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谭嗣同的经典观与国学观

在近代哲学家中,康有为、谭嗣同的国学观最为相近。两人的国学研究都以对国学经典的解读为基础,对孔子的推崇也最为契合。无论康有为、谭嗣同的国学研究还是国学理念的建构,都在两人对国学经典的解读中得以贯彻,并且以更直观的形式反映出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康有为、谭嗣同的国学观与经典观密不可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两人对国学经典的个案解读既构成了其经典观的一部分,也构成了其国学观的一部分。通过比较,既可以直观感受康有为、谭嗣同解读国学经典的不同心态,又可以深刻领悟两人国学理念的不同意趣。     

康有为“大同”理想简析

康有为的《大同书》在对清王朝猛烈抨击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理想的大同社会。它是新兴民族资产阶级政治理想的追求,体现了维新思想的先进性和进步性的一面,同时又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使得他们无法找到中国的真正出路。     

评康有为考辨新学伪经的“采西汉之说”

《新学伪经考》的所谓考辨“伪经”,是以“西汉之说”为判定标准的。但是,从史学的立场分析,康有为的以纬书出于西汉之前,归为西汉之学,并将《史记》中与其结论不合的史料说成是刘歆的作伪,都是难以成立的,而且康有为的说法本身就存在自相矛盾。所以,康有为并没有真正的做到以西汉之说为标准。     

“国学”的回望与开展

国学指中国传统之学术。当代的国学,已经成为一个自然顺应时代变迁和社会精神需求的人文发展过程。它的意义在人们的自然推动下显现了。国学是一个既有其内部分类,各类别又自成一统的科学体系。研究国学应该按照其内在理路和发展脉络,对其进行分疏整合,并用它来构建起当代社会的人文精神。     

韩国东学农民战争及东学与太平天国对儒家思想态度的比较

太平天国起义和东学农民战争是中国和韩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次农民战争。关于太平天国的研究 ,在中国已有很多成果 ,同样关于东学农民战争的研究在韩国也很丰富。可是 ,把两者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在中国、韩国却还很少。事实上 ,两者之间有不少的异同之处。其中 ,太平天国和东学党对儒家思想采取的态度差异明显。太平天国强烈反对儒家传统思想 ,而东学党却在儒家的忠孝思想指导下展开了农民战争。而实际上 ,两个农民战争都没有摆脱儒家传统体系的束缚。本文试图把太平天国和东学党对儒家思想采取的态度作初步的比较研究     

“国学”是否应消亡

"国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简称并非自古就有的概念,近代"国学"热潮与"亡国灭种"的危机、以及民族主义文化思潮不可分割.但把传统"国学"化身为当今"国家最高学术",却是大错特错.当代中国的"国学"不仅包括亘古以来的本土文化,还应容纳"五四"以后榆入的西方现代文明与文化,可称为"新国学".--此种无所不包的"新国学"观恰是对(旧)"国学"的解构.如此以来,"国学"这一称谓是否还有存在之必要?     

康有为“元气”论的美学内涵

康有为从建立在"大同"社会理想上的独特的文化体系和思维方法出发,发展出以"元"为核心范畴的审美意识."元"是本体"其道以元为体,以阴阳为用",起于天地,现于神明,又和于人的内在精神,成为具有审美必然性的浩然元气.从认识论看,"元"具有神圣性,人格性.有"元"而后有"心","元气"即"知气"."元"的审美范畴是人格化的,对"元"的体认通过生命的感悟,天道、地道、人道统一,形成三位一体的审美境界,天人一体,四海一家.在"元气"论基础上建立的"大同"理想,与康德"道德理想社会"相通,从而使美从"元"的本体性走向了人间性,使美的本质安放在了人间世界的立意上.可以说康有为的哲学思想是审美化社会理想的哲学表述,这正是康有为哲学现代性启蒙思想的体现.     

论现代化视野下的“国学”评价

是否符合当今中国时代课题和时代精神的需要,是判断"国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唯一标准。根据这个标准,"国学"作为产生于封建主义社会的农业小生产基础之上的中华传统思想和文化体系,其社会功能和基本精神以及相当大的一部分内容已经与当今中国的时代课题和时代精神相去甚远,因而在中华民族的振兴中能够发挥的作用也受到很大的局限。因此,在"国学"复兴过程当中,必须正确认识"国学"在现代化建设当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处理"中国特色"与"现代化"的关系、继承优秀文化遗产与科学理论创新的关系以及清除"封建主义"遗毒与加强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以免使"国学"的复兴误入歧途。     

浅析康有为的民权思想

康有为作为近代维新派的重要人物和追寻民主的先驱,其民权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康有为的民权思想的确立基础是平等思想和立宪制度,其实现条件是中央设议院和地方自治,其最终归宿是建立公民社会。     

东学运动是不是革命——以韩国学者的研究资料为中心

1894年爆发的东学党起义是韩国近代史上的转折点,一直以来受到韩国史学界和政治学界的瞩目,但对东学运动的性质问题仍然存有争论,笔者综述了东学运动革命说和农民起义说两种观点,认为东学运动称其为“革命”尚不妥当。     

