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第一支建制骑兵的史学思考

据对史料考证,先秦时期赵国的骑兵可谓是中国第一支建制骑兵。围绕这一问题予以进一步的史学考察,很有必要。本文首先否定了赵国的骑兵起源于赵襄子时期或赵肃侯时期的说法,而肯定了它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的成果。其次,对赵国骑兵的兵源、武器配备、战马来源及战术训练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对赵国骑兵的真实威力进行了评价。最后,从人员、武器、马匹等方面分析了赵国骑兵的局限性。     

关于中国第一支建制骑兵的史学思考

据对史料考证,先秦时期赵国的骑兵可谓是中国第一支建制骑兵.围绕这一问题予以进一步的史学考察,很有必要.本文首先否定了赵国的骑兵起源于赵襄子时期或赵肃侯时期的说法,而肯定了它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的成果.其次,对赵国骑兵的兵源、武器配备、战马来源及战术训练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对赵国骑兵的真实威力进行了评价.最后,从人员、武器、马匹等方面分析了赵国骑兵的局限性.     

北宋买马社考

北宋与夏、辽为邻,边界万里.因沿边许多地区,“川原夷旷,便于骑战”。所以,如何对付夏、辽精锐骑兵的奔突侵袭,成了困扰北宋王朝的一个重大问题.宋一方面在沿边采取开挖塘泊、广种榆柳、深沟高垒,修筑堡寨等措施以限北骑,另一方面力图发展自己的骑兵与夏、辽抗衡。沿边市马,耗资甚巨,“罢之则绝戎人,行之则困中国”,而利用民间力量没置买马社,则简便易成,颇有成效,对北宋马军的建设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骑兵战术的新发展

西汉末东汉初,骑兵开始装备高马鞍,增加了骑乘的舒适度.西晋,马镫开始应用于骑乘.十六国时期骑兵装备双马镫.高马鞍和双马镫的应用导致了骑兵战术的新变化,使得重装骑兵成为可能.正面攻击、中央突破和长途奔袭的骑兵战术,标志着魏晋南北朝时期骑兵战术的新发展.     

契丹史研究的新成果——黄凤岐著《契丹史研究》评介

在学术研究的百花园里 ,最近又有一部新书问世 ,这就是由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黄凤岐先生撰著的《契丹史研究》。读过之后 ,受益匪浅 ,感到有必要作一评介。　　该书共分八章 ,并有前言“契丹族对祖国历史的贡献”与附录“契丹历史大事年表”,分别讨论了契丹族的族源和族属、契丹族的历史、契丹族的政治、契丹族的经济、契丹族的军事、契丹族的文化、契丹族的习俗、契丹族与周边的关系 ,总计 3 2万字。在“前言”中 ,作者有较精辟的论述 ,充分肯定了契丹族的历史贡献 ,诸如为中国走向统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对北中国的开发建设 ,稳定…     

宋金元时期冷兵器的技术管控及其对战争的影响

宋代对弓弩等制作技术复杂的大杀伤力武器进行了严格的管控,在同北方政权的军事斗争中,宋军对神臂弓等弓弩武器进行了一系列改良与革新。同时,金、蒙军队对此亦有所因应,其主要措施有仿制和加强改进骑兵战术两种,最终促进了武器技术与军事战术的交替进步。宋军试图以技术管控之方式维持弓弩对骑兵的优势,但因战役层面失利而最终失败,以骑兵为主要作战手段的金元军队虽然对神臂弓有所仿制,但未给以足够的重视。     

《大学语文》古文注释商榷

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用书《大学语文》《张之强主编）是北京市自学考试的必用教材,笔者忝教《大学语文》多年,对其中古文部分的个别注释存有疑问,故不揣冒昧提出个人意见,以求教于同行。（１）第４１页《李将军列传》注［３］原注：骑郎将———统帅骑兵的将领,秩...     

金朝西北部契丹等游牧民族的部族、糺制度研究

金朝对西北地区驻牧的契丹等游牧民族,保持原辽朝的社会组织形式——部族、糺,对其进行统治。“糺”偏重军事,部族侧重于生产,皆为金朝分番守边。金朝任命的部族、糺长官女真人多,契丹人少,下属官员则以游牧部族的本族人为主,在强化统治的同时对游牧部族实行因俗而治。海陵王末年爆发了大规模契丹抗金斗争,在平叛之后,金世宗采取了一系列防范契丹人的措施,但仍未能完全阻止契丹人反抗女真统治的斗争。     

内蒙古养马业发展简史

历史 内蒙古养马业,在我国古代就有了很大发展。据历史文献记载:汉朝时,“云中川(按:今呼和浩特一带)自东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有余里;每岁孟秋,马常大集,略为满川。”公元前二百年,冒顿单于在大同附近以四十万骑兵围困汉高祖,曾以马的颜色分类编队“匈奴骑,其西方局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马卒)马。”可见不仅是马的数量多,种类也多,这说明当时的养马业非常发达。在我国唐代,伟大的诗人白居易有“阴山道,阴山道,纥逻敦肥水泉好;每至戎人送马时,道旁千里无纤草”的名句。这段诗中描写了当时居住在阴山一带的游牧民族,每逢与中原汉族进行交易时,阴山道上那茂盛的野草,被过路的马群吃得净光的景象。我国宋代,契丹族强盛起来,几乎占领了内蒙     

