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文笔说的发轫与用意

嘉道时期,阮元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考辨文笔,定唐宋古文为笔,非继承孔圣文统之"文",以此奠立文选正统,排斥桐城古文,又通过策问学海堂弟子扩张推广其文笔观.论者多视此事为单纯的文体之争,或是汉宋之争漫入文学领域的反应,离阮元本意较远.阮元厘正文笔,旨在树立文选正统,有维护家族荣誉与自身学统之意,更有隐刺方苞所定四书文程式的内涵.此举与其偏重科考第二三场经解史策、贬低四书文以引导经解之学密切配合.     

文道离合与元代文学思潮

道统与文统说形成于南宋。元承宋后 ,道统与文统的关系问题 ,就成为影响元代文学思潮特别是文章观念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韩愈以至宋初古文家认为道统与文统是二而一之的 ,但宋理学家认为“文章害道” ,于是形成义理之学与辞章之学的对立 ,此后文、道各有统绪。宋末及元人认为 ,这种文道分离 ,造成了文道俱弊的局面 ,于是倡导文道合一。元中期代表性的文风就是在文道合一的理论背景下形成的。但元中后期道统衰微 ,文人们又有离道的倾向 ,文道又呈分离之势。在文人离道倾向影响下 ,生发出元末文学思想解放的萌动。     

论黄宗羲的文统观

文统观在儒家学者那里往往是道统、学统思想在文学领域的延伸和继续.黄宗羲在宋明儒学史的视野中,确立起王阳明心学的正统地位,并自任这一学统的继承者.基于此,在文学领域颇具才情和开拓精神的黄宗羲以浙东甬上一地为中心,开展了一系列复续文章之统的实践活动.既有的学者立场和正统观念,使得黄宗羲在文统问题的表述上,更多地以儒学的思想价值为主导,文学发展的历史和作品的审美价值相应地不免有所屈就和回避.     

明初未用“八股取士”考

“八股取士”是“专取‘四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的科举取士制度。(张廷玉《明史·选举志二》,下未注明者均同。) 论明清史之学者,往往称此始于明初,(《明史》称此为“太祖和刘基所定。”)私见以为是不妥的。     

阮元与清代经学

文章不赞成对阮元的经学持否定态度。主张把阮元的经学放在明清之际学术流变中去考察;放在嘉道时期社会矛盾、社会发展客观现实中去认识;放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去理解。认为阮元继承了由顾炎武开创的考据学的传统,承袭了乾嘉学派的主流学说,实事求是地把清代经学推向新境界,在许多方面值得肯定。     

诗教和政教之间的两难——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集》编选和格调诗学的文化意义

风雅诗学的复兴和变异,是清代文学发展的一条线索。风雅诗学变异之原因,是道统、文统与政统之矛盾,而诗教与政教之矛盾在乾隆时期开始变得明显。乾隆时期的诗人沈德潜论诗主格调,宣扬温柔敦厚之诗教,而将忠君爱国认为是儒家诗教之核心。沈德潜的＂雅正＂审美理想,既为对朝廷所倡导的审美风尚之响应,亦为风雅诗教之主动回归。但沈德潜又想超越政治而谈诗,其诗学中潜在的矛盾,在《国朝诗别裁集》编选中得到充分体现,也正是这种矛盾引起了乾隆帝的不满。沈德潜的晚年和身后遭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统、道统与政统之纠葛。     

明代关中曲家的雄峻之气与复古格调

嘉靖文坛逐渐弥漫复古格调,戏曲领域则呈现出承前启后的特性,康海、王九思等关中文士,伴随南北取士的时代背景,身兼复古流派的前七子成员和曲家的双重身份,立足文统体系展开曲论探究,折射出北方文人的典型戏曲观念,既浸染关中地区的雄峻之气,又流露出其时盛行的复古痕迹,无论文坛和曲坛都皆有别样风格,是解读嘉隆曲坛不可或缺的关键内容。     

论朱熹对科举态度的三次转变及其改革主张

明清时期,由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一书被官方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与标准答案,因此,朱熹在当时科举中的地位不断被神化,以致近百年来,人们形成一种传统的观念模式:似乎朱熹是热衷于科举的罪魁祸首,他的《四书章句集注》是束缚人们思想解放的紧箍咒.事实上,朱熹一生中对科举制的态度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的转变:一是启蒙求学阶段,以...     

