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贰臣”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二月初三,诏命国史馆编列明季《贰臣传》。所谓“贰臣”,是指王朝易代之季,兼仕两朝的大臣。乾隆认为,在明朝已登仕途又在清朝做官的人,明史里不能为他们列传,把他们和一般汉臣同样载入清史列传里,“亦非所以昭褒贬之公”①。所以,他决定“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②。谕旨最后说,让国史馆总裁“查考姓名事实,逐一类推,编列成传,陆续进呈,候     

“诗”之“言”——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孔子诗学视域中“不学诗,无以言”,从“诗”之意义视域的转换、“学诗”与“学礼”的对应、“诗”之“言”的价值依据,推动了孔子诗学“哲学的突破”。“《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意味着孔子诗学的道德取向、语辞与语气的温文尔雅、“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执礼”与“仁”的相通。我们既不能仅以现代汉语的修辞方式,也不能以古希腊哲学传统的诗性语言,来评判孔子诗学视域中“诗”之“言”与“雅言”的思想价值,唯其如此,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才能得到更合理的安顿与理解。     

朱熹的“理”与道德理性

“理”是朱熹思想的核心。“理”逻辑上先在 ,且构成万物存在的根据 ,“理一分殊”体现为本体与现象 ,普遍与特殊的统一。道德理性即是“应当” ,是人们行为的唯一律令 ,具有超越性神圣性。“格物致知”作为人格陶铸的内在要求 ,是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不断进步的必要过程 ,最终指向人性的完满。     

“三讲”是“两课”教师素质修养的指南

通过对“两课”的特点及“两课”教师肩负使命的分析 ,可以肯定“‘三讲’是‘两课’教师素质修养的指南”这一命题。由此我们可以明确“讲学习”对提高“两课”教师的业务素质、“讲政治”对提高“两课”教师的思想素质、“讲正气”对提高“两课”教师人格素质的重要作用。     

从“新民”到“四有新人”之塑造看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的作用

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表现出超越时代、开放吸纳、不断走向未来的潜能及斩不断的强大生命力。文化重构实质是人格或人的价值观念重构 ,文化变革的关键在于调整和改变人格 ,即塑造“新民”或“新人”。儒家“新民”思想表明 ,儒学将随中国文化的变革而发生转化 ;近代梁启超“新民说”对儒家“新民”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毛泽东“新人”观中的儒家思想成分 ;邓小平“四有新人”观与儒家文化的自然联系 ,都表明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具有重要地位 ,也表明儒学具有与现代文化相融合并发生转换和走向现代化的特性。     

“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与“现代化”——胡适“全盘西化”之真义

胡适不是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使用“全盘西化”一词的 ,他的“全盘西化”在理论上不能成立 ;胡适提出“全盘西化”口号的真正意图是“取法乎上 ,仅得其中”的改造中国旧文化的策略 ,他的目的是要创建一个中国本位的“新文化” ;不论是“全盘西化” ,还是“全力现代化”、“充分世界化” ,其内涵都是科学化、技术化、民主化 ,这实际上是胡适朦胧的现代化思想     

王夫之的文学流派习气批评和明代“霸统”“魔诗”批判

作为明遗民的王夫之,时文学流派的建立及其恶劣模仿造作习气和明代的前后七子派、竟陵派的领袖人物有着前后贯穿、非常强烈辛辣的批判,其间又对明初闽派、西江派的宗法不高和茶陵派的取法不正有着文学流派观念的不满,表现出其与钱谦益同样溢出正气之外的“戾气”作风.     

一脉相承 与时俱进——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

“三个有利于”同“三个代表”一脉相承 ,在理论与实践的最终归宿上也是相同的 ;两者的共同前提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两者的核心和根本是发展生产力 ,两者的落脚点是人民群众的利益。“三个代表”是“三个有利于”的深化和展开 ,是对“三个有利于”的丰富与发展     

对老子“圣人”等人格概念的联想与解读

“圣人”是《老子》中的理想人格,远离具体事务, “君子”、“侯王”等是具体的现实人格,忙碌于尘世之中.理想人格的力量渗入现实人格,现实人格有通达“道”的可能.从历史渊源与对具体事务的关系等方面对二者的定位予以考察.并对王弼、河上公本中“君子”、“圣人”概念的置换提出自己的看法.对这些人格概念的灵活使用有利于减少现代社会理想与现实的隔阂.     