辽墓反映的契丹人汉化与汉人契丹化

辽代出现了契丹人汉化与汉人契丹化的民族文化融合现象。辽西地区和燕云地区由于历史传统和民族构成的差异,在民族文化融合上呈现出不同特点。辽代墓葬资料反映出辽西地区民族文化融合强烈,契丹人汉化是整体性的,是历史发展趋势;部分汉人高官墓呈现出强烈的契丹化倾向,甚至完全契丹化。燕云地区民族文化融合相对较弱,汉人平民墓地和高官墓在葬俗上没有契丹化,但在日常的服饰、出行方式上出现了契丹化。这与契丹为统治民族,契丹文化上升为国俗地位有直接关系。     

《契丹国志》的编纂特色与史学价值

<契丹国志>是南宋末年叶隆礼所撰写的一部最早以契丹民族所建政权为记述主体的史书,在历史编纂方面具有鲜明时代特色.作者通过成熟的编撰技巧,运用纪、传等形式,客观地反映出契丹民族历史的发展大势与各族人物活跃于民族交融历史舞台上的生动事迹.<契丹国志>还客观记录了契丹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和汉化进程,因而在中国史学史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叶隆礼有过人的史识,在史著中大量记载了契丹皇朝盛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具有强烈的历史"资鉴"意识.     

金代前期军事心理战论析

金人战胜比自己强大的辽和北宋王朝过程中,所运用的军事战略战术值得探究,特别是金代女真武将以辽、宋将帅为主要目标,引导和控制其心理活动,使其判断失误,决策失措的军事谋略心理战;以及通过示形造势,使辽、宋将帅产生恐惧、疑虑和动摇,放弃与金作战的军事威慑心理战的运用,使金多次出奇制胜,打败强大的对手,出色完成军事战略任务。     

辽代都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学术界对辽代都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京的朝向、上京"城分南北"的原因、中京城的历史功能、辽代都城对中原都城制度的仿效等相关问题上,并出现了不同的见解及其争论,有必要综合既有的意见,对各问题加以进一步研究探讨。     

两宋时期西北少数民族政权特色述论

两宋时期,在西北地区活动的吐蕃、回鹘、契丹等民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西凉府吐蕃六谷联盟是"蕃汉联盟"。世袭首领与册封官职并存;唃厮啰政权是以部落为政权的基层组织,"国主"与"议事厅"是其政治特色;高昌回鹘采用王制;甘州回鹘实行部落领主制,官号沿用突厥语名号,但兼采汉制;喀喇汗王朝的政治体制是双王制与封地制;西辽继续实行"两部制",制定了禁止分封土地、中央控制军队、减轻赋税、实行羁縻等基本政策。这些民族政权机构、政治制度及其政策等,均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与地域性。     

石刻所见辽代监察狱案警巡系统职官考——《辽史·百官志》补遗之三

辽代官制承唐仿宋,监察狱案警巡系统的职官亦不例外。但由于《辽史.百官志》的疏漏,大量辽代监察狱案警巡系统的职官不见记载。钩沉出土的辽代石刻文字资料,可对辽代监察弹劾类职官、狱案审理类职官以及警巡治安类职官进行考证,以弥补《辽史.百官志》记载的缺漏,并有益于学者对辽代法律监察制度史的研究。     

辽代上京留守选任研究

着重从家庭出身、入仕途径和仕宦资历等三个方面分析辽代上京留守选任,大量契丹世家大族和少量汉族入选为上京留守,体现出选任上京留守的民族性和一定的开放性,民族融合明显,契丹皇帝在选任上京留守时具有主导权,这些将对推动辽代五京留守研究起到积极作用。     

北方地域文化与辽金元文学

辽金元时期 ,随着“北方”地域文化生态的变迁 ,大量的非汉族作家出现于文坛 ,少数民族语文学获得较高水平的发展 ,中原文学的中心也由传统的中原地区而向北转移 ,独立的北方文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繁荣。辽金元文学作为北方地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载体 ,其基本风貌和审美品质 ,实际上也是北方文化与文学传统滋养的结果 ,是对北方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辽金元地域文化为北方游牧、半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与中原传统的农耕文化的交汇与融合的产物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上的三朝文学 ,所体现的社会审美意识、文学观念及其创作的内容、形式和风格等方面也相应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     

强力与绥怀:辽宋民族政策比较研究

辽宋都继承了唐朝在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府州的政策,奉行因俗而治的方针,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立了具有民族特点的行政建置。比较而言,宋对少数民族的统辖不如辽紧密。辽宋民族政策的差异,主要是因为辽契丹统治集团与宋汉族统治集团的政治理念不同,前者重在强力统治,以获取直接的经济利益和兵力的补充为目的;后者则重在绥怀,以寻求民族地区的稳定为目的,不惜以钱、物的赏赐来赢得少数民族的臣服。辽宋这两种不同的民族政策,对以后的各王朝都具有相当影响。     

宋辽金俗文学交流若干事实的文学史意义

《蓬蓬花》、《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等辽代歌曲流行于北宋末的汴京,它们是宋辽俗文学交流的缩影。宋辽俗文学交流的历史可溯源于契丹与五代的文学交流。辽代俗文学的发展,为北曲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宋金俗文学交流始于金灭北宋。金院本在吸收、改造了宋杂剧的艺术成分后,最后发展成元杂剧;而宋杂剧在南方的发展则是融入南戏或自然消亡。因此,元曲和元杂剧的形成,本质上是宋辽、宋金之间俗文学交流的结果。     

晚清今文经学的嬗变

晚清今文经学的嬗变是与晚清政治环境、社会变迁息息相关的。其嬗变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常州学派的崛起,标志着今文经学复兴的开始;经过龚自珍、魏源等的再造,今文经学与现实政治密切结合;通过皮锡瑞、廖平等的努力,今文经学得以继续拓展和兴盛;康有为托古改制,今文经学从异彩走向异端,失去了维护封建统治制度的本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