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陈二史《文学传》之转捩及其意义

正史《文苑传》这一体例创始于范晔《后汉书》,《梁书》、《陈书》中均设有《文学传》,其中《梁书.文学传》纳入传主二十四位,《陈书.文学传》纳入传主十四位。较之前史而言,梁陈二史对梁、陈文人的记载更广泛、更集中,例如《文学传》中史传人物数量明显增多,史传人物的选择标准发生了变化,史传人物文集的辑录情况等等。史臣着重记述传主的文学活动,注重时人品誉,并最终确立了前序后论的史学体例。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梁陈二史不仅存留了丰富的文学史料,而且,其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不言而喻。     

试论《南史》与《北史》的史传文学成就

《南史》、《北史》不仅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且还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其文学性虽已不能与“四史”相比．但将其部分篇章立于“史传文学”之列,亦当之无愧。《南·北史》的文学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简捷扼要的叙事风格;直书其事的叙事态度;怪异奇雅的小说色彩。     

试论魏晋南北朝新传记的崛起

在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一度光辉灿烂的史传创作,到了六朝时期,已经走向江河日下的一途.而一种新的传记形式却开始悄悄崛起,史传之外的各种人物传记写作逐渐繁荣,并开始在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发展中担负起主导的作用.这就是“杂传”. 正史以外的传记创作在汉代已经初见端倪,如刘向,班固等都曾于此有所撰述: 《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向以为王     

《民国人物碑传集》序言

《民国人物碑传集》序言汤志钧《民国人物碑传集》在《辛亥人物碑传集》出版不久，也已编校成册，刊行在即了。两书的出版，是学术界的大事，也是中国近代史、民国史研究者期望已久的资料书。我国史学源远流长，品类繁多，从传记而言，“正史”之外，私家撰述又有碑（墓碑...     

评述吐谷浑在历史上的贡献

正史“二十六史”中有１２部为吐谷浑列了传记,即《晋书》卷９７《四夷·西戎·吐谷浑传）、《魏书》卷１０１《吐谷浑传》《北史》卷９６《吐谷浑传》、《宋书》卷９６《鲜卑吐谷浑传》、《南齐书》卷５９《河南传》、《梁书》卷５４《诸夷·河南传》、《南史》卷７９《夷貂·河南传》、《周书》卷５０《异域·吐谷浑传》、《隋书》卷８３《西域·吐谷浑传》、《旧唐书》卷１９８《西域·吐谷浑传》、《新唐书》卷２２１《西域·吐谷浑传》、《新五代史》卷７４《四夷附录·吐谷浑传》等。这部分传记在整个正史中的边疆兄弟民族记载中,占…     

从汉魏六朝杂传到唐人传奇——关于唐人传奇渊源的再思考

唐人传奇之出现,一方面源于志怪的精致化、文章化,另一方面则与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化有关。正史之外的汉魏六朝杂传,由于与史的疏离状态,较少受到正统史传撰写规范的束缚和制约,从而在不自觉中走向了小说,孕育了传奇的胚胎。如果说志怪主要在题材方面为唐人传奇提供了开拓方向的话,那么,杂传则主要是在文体方面为唐人传奇提供了基本范型。     

从“革命正史”到“民间秘史”——《白鹿原》“史诗性”创作的深层解读

19世纪以来,西方文学传统中作为文体的＂史诗＂概念逐渐演变为＂史诗性＂这一审美范畴。随着国外小说及理论的引入,＂史诗性＂与中国传统的史传传统结合成为中国当代小说最高的审美追求和评价标准。植根于关中地区久远的《诗经》、《史记》之史传传统,陕西作家的创作往往有更深的史诗情结。以柳青、杜鹏程为代表的＂革命正史＂写作,纪＂史＂有余,＂诗＂意欠佳。《白鹿原》以＂民族秘史＂纠＂革命正史＂宏大叙事之偏,执着于对民族精神、民族命运的探求,对历史进程中人物文化心理的摹刻;巧设叙事的历史时空,多维透视史诗人物形象,臻于＂史＂与＂诗＂的完美融合,丰富发展了了陕西文学的＂史诗性＂写作传统。     

