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势治”新论

“势”及“势治”因为涉及君主权势,往往与君主的个人性挂钩。但事实上,韩非包括“势治”在内的政治学建构,旨在塑造某种政治权威。在权威的效力影响下,臣民自发地趋向于“富国强兵”的共同体目标。权威并非君主个人意志的体现,权威的效力指向的也并非君主之私利,由此,“势治”呈现出公共性和客观性。此外,“处势”的主体乃是平常的“中主”,这就排除了君主个人性因素在治理中的作用,将治理的关键归结于制度,这体现了先秦黄老和法家的制度治理精神。对韩非“势治”的整体性分析,有助于重新审视韩非的政治哲学,尤其是其法哲学中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论韩非人情论的价值观意蕴

韩非的人情论不是没有善恶判断的价值中立,置于“相为”关系中就会发现,它蕴含着鲜明丰富的价值观。韩非认为“父诮子怨”的自为心是依赖相为关系而产生的,因而主张“以利之为心”的利他价值观。韩非不是将利他作为善恶的标准,而是作为维护相为关系的方法,它具有工具性价值,终极目的在于通过相为关系凝聚国力、统一天下。只有坚持长远利他,才能增进不同主体的共同利益进而巩固相为关系。富强也是相为关系中不同主体的价值观共识,君主的利他体现在满足臣民的富贵愿望,臣民的利他体现在满足君主的霸王愿望。韩非更深入地认识到自为心会导致君臣利异,根源在于臣民想获得法律制度规定之外的利益。针对君臣利异,韩非提出了公、私之分,公利是践行法治所增进的国家利益;私利不是一般意义的个人利益,而是破坏法制所获得的个人利益。君主要守护公利,要防止臣民破坏法治。韩非强调把公利作为需要维护的核心价值观。     

韩非术治理论的思想渊源摭论

继承各家对于人性“恶”的思考,韩非阐发了自己的人性论,并将对人性的认识作为其术治理论的基点;沿着荀子的思路,韩非进一步发展了“名”的客观性,将“形名”与君主的统治之术联系起来论述;韩非对《老子》所包含的哲学内蕴和政治思想进行了开掘和演绎,并从中发现和解译出符合他自己的术治理论建构的元素,并加以利用。     

市民本位与乐生主义--池莉小说解读之一

对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的热切关注,是池莉小说创作的一根主线,由此出发,市民本位的价值观念和乐生主义的生活哲学构成了池莉小说的两大支撑点在这里,市民本位指的是作者对市民生活状态的赞许和认同,而乐生主义则代表着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信仰和行为准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池莉小说基本可看作是当代中国市民阶层的乐生图.     

韩非思想散论

韩非以成就“霸王之业”作为君主之大利 ,这与战国时代社会发展走向统一的趋势相吻合 ;韩非思想的核心是“势” ;韩非看到了人口增长与社会物质财富增长要协调发展的问题 ,具有进步意义 ;韩非主张的极端专制主义以及阴谋权术是其思想糟粕     

墨子、韩非思想之比较

墨子、韩非分别属于不同的思想派别,其思想有很大的不同,但深入研究会发现二者在某些方面有着相似性,某些方面还可以称为传承性.通过对墨子、韩非思想的研究,把墨子、韩非相通的思想概括为三个方面加以论述:墨子的"尚同"思想与韩非的君主专制主义;墨子"尚贤"与韩非的"因任而授官"的用人之术;墨子的"法仪"与韩非的"法治".     

健康娱乐的伦理功能

身体健康无病、精神无忧而常乐以及德性人格的完善是娱乐伦理的核心内涵。健体和乐生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两者密不可分。人作为娱乐主体,如何在娱乐活动中健体以乐生,忘忧而怡情,并最后在娱乐伦理的引导下,培育德性,成就完善人格,是建构娱乐伦理必须讨论的问题。娱乐使人脱离负面情绪,以积极乐观心态面对世界。中国传统娱乐注重娱乐背后蕴含的伦理,重"礼"轻"争",先"德"后"艺",让人乐在其中。娱乐不仅反映个人道德修养,同时也培养个人的人格。娱乐活动潜移默化、渗透人心,规范人的行为,能增强个体的道德水平,最终塑造良好的道德人格。     

论中国的盛世

本文认为,历朝的第二代君主是一个朝代能否出现盛世直至兴衰的关键,随后的两三代君主必须都是或大多是贤明的君主,才能真正铸就盛世;绝对的太平盛世从不存在.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只出现过4次后世公认的盛世;有些繁荣的年代未被当时和后世称为盛世,是因为那些君主有民众憎恶的"惭德".今日的中国已基本符合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盛世标准.由于以往导致国家无法长盛不衰的因素在今日或是不复存在,或是可被逐步解决,因此,中国应该能长期兴盛,并可能在21世纪形成逾越历代盛世的最辉煌的盛世.     

论陶渊明诗文中的乐生思想——基于死亡视野下的考察

陶渊明既是一位诗人,又是一位思想家,他的人生充满了困惑、艰辛,可他却以苦为乐,对人生不离不弃,表现出浓厚的乐生思想.他这种对生命快乐的体验,大多是在死亡视野下,通过归隐、躬耕、饮酒等途径获得.归隐、躬耕、饮酒就成了他思考人生,试图超越死亡的途径和方式.     

