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的“第二文本”阐释——文学接受视阈里的张爱玲

自20世纪40年代起,人们一直很关注张爱玲,先后在华语大地上掀起了三次“热潮”。“张热”的成因很复杂,纵观三次“张热”,具有优势地位的“意见领袖”们对文学作品的“第二文本”阐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他们的引领下,更多的受众参与到张爱玲作品的解读中,推动了一次又一次张爱玲热。     

“行”的艺术:现代诗形式新探

现代诗在形式上的核心特征是分行书写,但这一现象并未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中国古典诗歌以平仄、押韵、粘对等内容为其基本的形式特征,可以视为一种韵的艺术,对于现代格律诗有较大的影响。而随着现代诗的发展,它作为行的艺术则逐渐显示出与传统诗歌相异的特质。分行本身为现代诗提供了一种天然的诗意空间,并由此产生了现代诗行的独立性以及行与行之间的疏离性;这种疏离效果在诗中运用的差异,有时成为衡量一首诗晦涩与否的标尺。而现代诗跨行技巧的经营,更是对现代诗的节奏、风格以及其联缀性、多义性等内容有深刻的影响。就现代诗的句法而论,由于行的技巧的使用,也使得现代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延续中国古典诗歌的诸多特征。     

“前《五经》时代”的文本思维与文本诞生

作为经典文本的《五经》之后,是中国古代文本的不断发展时代,而"前《五经》时代"则存在一定的文本形式与文本思维。从文本的物质形式看,文本有物质性、传统型两种形式;从文本产生、发展的角度看,文本有口述、"口述—图像"过渡、符号三种形式。夏、商与西周早期人,具有前后一贯、持续沿袭的思维模式或语言表述方式。而假定意义上的"第一个"文本诞生之后,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这是"作品"概念所无法替代的。     

宪法文本中“法律”之含义

现行宪法文本中共出现了 79处“法律”一词 ,依据波斯纳对“法律”一词含义的三分法和我国传统上对“法律”一词的广、狭义分类法 ,宪法文本中的“法律”一词有着不同的含义及所指。这种分析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宪法     

“围城”中的巨人——论“言说鲁迅”与“鲁迅言说”的文本差异性

"言说鲁迅"遮蔽"鲁迅言说"的思想本质,这是鲁迅研究界客观存在的一大弊端。由于"言说鲁迅"重在"言说"而轻在"鲁迅",其结果是使"言说鲁迅"发生了重心偏离,鲁迅也被囚禁于精英话语的"围城"中,变成了一种任人阐释的文化符号。"言说鲁迅"与"鲁迅言说"原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独立文本,但却常常被人们互相混淆和相互替代,进而严重干扰了读者对于鲁迅思想的理解与认识,并最终导致社会对于鲁迅陌生化的消极态度。     

略谈英汉"颜色"词汇的引申含义与跨文化交际

本文指出在英汉两种文化中,对色彩词汇的使用和所引申出来的含义和象征意义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使用颜色词汇时要彻底地了解英语语言中颜色词汇的引申含义和象征意义。     

中国现代诗的“飞地”--被遗忘的香港《红豆》现代诗群

1933—1936年,香港的《红豆》汇集了一个港粤现代诗群,这个诗群既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又与20世纪30年代内地现代诗运动有密切联系,其中包括为数不少的知名诗人。可惜的是,《红豆》杂志一直隐而不现,未曾引起国内诗歌研究界的注意。     

不利之利:早期中国文本中“利”的矛盾句

在早期中国文本中,"利"字呈现出复杂的含义,其含义的复杂性在矛盾句中尤为显著。这些矛盾句的出现或许暗示了孟子以后的思想家不再单纯地接受或排拒"利",而逐渐承认"利"这个概念的多面性。英美哲学家对于概念的鼓动性与描述性含义的区分,有助于解释"利"在中国早期论述中的两个重要功能。概念的鼓动性含义,指的是灌注于该概念上的劝说力量,期使该概念在特定方向上"感动"受众;概念的描述性含义,指的是该概念本身具有的意涵,即在取向上中立的内容与描述。当早期思想家的论证聚焦于对"利"的赞成或反对时(两种鼓动性含义),也同时讨论了"利"既有的语义内涵(描述性含义)。对于"利"字矛盾句的分析,也能进一步证明墨家思想的普及与持续地被其他学派所吸纳。把"利"视为一种价值最初只见于墨家学说之中,后来则逐渐成为思想家共同持有的道德语言。     