“忽正典而取小说”与唐初八史的文学性

唐初八史的修撰多取小说,受到后代诸多指责;但笔者认为,此举无疑使唐初八史带上强烈的文学色彩。“取小说”不但使唐初八史保存了当时的文学风格,提升了自己的文学品位,而且有助于唐初八史刻画人物形象,加强了史传作品的文学性,还使唐初八史带上浓郁的志怪小说色彩。     

论欧阳修的小说观念

现代小说观念以故事性和虚构性为小说的基本特性。然而,中国古代的小说观念虽未排斥小说作品的故事性,但都不承认小说作品的虚构性。欧阳修在《新唐书·艺文志》中,不仅第一次将《搜神记》之类的志怪作品由史部杂传类移录入子部小说家类,而且第一次将大批唐传奇作品著录于正史艺文志小说家类,并将虚构与否作为区分史传与小说的基本标准,从而开启了具有近代意识的小说观念的先河,对中国小说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宗族史在“二十五史”中的表现形式与内容——忽视民众史是“正史”的遗憾

如果在"二十五史"中寻觅宗族史的资料,按其事类性质,应当在纪、传、志、表体的"志"体之内,然遍查正史,没有"宗族志",只有偶见的、类似的"官氏志"及似是而非的"部族"。这并不能令人怀疑正史没有宗族史史料,因为它包含在各种体裁里,尤其在下列诸体中:"志"体中的"礼志"、"乐志"、"职官志"、"刑法志"、"选举志"、"艺文志"等;独立政权主人、世袭贵族的"载记";"列传"中的"宗室传"、"皇子传"、"后妃传"、"公主传"、"孝义传"以及列传传主的宗人附传;"表"中的"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诸侯王表"、"外戚恩泽侯表"等。此外,在"本纪"亦记叙有关宗族的重大政策。所以正史中宗族史的资料是颇有一些的。由于古代是等级社会,宗族也具有等级性,正史对最高等级的皇族在志传表中记载得颇为详细,对社会上层的宗族也有少量的关注,而对庶民宗族活动漠然视之———几乎失载。这样的状况,由正史的性质所决定:它本来就是帝王之史,不写民众不足为怪。只是作为后世治史者,认为正史不涉猎民间宗族史,不无遗憾。     

试论《儒林外史》,“善善恶恶”的整体构成

<正> 《儒林外史》题名曰“外史”,系对应于正史中之《儒林传》而言。吴敬梓“以《史》《汉》才作为稗官”,既有继承古代史家“不虚美,不掩善”、“寓褒贬,别善恶”的传统史笔的一面,又有突破官修正史体例的拘缚,以其独创的“史外之史”的稗官小说全面反映那一时代的知识阶层乃至整个社会的现状,表述他的“褒贬是非”的鲜明态度的一面。闲斋老人于乾隆元年(1736)作《儒林外史序》说:“稗官为史之支流,善读稗官者,可进于史,故其为书,亦必善善恶恶,俾读者有所观感戒惧,     

文心雕龙史传篇辨读——刘勰对史传编修的理论贡献

《文心雕龙·史传》篇深刻地阐述了史传编修的思想原则、编写体例以及史料的鉴别和运用等重要的理论问题,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完成了对“史传”编修问题的学术性探讨,它对于现代各种史志、人物传记等方面的编修工作,无疑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史记》述评兼论司马迁的艺术手法

在《汉书·艺文志·六艺》中,著录“春秋家”,其中有《太史公》百三十篇,是史部尚在图书分类中未蔚为大国而附于经部的唯一的一部史书。此外,有《司马迁赋》八篇著录于诗赋中,在《艺文类聚》中尚存有一篇《士不遇赋》,其余都已散佚。《汉书·司马迁传》中还有一篇感激顿挫的《报任安书》,抒情言志的书翰文。这些说明了司马迁亦文亦史,具有兼长。可是,如以对后代作家的影响来衡量,毕竟当以《史记》为司马迁的主要代表作。因为,记事记言,左右史各自有其成     

由正史到杂史——伍子胥复仇故事在史传系统中的流变

伍子胥复仇故事由正史到民间传说,由史传文学到戏曲、小说,在不同的文体和文学系统中不断得以演绎和完善。对《左传》、《史记》、《吴越春秋》中伍子胥复仇故事的情节和人物形象进行梳理,并结合当时社会盛行的时代意识和时代精神,可勾勒出伍子胥由正史到杂史以及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流变。这种动态的变化,使人们对伍子胥形象不断有了新的认识,从中也可发现后世优秀文学作品从正史和杂史中受到的启发。     

