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大声于海上”——论鲁迅文学发生的蒋百里之环与“中国路径”

鲁迅与蒋百里在东京留学界相遇,浙江同乡会及其会刊《浙江潮》为二人提供了思想交流的公共空间。作为超级读者的鲁迅,不仅认可与接受了《浙江潮》,而且成为其重要的译者与作者。“国魂”与“尚武”之说引起鲁迅的共鸣,并由此开启了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之路。蒋百里触发了鲁迅的第一篇小说译/作《斯巴达之魂》。没有“飞生”,或许不会有“自树”,没有《国魂篇》,或许也不会有《斯巴达之魂》。在鲁迅文学发生的综合机制里,浙江同乡会及其组织者蒋百里是被长期忽视的重要一环。民族主义促进了鲁迅“国民”意识的觉醒,尚武精神也内化为鲁迅的“战士”气质。关于“鲁迅的青年时代”,明治日本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当然是重要的,但并非是唯一的,“中国影响”与“中国路径”也同样需要认真对待。     

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宪政思想论略

宪政思想是康有为指导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提出了“设议院”、“兴民权”、“立宪法”、仿效日本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等较系统的宪政主张。研究康有为的宪政思想,不仅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宪政建设的历史困境和艰难历程有更深刻的体认,也将有助于我们总结维新立宪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推动当今中国的宪政建设。在此,本文拟就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宪政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康有为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以及其宪政思想的西学渊源等作一粗浅的梳理。     

近代以前“日本哲学”的有无之辨——以明治至昭和前期的代表性言论为线索

日本学界虽然没有直接讨论过"日本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但在日本学者间也存在着相关的论述。从明治初期至昭和前期的日本学界,关于"日本哲学"出现了以不同研究对象而阐述的论著,然而基于同样研究对象较为全面的"日本哲学史"却一直没有诞生。关于"日本哲学"之有无,明治初期至中期的学者,通过论及"中国哲学"而使"日本哲学"的存在似乎不言自明。这期间虽然出现了"日本无哲学"的指涉,但学界并不进行其"有无"问题的反思。而在明治后期至昭和初期,一些学者则直接以近代以前日本存在"哲学"为前提,阐述所谓的"日本哲学史"。然而,由于学者各自考察的对象不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关于"日本哲学史"的论著。这是因为,近代以前的日本,作为"日本哲学"的经典文献究竟有哪些并不明确,无论企图切割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系强调日本,还是在中国影响的语境中阐述所谓的"日本哲学",作为"日本的"独自性都难以成立。正是在这种"二难"的困境中,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学界基本上把明治以前的传统文献作为"日本思想史"进行研究,把明治以后的日本人研究西方哲学的相关论著以及采用西方哲学方法撰写的哲学著作,作为"日本哲学"的研究对象。这是迄今为...     

宋著“康有为”的一些问题

三联书店出版宋云彬同志所著“康有为”,是一本材料丰富的傅记,也提出一些较好的意见,像说明康有为的学术思想有好些是受清末学者廖平的影响的,“新学?经考”是继承廖的“辟刘篇”,“孔子改制考”是继承了廖的“知圣篇”而发挥的。这些都帮助了读者进一步去研究“康有为”及中国近代的改良主义,可作读者较好的参考书。但本书中也有些却点或问题,现在提出来供读者及原作者参考: 一、不恰当的夸大康有为个人所起的作用,第一章竞称之为“康有为的时代”。当然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早明确指出康有为在历     

近代中国“国学”的形成与演进(上)

"国学"一词,源于日本江户与明治时代,指的是通过对日本古典文献和固有文化的研究与表彰,以反对长时期占据支配地位的传统儒学与佛学。19世纪末以来,中国几代学人借用"国学"一词,对传统思想与学术重新估定重新诠释。人们或重先秦诸子之学,或重不同时代儒家之学,或重历代在野之学,或重民间通俗之学,构造了各具特色的学术体系。重视对古代文化遗产与外来文化资源作理性的历史的比较的研究,有利于新文化的创造,更能使民族自觉、民族自信立足于特别坚实有力的学术文化基础之上。但是,政客们以倡导"国学"相标榜,则别有所图;一些学人假借"国学"以排外,企图重建文化专制主义统治秩序。他们在"国学"研究中的影响,不容忽视。回顾一百多年来"国学"研究的发展变化历程,当有助于了解今日"国学"重新活跃的背景及其未来可能的路向。     

“美术”殖产:清末的“美术”形象

甲午战后,国人对“美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康有为是较早接触“美术”的人,其对“美术”的认识侧重于实用.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将“美术”等同精技；一方面在于利用“美术”殖产,实践物质救国理论. “美术”一词与日本渊源甚深,自产生之日起便同近代赛会紧密结合,殖产目的十分明显.受日本影响,“美术”殖产受到重视,“美术”一度被当成一种工种而得到倡导,形而下形象相当突出.     