论韩非“因人情而治”的管理方略

韩非全面描述作为管理对象的人的特性,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管理者与管理对象共赢的管理制度。他认为,人情有好恶、有贪欲,需要合作。管理者要设立好恶而引导管理对象的行为;要设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标准并给予相应的奖赏与报酬;要建立遍及各个角落的监督网络并加大对违法的惩处力度。韩非的管理制度由于"因人情"而能动员民众;"上制好恶"造成权力过于集中,没有赋予民众法定的权利,是"因人情而治"的最大缺陷。     

管理哲学视域下的韩非理想人格类型探析

韩非的政治理想,是藉由政治力量构建一个国富兵强的有序社会。而这一理想的实现是通过对人的有效管理为主要途径的。因此,他对社会各阶层所应具有的人格典范提出了期望:就君主而言,韩非提出了能够综合运用"法"、"术"、"势"的"明主"、"明君"的理想人格;对于直接管理百姓的官吏来讲,应重视其"法术之士"的人格塑造;而对处于社会底层的百姓来说,则希望他们成为"耕战有益之民"。在韩非看来,社会中的一切人若都能按照其相应的理想人格之标准行事,则可使国家恢复秩序,走向强大。     

黄宗羲君主政治理论中的"协同治理"思想探析

在黄宗羲的时代虽还没有协同治理这个概念,但国家治理需要统治者分工协同的观念古已有之.黄宗羲继承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君臣协同治理的思想观念,并以此作为批判和否定"三代"以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不具备正当性的理论依据;同时,黄宗羲还从这个基本观念出发,构想了他认为合理的君主政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从而将原来只是着眼于巩固君主统治的传统民本思想,推进到"而在万民之忧乐"的新民本主义.黄宗羲的国家治理社会协同的思想对启蒙近代民主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其本质上是出于维护和改良君主政治的需要,还不能说是近代民主意义上的国家政治思想.     

论韩非以利民为核心的治国理路

利民是韩非的政治理想。他基于利民而追求天下大治;他的理想社会秩序是以民众利益为中心。在"争于力"的时代,利民是赢取民心的手段,也是增强国力的手段。利民并不是简单的给民以利,而是一系列利民策略的逻辑结果。韩非的利民治国策略包括"利出一空、理、法术势"并用。"利出一空"的农战政策之所以能利民,关键在于该政策是君民的共同利益;"理"的治国策略是基于民性弊端与制衡君主权力双重考虑,该治国策略可以明确君臣在农战政策中的利益分配,进而能从量上明确君民之间的利益关系;法术势结合的最大利民价值就是使君臣之间的利益关系更加稳定,明法是为了利民,而术与势之运用是为了更好地明法。     

韩非政治哲学的君主本位观及其思想脉络

韩非政治哲学发挥并坚守了彻底的君主本位观,并以此构建自己的政治理论体系,在关于法、公与私、忠与奸等范畴上展现出了其独特的思想理念。韩非将这些思想理念作了面向现实的延伸,形成了君主独裁、强权为政、重农轻商和文化专制等治国设定,进而把中国传统政治引向了权势为尊的非理性之路。     

浅析韩非子国家治理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韩非子认为人性自利是自然现象,反对对人性作出善恶评价,跳出了性善论与性恶论的窠臼。因此,人性的拯救不能靠道德教化,而是要"顺性因情"、利用人性的自然趋势,因势利导,把人性的自利导向于有利于君主、有利于国家富强的方向。韩非子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分殊,投射到政治上,就产生了德治与法治的差别。韩非子的人性论与治理思想虽然总体上已经早已不适应封建时代后的政治环境,但对今天的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仍然有重要借鉴作用。     

韩非的民本主义思想

韩非的民本主义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凡治天下,必因人情”的治国指导思想;严惩贪官,确保民众经济利益的吏治主张;追求法律公正,保护民众生命财产权利的法制理念。     

儒道两家的苦乐生死观比较

儒道两家都研究人的问题 ,重视人的价值。儒家对人生是积极的 ,主张“乐生” ,“修己安人” ,“修己利人”。道家对人生是顺应的 ,认为生不足喜 ,死不足悲。综合儒道两家 ,都认为人生难得 ,既生为人 ,则需尽人之责任 ,这亦是自然之理     

董仲舒治国方略简论

董仲舒认为只有更化才能把国家治理好。更化的标准是：“为政而直于民”,更化的基本原则是“道不变”。教化既是人性的要求,也是巩固统治的需要。为搞好教化,一是君主立大夫做出榜样;二是安民,使民乐生;三是培养好实施教化的人才。只有罢黜百家,把人们的思想统一到儒家思想上,才能确保政纪法纪的统一,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研究董仲舒的治国方略,有利于我们理解汉武时期的政策,对今天的启迪也是不言而喻的。     

韩非与马基雅维利君主专制论评析

韩非与马基雅维利是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思想家,他们都主张君主专制,用功利的观点来体认社会政治生活,并为君主如何进行统治献计献策,提出了一系列的统治措施,形成了系统的君主专制理论.本文试就韩非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专制理论做简单评论.     

都铎王朝变革对英国民族国家确立的影响

都铎王朝在英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此期间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直接促成了英国民族国家的确立。民族主义是都铎王朝首位君主亨利七世用以维护王位合法性的重要手段,此后由亨利八世出于个人私利而发起的宗教改革则进一步激发了英格兰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民族统一、社会稳定的政治环境,这与都铎君主强化王权、加强中央集权的诉求不谋而合,由此而展开的地方离心势力治理、政府机构改革、军事力量强化、法律体系完善以及海外扩张对内巩固了国王权力和中央政府权威,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外则提升了英国作为新兴民族国家的国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