西方不同法律文化的基本内容和精髓,才能更好地进行法律翻译,达到源语与目的语的有机统一。文章尝试归纳出法律翻译中的三大主要法律文化差异及其影响,并进而探讨一些具体的翻译方法和策略。     

论中国现代作家女性崇拜情结的社会文化内涵

中国现代作家在女性崇拜的情结中融入了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他们发掘民族文化的精神宝藏，传播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倡导中西文化的交融，体现出重建民族伦理文化人格的理想。     

中西方语用原则的文化差异对比研究

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中西方语用原则方面的使用差异:具体介绍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语用原则的具体内涵以及在文化方面的对比差异性,目的是为了使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在语言实践的过程中能够有效运用语用原则并尽可能避免跨文化交际的失误,从而更有效地促进中西方的语言文化交流,说出地道流利的英语。     

从文化战略视角看季羡林先生的学术思想

季羡林教授关于文化交流的著述，包含着重要的文化战略思想——将主综合的东方文化与主分析的西方文化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坚持“拿来”与“送去”并举，即将对外开放，吸收西方、国外文化中的精华，同弘扬我优秀的传统文化，主动向外传播结合起来。当前，学术界面临的长期战略任务是，既要对中国文化进行整理、筛选、扬弃，也要对国外文化作研究、甄别、评介，以构建起21世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中和”与“主体间性”——对主体之应然关系的比较阐释

“中和”是中华民族古典文化的核心范畴,铸就了中华民族乐感文化精神。“中和”作为哲学范畴,与西方现代理性的发展殊途同归,二者都强调多元主体性及其间的平等存在样态,都强调主体间的对话交流与共在关系。这种跨越时空的文化共同性与共在关系,打破了西方理性史书写的欧洲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与男性中心主义。因此,中国文化自身具备的现代化质素,可以而且应该与西方文化在同一平台上进行对话与交流,从而对全球化时代各民族及其文化存在的应然状态提供学理上的支持。     

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

西南联大以其“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书写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建构“学术社会”的理想。其时的知识分子,以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学术理念的捍卫和实践,创造了中国现代教育文化思想史上的奇迹,作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意蕴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存实践中自觉形成的为中华各族儿女共同依托、共同传承、共同发扬的价值观念、情感态度和文化精神的总和,其实质是中华儿女坚信不移的,被认作自己生存之根本、生命意义之所向的,以理想、信念、信仰为内核的精神文化体系。重铸共产主义精神信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构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夯实中华民族道德基础的过程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意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坚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现实路径。     

论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和谐价值

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内蒙古49个民族深层文化和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主题的高度凝聚。它反映了以人为本的人文理念,传递了天人合一的生态意识,体现了和而不同的文化特质,传承了以爱国主义为特征的民族精神,有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显著的和谐价值。     

论中国古典音乐“天人同构”艺术精神的文化情趣

中国传统关学思想精髓可谓是从现实生活立足的、具有实用体征的、内容与形式融合贯通的哲学思辨体系,更注重艺术理应遵循于特定的伦理学和美学的价值规范。可以说,“天人合一”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潜质”,也是华夏审美文化的“中坚思想”,它在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成为艺术精神流变的一种支配力量与文化底蕴,始终渗透于中国古典音乐审美的诸多时空。因此,中国古典音乐崇尚“天人同构”的自由、和谐、恒定、隽永的生命状态,并成为东方艺术苑囿中一朵靓丽的文化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