文本“有限性”与理论的历史赋形——马克思主义文论学科生成的文本学逻辑

学科形式层面的马克思文本"有限性"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学科形态发展具有重要的构成性作用,其迫使马克思主义者借由马克思文本的学科整合关系,不断向马克思文学论说之外借取资源,最终形成以"科学""哲学""文化理论"等为学科认同范型的多种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正确理解马克思文本"有限性"及其所引发的马克思文本解读的历史赋形特征,有助于破除后世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中"专占尚同"的不良倾向,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视野、言说方式及生成空间的有机拓展。     

“孔子诗论”文本性质与“今文”解诗传统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孔子诗论”一篇是大家认识这批竹书的开始,也是这批竹书中学者讨论最多的一篇,为研究先秦解诗传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但这篇文献并不完整,也不像之前大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篇结构和逻辑都很严密的论文,而是论诗材料的汇编。这批材料不同于《毛诗》序,缺失类似于《毛诗》序中关于诗歌分类以及解诗历史框架之类的信息,反映的是一种不见于传世文献的“今文”解诗模式：“孔子诗论”之于《毛诗故训传》和《毛诗》序,类似于《春秋公羊传》或《春秋穀梁传》与《春秋左氏传》的关系,是通过单个字词构成的语义链条,来探求诗背后所隐藏的圣人思想和微言大义。     

韩愈“古文”含义“与骈散无涉”吗?

张安祖先生的《韩愈“古文”含义辨析》一文认为 ,韩愈心目中的“古文”“与骈散无涉” ,这一观点与实情不符。在骈文达到全盛的南北朝时代 ,萧纲就提出了“今文”、“今体”与“古文”的对立 ,实即骈文与散文的对立。唐人继续沿用这对概念 ,其骈散对立的含义更加突出。初唐杨炯、盛中唐之际的独孤及、中唐李德裕、晚唐李商隐 ,对此皆有明确的论说。北宋欧阳修再次指明与“古文”对立的“时文”特点是“务以言语声偶裂。”五代史家刘亦称“近体”与“韩文”的不同是“多拘偶对”。中唐古文领袖韩愈、柳宗元对“古文”反骈以散的含义曾有多方揭示 ,韩愈弟子李翱及同代名臣裴度也对此有所印证。《辨析》之所以得出上述结论 ,是因为其中的辨析方法不够周严     

“80后”文学文本的语言特色

80后文学文本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艺术特色,尤其是其语言上的表现和追求。他们冲破了传统文本的标准化、集体化模式,颠覆和重构了文学语言的表征,形成了自己青春时尚、自由混搭、奇特丰富的语言模式,体现了对极致的形式美的追求。阅读他们的文本,或者忧伤,或者诗意,或者低沉,或者煽情,或者幽默,或者尖锐,或者沧桑,或者时尚。总之,众声喧哗,各具特色,灵动张扬,充满激情和才情。上述这些突出特征成为他们的文学文本畅销的最大动力。     

伴随文本:文学文本生发与接受的机理符码

任何符号文本都不可能脱离伴随文本而独立存在,对伴随文本的创造性运用是此文本生发的基础,并以此构成了此文本的重要内容;同样,对此文本的解读,也离不开对其伴随文本的解读,解读伴随文本是解读此文本的主要途径和内容。文学文本作为符号文本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伴随文本是文学文本生发与接受的机理符码,对其伴随文本解读,有利于解释文学文本的生发场域、传播机制和符号表意及读者接受过程,进而为文学文本的生成和接受进程提供更丰富的解读可能。     