额亦都史事钩补——读《衍庆录》札记

家史稗乘的史料价值及其与正史的参证关系,早已为许多治史大家所重视。弘毅公《衍庆录》(辽宁省图书馆藏),就是一部颇有史料价值的私家摭拾。《衍庆录》是清代开国元勋额亦都家乘,编纂者爱必达(额亦都曾孙),乾隆十一年(1746)刻书,二册十卷,前附一册,内     

礼赞文坛奇人绝学──《儒林外史》文化意蕴新探

《儒林外史》取名“外史”，不但没有“比较诙谐，不严肃”①的意思，恰恰相反，“夫曰外史，原不自居于正史之列也”②，持的是一种与正史表彰正途出身的儒生相对立的立场。正史写危素，好《史》写王冕；正史大书特书立于朝廷、官府的金榜题名、仕途得意的土子，《外史》大书特书江湖上坎坷不遇而又抱负不凡的文人。对这些非正途出身的富有叛逆性的文人，作品的基调是肯定而不是批判，是赞美而不是挪偷。一、从小说的主体意象还，小说写儒学传统的挫折，一代知识分子的沦落、困境，但重点是写文坛奇人的崛起，儒学传统的重建与发展。吴敬样…     

唐宋传体文流变论略

唐前传记文主要包括史部的史传、杂传和集部的行状、碑志.唐宋时期,史部杂传数量大幅下降,而集部传体文日益增长.唐宋传体文体制可分为正体和变体两大类:正体之传恪守"纪一人之始终"的规范.但也有变化;变体之传又可分为自传、讽喻传、拟人传、传物、传奇等类,拓展为全新的杂文文体.唐宋传体文流变过程中.古文家是主要推动力量,变体、破体是其内在动力,而增强文学性是其主要趋势.唐宋传体文流变为元明清传体文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刘知几《史通》的史传文学理论

我国古代的史学与文学,二者往往相通。例如《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就皆以史书而推为文宗。《史通·载文》篇所谓“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因此,《史通》中有不少篇章,也反映了作者刘知几的文学思想,它可说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史评和史传文学的理论著作。刘知几(公元661—721年),所著《史通》二十卷,共五十二篇,其中《体统》、《纰漏》、《弛张》已亡佚,现存四十九篇(包括内篇三十六篇,外篇十三篇)。《史通》所论,内容详博,除论述史籍源流、辨析史体、考证史料外,其阐述史传文学的写作经验,不乏精辟见解。宋代黄庭坚曾把它与《文心雕龙》并称,认为书中“讥弹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山谷老     

从赋体的多元特征看辩证的文体论思想之产生

一、“体兼众制、文备多方”说的提出萧子显通常是以其《南齐书·文学传·论》见称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而他在《自序》一文中提及的“体兼众制、文备多方”之说所蕴含的文体论思想及其地位,则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首先应该指出的是,“体兼众制、文备多方”之说是由赋体创作所引发出的一个实践性的问题。萧子显《自序》云: 少来所为诗赋,则《鸿序》一作,体兼众制,文备多方,颇为好事所传,故虚声易远。(《梁书》卷三十五《萧子显传》例) 据《梁书》本传记载,萧子显“尝著《鸿序赋》,尚书令沈约见而称曰:‘可谓得明道之高致,盖《幽通》之流也’”。结合上文“颇为好事所传,故虚声易远”之自述,更可见《鸿序》是萧子显在生前就颇有影响的一篇赋体作品。尽管这篇作品早已亡佚,我们无法考     

论《史记》《汉书》写梦

从《尚书》、《春秋左传》开始的史传文学,发展到汉代,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汉代史传文学,获得了辉煌的成就。《史记》、《汉书》的开创性的成就是在吸取先秦著作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再加自己独特创造的结果。我们知道,先秦历史散文是中国历史散文发展的源头,它之写梦乃其记史的一部分,有的还是一种创作的表现手法,因此记梦也可以说是其特点和传统之一。当然,这个传统有它的积极意义,也有消极因素,有其成功,也有失误,两者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