中州文献之传与金源文派之正——金元“文统”儒士之研究

赵秉文等重估儒学价值的金末儒士勾勒了一个涵盖治道、文辞的历史谱系.元好问在金亡后把这个谱系升格为“文统”,并以承继中州文献之传与金源文派之正而自居,有意和赵复一系北上的南学划清界限.元好问作为一代宗师,在东平等地培养了大量弟子,这些弟子皆擅长治道文章之学,坚守乃师所建构的“文统”,以至于在元初形成为一个大规模的阵营,规定着北方的儒学格局.不但如此,北方“文统”也影响着南学的北上,这主要表现在对南方理学北上的抵制和对理学“流而为文”的引导两个方面.     

八股文与中国文学

作为明清时代数百年间科举取士的核心文体八股文,在本世纪初随着科举制度的消亡而消亡,人们对它早有定评。但是八股文在历史上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很复杂的,这种影响在当时存在,在后来甚至现在也并未完全消失。因此,对其加以具体剖析,也许是不无价值的。八股文的文体说八股又名制义,或曰制艺、时艺、八比、时文、经义、四书文等,因其主体在于四联八股的比偶句,故俗称八股。这个俗名多少有点贬义,表明明清及以后人对它的态度。但是一篇八股文有许多要件,有繁复的规定与戒律,比起其他格律性的文体如格律诗要复杂得多,比律赋与骈文也复杂,这决定…     

儒家是如何从心性论推出伦理学的--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一种探索

本文通过对儒家的心性论和伦理学之间关系的分析,对不同于西方的中国传统思维模式作了新的探索.文章以<四书>为范本,探讨儒家从心性论推出伦理学的推衍形式问题.文章提出"|→"式的一般思维模型:"|"表示思维的范畴基础,"→"表示思维的推衍进程.据此分析儒家的思维方式的中国特质,认为其根据是心性结构,其范畴基础是纯粹关系,其推衍方式是关系映射,其结果是一个伦理的意义世界.     

顾炎武与中国传统学术的转型

顾炎武素称清代学术之祖,对中国传统学术转型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学术研究既分门别类,又相互贯通;既专注于对纯粹学术问题的研究,以提升理论思维水平,也力主通经致用,关注社会现实.他的学术研究及其方法论,开启了乾嘉时期朴学的先河,对有清一代的学术发展乃至中国传统学术转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论杨廷筠思想之矛盾性

作为明清之际最虔诚的中国天主教徒,杨廷筠的思想充满了矛盾.他既想要维护儒家思想传统,又深深被天主教思想所吸引.他接受了天主教思想中的人性和超性、肉体和灵魂、现世与来世之区分的思维模式,也接受了天主学说、十字架学说、三位一体学说、原罪学说等等.但他又保留了儒家"仁"的思想、伦理思想、圣人观等等,从而使他的思想体系矛盾重重.     

李觏礼乐观辨析

李觏“礼乐观”,既承续了孔子的传统,又有大异其趣之见解。其重内外之统一、倡礼乐之实用、顺人情之自然的主张,以及重视通变疏达、人事功利、礼乐教化等思想,都可归之于极具实用精神的“礼统观”。李觏是中国古代罕见的制度———实用论者,对宋代儒学与明清实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易专》之"错杂"与人文