暧昧文本的“缝合”——重读《洼地上的“战役”》

《洼地上的战役》是路翎的重要转型作之一,这篇短篇小说在当时引起了巨大争议和全面批判。作为路翎的一次尝试,小说试图通过主人公王应洪英雄形象的想象,以及班长王顺的塑造来缝合文本中突出的纪律与感情矛盾而生成的裂缝,但在随后形成的文本中,却因为人物自身形象的暧昧特征而使本来就已存在的裂缝更加鲜明地凸显出来,人物心理世界的深入探析、行文的流畅也因此受到折损性影响。     

从“文本分析”到“理解媒介”——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发展

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对当代传播学和文学批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麦氏理论的形成背景和发展脉络可以归结为三点:其一,在剑桥大学学得了新批评的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认为"词语不会静止不动",作品存在于语境之中。其二,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时,"为了自己的生存"研究流行文化,将广告、报纸、流行小说带入他的文学课堂,由此将研究领域拓宽到大众媒介。其三,返回加拿大任教后,探索他"感知"的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将自己对媒介的主观感受作为研究依据,形成了一系列独创的观点。他的"媒介即是讯息"、"地球村"、"冷媒介与热媒介"、"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等理论,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逻辑。     

“意象征”——现代诗掌握世界的基本方式

本文通过对“意象”与“象征”的整体把握 ,寻求双方的亲和性 ,推导意象与象征可实行“联姻” ,证明“意象征”是现代诗掌握世界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方式。     

同一母题的文本变奏

中华文化在向外流播并与异质文化交融的过程中,作为反复出现的精神现象的母题,一直延续于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创作中。由于海外华文文学置于不同的文化时空,也由于生存境遇、人文经验、情感形态与内在传承性的复合,使华文文学一方面有无法割裂的同一母题的共通性,另一方面又因视点不同、情态相异、认同有别和时移景迁,相同母题出现了各具特色的文本变奏,在跨文化语境中呈示了多元共生、异彩纷呈的风貌。     

论“语—图”文本融合的基本功能类型

"语—图"互文的类型,除了有不同媒介文本的互相转换或运用一种媒介表达出另一种媒介的审美效果外,还有让两种媒介并置在同一文本中,即"语—图"文本融合。"语—图"文本的融合,从融合的功能角度看,大致有解释类、启发类和标识类等几种类型。了解"语—图"文本融合的基本功能类型,能够更好进行艺术鉴赏与创作。     

“自我”与“乡土”的关联——论萧红与师陀乡土想象中的现代诗性

所谓的"现代诗性",并不是单纯指作品的意象、语言等外在层面的诗化特征,而是主要体现在其反映人的生命的内在深度方面,即对人的存在、人类的命运以及生命意义的追问和探询。在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史上,萧红与师陀的独特性在于,对于生命感性与个体意识的叩问与反思成为其作品中的现代诗性的主要源头。在"乡土"与"自我"内在关联的建立上,他们站在了同时代作家的高度,同时也具备了某种超越性。本文主要以《呼兰河传》和《果园城记》两部作品为例,对两位作家建立在本体性存在基础上的"现代诗性"进行比较分析。     

论中国现代诗的“情境”及其审美建构

“情境”作为一个现代诗学概念,可融中国古典的“意境”和西方的“戏剧性处境”等观念于一体,它可指现代诗吸收小说、戏剧等文类要素而呈现出的文体混合倾向及其包容性品质,还可指现代诗采用的客观化、非个性化的知性抒情策略。中国现代诗的情境建构可分为拟态化、场域化和戏剧化三种类型。“拟态化”的实质是诗人将自我情感客观化,并在自我与外物、自我与他者之间建立一种相应相通的情感契合关系。“场域化”特指诗歌吸收绘画艺术的表现功能,将抒情主体在时间流程中的思想或行动转化为具有强烈视觉效果的空间形象,以视角形象和空间场域来传递思想和情感。“戏剧化”指诗人营造的戏剧性人物的独白与对话、戏剧性情节的对立与冲突、戏剧性时空的跳跃与转换,以及由此综合而成的戏剧性处境。现代诗的情境写作,是现代诗人面临20世纪以来多样化和复杂化的文化语境所做出的积极回应,折射出现代诗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与审美趋向。情境诗学为我们研究现代诗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