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词客北朝臣——论金代初期仕金宋人的贰臣心态与人格特征

贰臣是一种人格概念,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中国古代儒家忠君思想观照下的产物,与传统的华夷之辨相关。在地域上,表现为南人北仕;在民族上,表现为汉族士人出仕少数民族政权。由于时代的不同,仕金宋人作为贰臣,有着独特的心态,其人格特征更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他们对金代初期的文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躬耕”的文化意蕴与明遗民的生存悖论——以易堂九子为考察中心

"躬耕"是明末清初遗民自主选择的一种生存常态,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躬耕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耕田种地,而赋予了更加繁复而又沉重的历史文化内涵.此时,隐居躬耕不仅可以在乱世中保全他们的生命,同时又是保全其气节的最佳方式.然而,这又与清初遗民所具有的强烈经世意识相冲突,于是,隐居与经世成为共存于他们思想中的对立的两级,这正是清初明遗民的生存困境."易堂九子"就是其中的典范.     

论十八世纪中朝文人交游的原因

18世纪,中朝文人交流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朝鲜使团频繁出使清朝,为中朝文人的接触与交流提供了前提条件和客观基础。18世纪初期的朝鲜朝文士多是希望见到对明朝怀有深厚感情的清朝士人;此外,朝鲜文士积极接触清朝文人:一方面缘于希望实现贤者嘉会、倾心剧谈的夙愿;另一方面意欲加强双方的文化了解,实现显扬声名的愿望。而一些清朝文人或因赏识、钦佩朝鲜文士的才学,或为了商业目的,或为了看朝鲜朝使者的衣冠及期望得到朝鲜的特产,也主动结交朝鲜文士。     

王昶交游考:以“吴中七子”为代表

清代著名学者王昶,早年入紫阳书院,与钱大昕、王鸣盛、赵升之、曹仁虎、吴企晋、黄文莲并称"吴中七子",彼此之间文酒诗会,相互唱和,相互砥砺,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王昶与"吴中七子"其他成员之间的交游活动,展现了乾嘉时期文人士子的文采交流史,对王昶的全面研究具有极高价值。     

宋代“以诗为词”现象析论

"以诗为词"是一个曾引起宋以及宋以后历代词人议论纷纷的话题。围绕对东坡词的评论,这个现象可以看作是宋词与宋代诗文化心理交融、碰撞和观念整合的一个标志,它代表了词的诗化和雅化转变的关捩点。     

对“排污权”的几点质疑--以“排污权”交易为视角

“排污权”不仅在国外相关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不存在,而且在理论上也无法成立。“排污权”交易向社会传递一种错误的价值判断,违背了环境正义的要求,无法激励排污者进行技术创新和持续减排,对环境保护的作用微不足道。“排污权”交易的实质就是政府管制的市场化扭曲和变异。在排污总量控制和排污配额制度下,用必要的奖励和惩罚措施取代“排污权”交易是较为可行的选择。     

清初朝廷与明遗民关于“治统”与“道统”合法性的较量

明清易代,"非我族类"的满洲贵族入主中原,这在深浸"夷夏大防"观念的汉族士人特别是明遗民看来,不仅意味着汉族"治统"的丧失,更象征着中华文化"道统"面临中断之虞.于是,他们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不承认清廷的合法性.面对这种信任危机,清初统治者一方面在政治上自造"治统",宣示其"得统之正";另一方面在文化上建构"道统",塑造其儒家"道统传人"形象.这样,在清初,围绕清廷"治统"和"道统"合法性问题,在朝廷和明遗民之间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角力.这种发生在朝廷与民间的论争,深刻影响到清初社会秩序的重建,因此检视这一论争的实况,对于深入了解和理解清初政治和文化史意义重大.     

唐君毅“心本体”论美学思想论析

“心本体”论是唐君毅美学思想最重要的哲学基础,这种观点以人类的心灵活动为“体”,而以各种文化意识为心灵活动之“用”。在唐君毅看来,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心灵和精神的求美活动。人们要真正表现美、欣赏美,不仅需要进行各种文学艺术活动,还要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之仁心来要求自己,以不断提升自己的人格境界,养成至真、至善、至美的人格精神。     

“红船精神”与“中国梦”论析

"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之源。在实现"中国梦"的新的历史征程中,我们需要呼唤"红船精神",将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饶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作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灵魂坚持走中国道路,以民族和区域文化为根基弘扬中国精神,以国家独立与进步为己任凝聚中国力量,作为"红船精神"的价值指向,为实现"中国梦"指明路径选择、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今天,进一步理解"红船精神"与"中国梦"的内在逻辑关系,依然是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条件。     

遗民与贰臣：易代之际士人的生存或文化抉择——以明清之际为中心

真正意义上的遗民,即以王朝认同为理由决定不仕的人,而不是一般的隐逸之士。遗民作为符号,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对应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内涵。一般的改朝换代只是朝廷变姓易主,衣冠礼乐还是照旧,从士大夫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感觉不到多大变化。而像赵宋亡于蒙元,朱明为满清取代,异族入主中原,情况就不同了。是文明、文化之亡,也就是顾炎武所谓的“亡天下”,绵延数千年的华夏文明由此面临存亡的危机。本文以明清易代之际为例,从遗民与文化守护之责、清初士大夫群体的分化、贰臣所处的舆论环境三方面,分析身处其间的士大夫所做出的生存策略或文化认同的抉择。     