试析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兼论作为思想武器的近代经学

<正> 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身为今文经学大师的康有为所倡导的“托古改制”,是引人注目的一幕史剧,它的悲剧性结局,不仅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格局有关,而且受康有为本人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本文拟通过对康有为“托古改制”及其思想武器——“经学”进行剖析,进而从广阔的历史背景和深层的文化意义上解释:为什么类似康有为“托古改制”的改革在中国不能成功?为什么作为思想武器的近代经学,会由推动改革的工具逐渐变成束缚思想家的精神枷锁?并以此就教于同行与先辈.     

中洲文学的思想内涵

三岛中洲 (1830 - 1919)为日本明治时期的著名儒学家、教育家、汉文学作家 ,与重野成斋、川田江并称为明治三文宗。中洲“奉孔学”、“最好姚江”,其文学创作与社会实践结合紧密 ,表现出“义利合一”、“竞争谦让相济”等经纶思想以及“日新世用”、兼容并蓄等育人理念。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在日本近代文学史、教育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日本新学与黄遵宪政治思想之形成

在日本明治思想界,“自由”多指上天赋予个人的自主之权,“民权”则为人民应当享有的法律权利,两者实即一体两面.黄遵宪抵达日本后,受到明治新学的影响,初步形成了“民权”思想.他从推崇“君民共主”政体出发,认识到“民权”的积极意义,提出了以人民掌握租税、讼狱、警察之权和议政之权的设想.不过,由于倾向将“自由”理解为反礼制和反君主,他始终对“自由”持否定态度.如此一来,其“民权”就成了依附于君权的民权,成了没有“自由”根基的民权.在君权尚不能自保的晚清中国,这样的民权设想显然难获实践.     

试论戊戌新学的几个问题

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千古之变局”。中西文化的碰撞、新旧观念的冲突，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过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１９世纪后期，尤其是戊戌维新时期的新学与旧学之争，中学与西学之辩，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更是举足轻重，有的学者将其称之为“戊戌新文化运动”①。 新学一词，在近代中国实肇源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其时原指东汉新莽之学，维新时期则扩而成为康、梁维新学说的代名词，进而因其牵涉大量西方思想又被等同于西学。本文要讨论的新学，是戊戌时期的新学而非新莽之学。从字面意义看，新学实在“新”字…     

严復思想的分析批判——戊戌变法时期及其前后不久“西学”与“中学”的斗争

严复(公元1853-1921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戊戌变法时期,他是自由派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其政治主张和康有为等基本上是相同的。我们要了解戊戌变法时期改良主义者的社会思想,除必须对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思想进行研究外,对于严复也不能忽略。     

论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的"孔教"构思

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把孔子学说宗教化,一是为了抵抗近代西方侵略,二是为了制衡专制君主,三是为了改良社会风俗,四是出于对人类终极价值的追求。经过康有为改造的“孔教”,发掘出具有普遍人性意义的真理元素,并已留下了近代“西政、西学”影响的深深烙印,从而为“现代性”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创造了有利条件。尽管因各种原因而未实现创教目标,从总体上看,康有为的早期“孔教”思想,为会通中西、推进中国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略论中国“国学”之性格——以日中“国学”之比较为中心

日中两国都先后出现过国学思潮,同为"国学"二字,虽看似相同,内涵却迥异.日本的"国学"是日本众多学问中的一个学术流派,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反思、批判基础上的有传承、有内容的独特的学问体系;代表了日本的民族自觉与民族精神,具有力量、扩张、侵略的性格.而中国的"国学"则自日本引进之日起,内涵就没有得到确切的界定,所指宽泛含混,因而没能形成一个有传承、有内容的独特的学问体系,力量薄弱,故于中国文化之近代反思及复兴方面收效甚微,对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之有效继承及发展方面亦显得不足.因此,在改革开放的新的时代,对国学进行若干反思,使之真正成为中国文化乃至中华民族之精神的集中代表与典范,是为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文明移植”论与康有为后期思想的转向