我的学术概况——“三管齐下”研究“一分为三”

1982年春,我在哲学上倡导“一分为三”命题,尔后坚持研究24年。我是“三管齐下”从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的:第一“管”是不断地深入研究“一分为三”的基本原理;第二“管”是不断地进行学术争鸣,力争通过学术争鸣使“一分为三”的基本原理得到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并且扩大其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影响;第三“管”是将“一分为三”的基本原理拓展到各门学科当中,从而激活新文思。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四有”新人的培养

“四有”新人是新时期的理想人格模式 ,结合市场经济 ,这种人格模式的培养与建构实际上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相得益彰的关系。市场经济的建构有利于“四有”新人的培养 ,而“四有”新人的培养又对市场经济提供道德支持。着眼于市场经济和培养“四有”新人的关系 ,会使我们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论语》的“乐学论”解读

要真正理解和把握《论语》的“乐学论”,首先需要弄清楚孔子所言“学”何谓、如何“学”、为何“学”这三个问题。本文通过深入探讨这三个问题得出以下结论：“学”是“成己”,是乐在心,故谓之“独乐”;“时习之”是“成己”并“成物”,是乐主发散在外,故谓之“众乐”;为己学而“乐”,是“成己”而后“成物”之乐,故谓之“至乐”。     

《离骚》“内美”与屈原的美学思想

“内美”是窥见屈原美学思想的重要窗口。《离骚》“内美”在内容上是蕴含楚国民族精神之“义”的内化,当其外化为行为方式后即表现为“中正”人格。“中正”是真、善合一的形式美概念,但其本质是美真统一,从而与儒、道美学形成根本对立。     

试论孔子的“勇”德

在孔子的“仁”学体系里理解其“勇”德思想,可以清楚看到,他所说的“勇”作为德性的内在构成要素之一,与“仁”、“智”共同构成了孔子理想人格的德性基础。就人的德性境界而言,孔子的“仁”不是一个纯粹外在的目标与追求,而是关乎自己本身、来源于自身本性的一种生存状态。“勇”则是指源于人的道德本性的直觉任情和意志自由、自控。当“仁”展开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或是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伦理思想“,勇”则更为强调道德理性对欲念的抑制,侧重于人的精神层面的坚定的道德信念和德行能力,表现为对刚健与柔顺二者的平衡、把握,也就是合乎中庸之道。同时,孔子也兼顾到社会价值目标对“勇”德的导向性,强调以“义”制“勇”的价值观。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什么”、“怎么”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什么”、“怎么”的研究非常热门,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什么”、“怎么”的来源;“什么”、“怎么”的语法结构;“什么”、“怎么”的语法意义及语法用法。     

新时代“雷锋精神”的内涵及弘扬途径

“雷锋精神”作为新时代中国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曾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新时代为更好发扬“雷锋精神”,应阐释“雷锋精神”“形而下”与“形而上”双重向度的内涵,就其本身的产生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而言,它就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而下”的真实存在;就其作为一种社会精神而言,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建构和发展的过程,即它也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就对未来社会创造和追求的价值而言,它也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作为一种精神,它既是一种“形而下”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只有作为一种“形而下”的存在,它才能在现实社会中得到落实或实现;只有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它才能在社会发展中与时俱进,彰显生命力和活力。就目前“雷锋精神”落实的现状和中国现实社会状况而言,应从三个方面进行弘扬：第一,通过文化道德教育途径弘扬“雷锋精神”;第二,通过“典型模范”的示范力量感染众人,对“雷锋精神”产生浓厚的情感;第三,通过社会法律制度落实“雷锋精神”。     

存道:明遗民群体的价值体认

亡国以后,明遗民群体面临自我价值的重建,儒家思想传统中作为价值基础的"道"成为其审视世界与自我的立足点.在他们看来,明亡以后,异族对政权的掌握意味着道与现实政治的分离,天下从此陷入了混淆颠倒之中;而其人生选择中所体现的道,是世界恢复到正常秩序的唯一凭借.其内容为儒家文化传统,其核心是人伦秩序及其规范下的道德原则.明遗民的"存道",实质是通过保持本民族价值观,以保存重建独立民族国家可能性的精神性退守.     

《爱莲说》主旨新探

荷花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比德”之花。宋代周敦颐《爱莲说》将荷花抬到了“君子花”的高度 ,成为士大夫人格的完美象征。本文对“君子”人格内涵进行剖析。“出淤泥而不染”不是对佛教典故的简单因袭 ,而是阐明了心性修养的重要性 ;“中通外直”是理学心性修养学说、道德自隆意识与立身处世、伦理责任的有机统一 ,本体论与方法论的有机统一。《爱莲说》中其他关于荷花性状的描写也是“君子”人格的物态化展示。     

从“诠释”走向“激活”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五代文学”“十国文学”概念史与论说语境

“五代文学”“十国文学”概念的形成受“正统观”影响,对之应进行必要的概念史研究。“正统观”是一种具有极大争议性的国家观、民族观,其中有可以丰富文明史观、文化史观的精神和内容,自不必完全否定。但论正统是否存在,应以道统的存续为根本,以文化的质态为基础,同时既要看到阶段性分裂割据,更要看到发展后的接续整合。故宋初正统“三绝三续”说应该得到重新审视,注意分裂时期政治文化的过渡性质和战争形式的文化碰撞意义;中华文化版图的长期一体存在应该得到认知,注意文学史的客观性与完整性;史学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区分应当成为学术自觉,注意文学史发展的内生性与相沿规律。如此才能客观看待和深入研究“五代文学”和“十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