《易传》中遍布着的"错杂"观念,是"文"的精神的体现。《易传》以"错杂"释"文",不仅意味着充实丰富、开放包容,反对单一纯粹;而且它对异质共存的肯定还为"文"注入了相济相推的动力,促成了"文"的活动性与生命感,从而使之超越单纯的空间性秩序,成为兼具时间性的存在历程;并利用"以他平他"之理,在此时空历程中谋求动态平衡。所以,《易传》之"文"不是现成的或完成的,而是处于"变动不居"的生成过程之中的。它不仅表现为一种错杂的感性形式,而且还是宇宙万物之整体的、变动性的存在。它既"富有""日新",又广大和谐。在《易传》这样的"文"与人文的理想影响下,中国文化以其开放的心胸,不断吸收"他"质,一体同仁,形成广大的空间格局和悠久的时间绵延,成为世界上唯一持续至今的文明古国及大国。这是通过《易传》之"错杂"的丰厚内涵而获得的中国"文"与人文传统的重要启示。     

学统建构与文论之争——章学诚与桐城派古文理论之比较

清代学人的学统意识比较明显.桐城派合程朱道统与韩欧文统于一身,成为清代文论的中坚.章学诚生当桐城派兴盛之际,其以史统文的学术取向遂与桐城派在古文理论上产生了争论.鉴于桐城派文论学者论述已多,本文着重阐述章学诚的古文理论,从学统与文统,学与文,义法与清真等方面比较章学诚与桐城派尤其是与姚鼐古文理论之异同.     

黄宗羲“明文正宗”说的文学史思考

何为"明文正宗",历来争讼纷然,清初尤剧。黄宗羲"明文正宗"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批评观念。黄宗羲鼓吹浙东文统,他将归有光与震川后派娄坚、唐时升、钱谦益、顾大韶、张大复、艾南英列入"明文正宗",又提出一些批评看法,值得详作剖析。自明嘉靖起,以震川一派为代表的吴中文统与浙东文统多有交叉融合。黄宗羲与震川一派论文相合有五:根柢"六经";参之以史;不染七子复古习气;非八股时文样式;"一往情深"。黄宗羲与震川一派不相合有四:不满震川一派经史研讨之功稍疏;独尊阳明之学与阳明之文;论文不离浙东学统;批评震川后派摹仿熙甫文法。相合五条可见其相近的"明文正宗"评价标准,不合四条体现了黄宗羲独特的明文批评理论。黄宗羲之说虽有历史与地域局限性,但足可概观一代文章大端,对清代文章主流风格的演变影响深远。     

试论刘师培家学传统与扬州学派的关系——由《江南乡试墨卷》说起

刘师培《江南乡试墨卷》四文表现出知识开阔、了悟四书之学、洞彻汉代史学、熟悉元代军事以及时政要闻的特点,从中可以看出刘氏家学渊源与扬州学派之影响。刘氏四世传经,师培为扬州学派殿军人物。文章从学术传承与学术生态方面考察刘师培学术的现代转型,认为刘师培在传承与弘扬家学、扬州学派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其学术实现了时代的突破,从而确定了刘师培在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     

陈子龙论“温柔敦厚”——兼论中国古代范畴阐释中的“既/又”思维模式

陈子龙对"温柔敦厚"的阐释是丰富驳杂的。他既主张诗应有"温厚之旨",又认为"温厚"之诗不足以"写哀宣志";既认为"悲愤峭激""不平之气"不违背"风人之义",又为"婉刺"提供了多种策略。这些思想使得他的"温柔敦厚"阐释既富张力又具有内在的统一性。陈子龙论"温柔敦厚"过程中的"既/又"结构,实际上是中国古典范畴拓展性阐释中的一种普遍思维方式,折射出在传统资源背景下进行创造性阐释的复杂性。     

古代文人对诸葛亮的评价及其思维走向

从魏晋到明清,文人们对诸葛亮评价的主流,是由客观平直到玄虚空泛,由褒贬不一到绝对肯定,思维方式愈益呈现出道德化、绝对化的倾向.对诸葛亮忠义的阐释过程,使文人们越来越认同于官方文化.由此,距真实的诸葛亮越走越远,文人的思想日益僵化,民众亦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文人绝对化的思维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