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严复和梁启超是中国近代人口思想的启蒙者

薛福成(1838——1894)、严复(1853——1921)、梁启超(1873——1929),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中国提倡改良和维新变法的著名思想家,同时也是中国近代人口思想的启蒙家。严复从一八七七年留学英国,梁启超从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失败后长期避居日本,都在国外获得了较为丰富的包括人口学在内的西方科学知识;薛福成从一八九○年起出使英、法、意、比四国,也对西方社会和人口问题有亲身感受。因此,他们的人口思想,可以说是在中国人口思想史上第一批具备显著的近代科学知识的人口思想。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历代封建     

薛福成近代教育思想探析

薛福成是我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一生十分重视教育.通过对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体认,特别是出使欧洲悉心考察西方教育,他在研究与对比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近代教育思想.本文分析了薛福成的近代教育目标、宗旨、体制,指出了其对于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的启蒙和前瞻性意义.     

“公共精神”和近代中国民主政治的道德探索历程

自鸦片战争以来,向国外寻求治国良方的各界志士和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撰写大量有关时政的文章,主张近代中国建立民主制度。通过积极比照中西“公共精神”的异同,希望借助于西方民主的实践模式济东方的精神之穷,推行近代中国政治改革方案的实施。近代中国民主政治的道德探寻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客观地反映了近代中国政治改革的现实需求,对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具有理论先导意义。     

论近代中国政治改革的"人性"向度--以康有为早期政治改革思想为例

毫无疑问 ,中国近代政治改革发动契机 ,来自于应付近代西方挑战的需要 ,来自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迫切要求。然而 ,长期以来 ,绝大多数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学者 ,较为忽略近代中国政治改革的“人性”向度 ,即基本上没有强调说明近代中国志士仁人之所以要发动社会政治改革 ,除了出于解决当时压倒一切的民族生存危机的时代问题 ,同时 ,在更深层次上 ,还为了满足使吾民得所、人性圆满的永恒的人(仁 )道主义需要。笔者以为 ,阐释近代中国政治改革的“人性”向度十分重要 ,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看清近代志士仁人的良苦用心 ,说明其社会政治思想和实…     

维新运动与中国近代科技发展

由中国尚未成熟的资产阶级充任历史主角,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戊戌维新运动,既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救亡图存”、爱国维新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运动,又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扫千载之秕政弊风,开四万万人之聪明才智”①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资本主义和科学的运动是相关的”。②维新运动作为一次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它与近代科学的运动亦是相关的。近代科技发展孕育了维新运动,而维新运动又促进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研究这两个环节的相关运动与辩证发展,是中国近代科技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课题。     

百年陈炽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近年来,关于中国近代早期维新派人物陈炽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研究领域也渐趋宽广。但与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派人物相比,学术界对陈炽的研究尚显薄弱。因此,本文对陈炽的生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历史定位等方面作一回顾并提出建议。     

郭嵩焘洋务思想中的船山哲学影响

郭嵩焘是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也是近代湖湘士大夫集团中研究与宣传船山思想的大将与旗手。洋务运动作为晚清士大夫面对西方文明冲击所进行的自强求富之政治改革运动,历来被认为是近代中国思想引进与对峙西学的重要一环。而郭嵩焘在推动洋务运动的时候,以船山实学思想作为方法论依托与理论参照来接续西学。在郭嵩焘的洋务思想中,体现了船山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之变革的思考,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中最具启蒙性的代表,船山的哲学方法论在郭嵩焘务实求变的洋务思想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思想与政治变革。     

顾炎武与浙西史学

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 ,始于明清之际。由黄宗羲开创的注重人文价值的浙东史学和由顾炎武开创的注重科学实证的浙西史学 ,分别代表了传统史学近代转型的两种思想进路 ,而浙西史学与同时期兴起的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更具有本质上相通的可比性。从顾炎武对“六经皆史”的史事论证 ,到钱大昕论“《尚书》《春秋》实为史学之权舆” ,反映了中国学术从经学独尊向着建立以史学统摄经学的近代历史科学转型的趋向 ;从顾炎武拒斥“《春秋》笔削大义微言” ,到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对“《春秋》笔法”和“宋儒法戒”的全面批判 ,确立了以求真为史学之最高宗旨和作为近代历史科学之本质特征的价值中立原则。更为重要的是 ,浙西史学三大家继承了顾炎武“引古筹今”的史学思想 ,在为历史上的改革运动翻案、批判文字狱的专制暴政、阐发具有初步民主色彩的政治思想诸方面 ,不仅思想锋芒更为尖锐 ,而且在学理上亦有所发展和深化。20世纪以来流行的贬低乾嘉史学的观点乃是不合乎历史实际的偏见。     

20世纪初资产阶级“公德”“私德”思想刍议

20世纪初探索近代化过程中,中国资产阶级比较重视传统伦理道德近代转型。他们从改造社会主体出发,深刻揭露批判了封建“公德”“私德”观;指斥封建专制统治、宗法家族制、儒学等是其产生的主要根源:从理论上界定了近代“公德”“私德”及其关系,强调“私德”是“公德”重构之关键,要求融合中西之精华,从改造家族伦理入手培养良好私德,辅以政党培育近代“公德”。其思想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性,有助于塑造近代理想人格,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近代化。     

“日本中华思想”的理论建构与历史影响——以山鹿素行为中心的考察

“日本中华思想”是近世日本学界普遍存在的思想学说,其萌生和发展受中国“华夷思想”的影响,但展现出鲜明的本土特征。以往研究对其理论内涵疏于讨论。山鹿素行的“日本中华思想”具有开创性意义。他在批判和改造宋明儒学的基础上,建构起以“中庸思想”为核心的礼治主义华夷观,从发生论、实践论、目的论三个层面,为日本独占“中华”名号及其对外扩张的所谓“正义性”建构理论基础。当近代日本遭遇欧风美雨的强烈冲击时,山鹿素行“日本中华思想”被日本思想、政治、军事界“重新发现”,成为激发和建构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近代日本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的思想逻辑,与山鹿素行所谓“中华之武威”关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