流亡时期的康有为,确立了"文明移植"观,它强调文明绝不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专有产物,任何文明的繁盛,都是与外部碰撞交流之结晶。由此,康有为断言近代欧洲文明之崛起,并无秘诀可言。只要引进"外来文明的积极因素"——"物质"之学,中国的迅速崛起,亦非难事。通过提升"物质"的地位,康有为力图突破"中体西用"论的坚硬框架,另一方面,康有为又割裂"物质"与道德哲学,拒绝以"物质"标准来评判文明社会的优劣,更倾向于中华文明在精神领域的优位性。由此,在世界文明多样性与中华文明中心主义之间,难以完成其理论的整合性,这也成为解读流亡时期康有为思想从"革新"转向"保守"的关键所在。     

论近代日本的“孔子教”——以服部宇之吉为例

近代日本孔子教阵营参差杂然 ,而且其对孔子教是否是宗教的看法也五花八门。服部宇之吉是近代日本宣扬“孔子教”的代表人物。从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他提倡孔子教的目的在于护教、护国和辨诬三个方面。他宣扬“孔子教”的出发点是作为文化教育宗旨的“尊孔” ,其后逐步发展到将孔子之教解释成醇化皇道、维护国体的教化工具 ,最终沦为军国主义的鹰犬。服部宇之吉的思想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儒学在近代日本的存在形态和基本特征     

“日本中华思想”的理论建构与历史影响——以山鹿素行为中心的考察

“日本中华思想”是近世日本学界普遍存在的思想学说,其萌生和发展受中国“华夷思想”的影响,但展现出鲜明的本土特征。以往研究对其理论内涵疏于讨论。山鹿素行的“日本中华思想”具有开创性意义。他在批判和改造宋明儒学的基础上,建构起以“中庸思想”为核心的礼治主义华夷观,从发生论、实践论、目的论三个层面,为日本独占“中华”名号及其对外扩张的所谓“正义性”建构理论基础。当近代日本遭遇欧风美雨的强烈冲击时,山鹿素行“日本中华思想”被日本思想、政治、军事界“重新发现”,成为激发和建构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近代日本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的思想逻辑,与山鹿素行所谓“中华之武威”关系密切。     

《大同书》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

康有为的《大同书》继承了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仁爱”思想、“公羊三世”说和“大同小康”思想,并用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加以发展和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博爱”哲学、“三世”进化论和“大同”社会理想.同时,又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圣王”政治和君主专制理论、等级观念、宗法观念进行了否定和批判.这种对于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与康有为的学术渊源、《大同书》复杂的理论来源,以及康有为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波格丹诺夫在中国: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沉没的声音”

波格丹诺夫是与列宁同时代的俄国思想家.长期以来,波氏思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影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既没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也没有被纳入其他思潮的谱系之中,成为一种“沉没的声音”.通过系统发掘和梳理史料,可以发现,施存统、周佛海、张伯简等人对波氏的政治经济学思想进行了大量的译介和传播,而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在社会史论战中也大量运用了波氏思想.波格丹诺夫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影响非常之大,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学者构建中国社会史、社会发展史话语体系和判定中国社会性质的重要理论依据,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影响至深.     

论芥川龙之介《落头之谈》中的“中国形象”与反战思想

《落头之谈》是日本近代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创作的一则战争奇谈.作家运用中国志怪小说里面的情节元素与日本战记、游记中有关“中国形象”的套话,设置了“落头”、“神州日报”、“大龙灯”、“辫子”等诸多意象,目的是抨击日本侵略中国的大亚主义思想,揭露当时中、日国民悲惨的生存状态.该小说反映了芥川特有的历史观与反战思想.     

试论近代中国之“国学”研究

本文对近代研究“国学”的４０ 多部专著进行考察,分别从“产生缘由”“定义”“分类”“研究方法”“内涵”五个方面予以分疏,指出所谓“国学”,只是在近代中西文化融汇中,应运而生的怪物,如钱穆言：“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笔者认为,“国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已经成为历史,今天更不应以“新国学”之名重新加以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