论清圣祖的遗民策略--以"博学鸿儒科"为考察中心

在清初社会秩序的重建过程中,明遗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异己力量。他们眷恋故国,心怀恢复理想,对新朝采取敌视和不合作态度。清圣祖亲政以后,有鉴于顺治和四大臣辅政时期激烈的民族矛盾,以及遗民与新朝的紧张关系,调整政策,其中在对明遗民的争取方面,采取和实施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遗民策略,这包括:营造相对宽松的政治生态,诏举“博学鸿儒科”,以及重开《明史》馆。在圣祖政策的感召下,明遗民整体上发生了深层蜕变,逐渐由敌视到认同,由反抗到亲附。     

宋荦与“江左十五子”交游考

作为成长于新朝的清第一代文人代表,“江左十五子”在康熙后期到雍正年间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诗从前期向中期转化过渡阶段的众多现象。而“十五子”作为一个文学群体的构建,源于宋荦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选刻的《江左十五子诗选》。作为选刻者,宋荦无论在人事关系还是诗学倾向上都对该群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以时间为序,从宋荦与“十五子”的交游考证出发,意图回溯“十五子”群体形成过程,探索清初江南诗坛与政治、社会相互缠绕下的深层机理。     

以“污名”为视角探究中国形象的生成与传播机制——兼论“中国威胁论”与“中国梦”的话语博弈

中国形象自古以来就以极为复杂且多变的话语示人,中国形象的生成与建构并不一帆风顺。国家形象表现出多面呈现的趋势。在中西方诸多领域,不同学者对于国家形象的概念各有侧重。"中国威胁"的"污名"从日本肇始,直至西方国家通过其媒介优势实现了"污名"权力话语的跨文化传播,而中国梦话语是规避其负面表征、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法宝。"中国威胁"的"污名"话语生产是基于历史观、政经界、新闻传播媒介、现代性想象的共同建构。在"中国威胁"话语遭遇中国梦后,呈现话语的挪用与重组、转型再建构的过程。以批判性视野审视"西方话语"、兼顾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三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的多维传播是实现"去污化"的可能路径。     

娱乐文化与大众心理研究——以“选秀”为视角

纵观娱乐文化的发展历程,娱乐文化在顺应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满足了大众追求平等、实现自我的心理需求,但也对大众造成了不良的心理影响。拜金主义的盛行和审美情趣的下降,直接导致了娱乐文化内涵的空壳化。因此,规范娱乐文化,应当提升娱乐文化的品位、突出娱乐文化的德育功能、扩大娱乐文化的层次性、对娱乐文化进行本土化创新。     

“次道德”研究现状论析

社会公众及学术界自讨论“次道德”以来,大致形成了肯认与否认两种不同的观点,并对“次道德”的概念、行为现象、其产生与被关注背景、肯认意义和倡导上的可操作性等方面作出了思考,但仍有不少问题亟需进一步研究。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以“紧箍儿”、“胡僧药”与“冷香丸”为例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的传统自唐代发生,至元明间《三国演义》、《水浒传》逐渐被突出起来,但至明中叶《西游记》写"紧箍儿"始,才有了真正作用于人物性格命运的物象设计,至《金瓶梅》写"胡僧药"、《红楼梦》写"冷香丸"而渐次发扬光大。其后先相承,显示了中国古代小说在"文学是人学"方向上的进步,而其为物之来历与作用大都神异怪诞,表明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尤其是中心人物形象,虽在细节的写实上可能精妙绝伦,但其基本性格命运却多因作者的意图而成,很大程度上是作家理念的产物,与西方所谓"现实主义"的风格相去甚远。我们切不可只是套用西方文论来解读中国古代小说,而应从文本出发,适当参照西方理论,独立自主地发现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点与独特内涵。     

论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观——以“三个有利于”标准为视角

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观是当代中国发展问题与唯物辩证法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有机组成部分。邓小平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体现了以人为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思想,是邓小平社会发展观的精辟概括。     

“清官”论析

一、关于“清官”的研究 关于“清官”问题,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有过相当激烈的学术争鸣与政治争论。50年代末．毛泽东针对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共产党内部出现的徇私枉法等现象,向党内同志提出了学习明代“清官”海瑞的号召,亦即提出了共产党人要发扬对人民负责、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的品格以及丢弃曲意逢迎的思想作风等问题。在这样的政治、历史背景下,     

张爱玲笔下的“新女性”形象论析

在张爱玲的笔下,生活着这样一群女性。她们生活在大都市,受过一些教育,有一些见识与智慧,不少人还有独立的职业,因此,被称为“新女性”。但她们的生活似乎并没有与时代同步,追求物质享受,成为“女结婚员”依旧是她们追求的目标。然而她们的结局却是或死或伤,或沦为情妇,或变成高级妓女,或成为“活寡妇”,始终摆脱不了命运的桎梏,从而陷入生命的荒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