“文明”与“武明”之辩证——康有为“物质救国论”的意义

19、20世纪之交,康有为遍游世界,在研究了现代国家竞争的经验、特别是德国崛起的经验后提出了“物质救国论”的重要主张,其“物质”包括经济、科技和国防三个方面.此论虽然在反对民主革命和文化革命方面显得“保守”,却准确把握了近代以来中国一再失败的直接原因,实际上提出了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及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问题,对我们今天深入理解“硬力量”与“软力量”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试析康有为的科技思想

学界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的政治思想研究较为深透,而对其科技思想的研究则不够充分,本文则是对康有为科技思想研究的专文。文章认为,康有为的科技思想是他丰富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以大量的事实论证了科学的重要性,尖锐地指出了中国国弱民穷是由于科技落后造成的,并就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传统乃至教育体制等方面分析了造成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康有为还提出了发展科技的具体主张：设立学会以开风气;大译西书,创办报刊,以使科技思想深入人心;开办博物院和型图馆以开民智;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为我用。康有为的科技思想在中国的科学发展史上应占一席之地     

“国学”如何可能成为一种“软实力”?——从知识谱系看“国学”的内蕴力量

国学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概念,从知识谱系的角度来看,国学包括三种形式的知识:一是价值之知,如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墨家的兼爱、非攻,道家的道法自然、清静无为,佛教的慈悲等;二是事实之知,如中国历史学著作中关于社会、自然科学的知识,特别是中医中关于人的生理、心理、病理及其治疗的知识;三是形式之知,如汉字、汉语以及通过汉字、汉语所表达出来的思维方式、做事方式、艺术形式等。从知识谱系的角度发掘国学所蕴涵的各种知识,对于提升当代中国的软实力,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     

马一浮主讲浙江大学“国学讲座”始末

仔细考证马一浮浙江大学"国学讲座"始末,可澄清有关竺可桢邀请马一浮至浙大任教、马一浮受聘浙大"国学讲座"等传闻,对马一浮浙大"国学讲座"的影响应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康有为及“孔教派”的儒学宗教观

康有为及"孔教派"从儒教(孔教)的性质、特征、地位与功能等方面改造儒学为宗教,并倡导立儒教(孔教)为国教。这一思想主张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它反映了康有为及"孔教派"对传统儒学的现代诠释和对儒学特质的定位,以及为捍卫传统、挽救传统儒学边缘化与推动传统儒学现代转型所作的努力和尝试。而且,它对二十世纪以来儒学宗教性问题的深入探讨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在学术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试论近代中国之“国学”研究

本文对近代研究“国学”的４０ 多部专著进行考察,分别从“产生缘由”“定义”“分类”“研究方法”“内涵”五个方面予以分疏,指出所谓“国学”,只是在近代中西文化融汇中,应运而生的怪物,如钱穆言：“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笔者认为,“国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已经成为历史,今天更不应以“新国学”之名重新加以提倡     

民国时期的文化论战与“国学”复兴

鸦片战争之后,闭关锁国的中国社会在强势渗入的西方文化影响下,走上了一条变革求新之路。在这个不断拓展的开放过程中,中西文化之争日益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迫切问题。虽然自新文化运动以来西化的大趋势已成定局,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西文化的优劣利弊却存在着极大的分歧。这种分歧在20世纪20、30年代曾经引发了西化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几次大论战,并且随着中国社会现实处境的变化而出现了国学复兴的文化趋势。     

杂志内外的“国学”研究——以1920年代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与东南大学《国学丛刊》为入口

新文化运动后，所谓“国学”的语义转换，考虑“国学”的价值偏移，谈论“国学”的言路变化，以及科学话语、现代大学体制与学术范式更替在其中发生的作用，值得认真辨析。1920年代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与东南大学的《国学丛刊》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入口。《国学季刊》的总体面貌，与主编胡适的倾向密不可分。《国学丛刊》则展现了东南大学学人的思路。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国学”在现代中国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创制过程，受到了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特别是现代化逻辑和合理化设计的塑形。     

康有为“以元统天”论思想探析

西方星云假说对康有为以元统天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天与地相当于西方哲学中宇宙和自然界的概念。所谓天地之理便相当于西方所谓宇宙、自然界的本质规律。而以元统天论的元气说是对中国古代元气论、无限宇宙论以及康德星云假说的继承与发展。西方自然科学影响下康有为元气论思想又是其论述人性理论、价值观念以及政治思想的哲学支撑和重要基础。     

康有为学术中的西学

康有为是维新变法派的领袖人物,也是新学家们的领袖人物。他的《大同书》,根据《春秋》公羊家的三世说与《礼记.礼运篇》的小康大同说、佛教慈悲平等和基督教博爱平等自由的教义、卢梭的天赋人权说,再加上一些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构想出一个大同世界,这是典型的“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代表作和新学家的学问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