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书》由"子"人"史"考

"史"字在先秦时期本指"史官",并无称"书"之义;"史"之称"书",合称"吏书",也有其复杂之变迁过程.<太史公书>本非"史书",亦无今日<史记>之名."史记"一词在先秦时期原指"吏官之记",后始成为<太史公书>之专称.而<太史公书>转为<史记>专名化之过程,实亦即<太史公书>在属性认知上逐渐史书化之过程.司马迁之<太史公书>亦由私人家言的"子书"而逐渐演变为所谓"史书",并被称之为"史记"与<史记>.     

论道家思想在《史记》"一家之言"中的特殊地位

司马迁著作<史记>有三个目的,其一便是"成一家之言",<史记>成就了司马氏家族学术的"一家之言".在太史公父子的学术体系里,其"一家之言"与道家思想为同宗之学,因此,在<史记>中,道家哲学具有其他哲学无法比拟的崇高地位.     

王弼《<周易·彖>注》"时"的观念探略

王弼对<易传>"时"的观念进行创新和升华,主要集中在对<周易>十二卦<彖辞>"时"的阐释上.王弼对<颐>等四卦<彖>之"时"的理解是紧紧围绕"君子有为"这个思想脉络的,他把"时用"之"时"辩证理解为某种较为复杂甚至糅相反含义为一体的原则,从而提出"用有时也"的观点,显示了其<易注>深邃的哲学义理层度.在王弼看来,"时义"的深旨就是<周易>体现出的有为的政治哲学.     

"中原"的由来与嬗变

在殷墟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中,"中"和"原"都是作为单音节词出现的."中原"作为一个双音节词出现,最早见于<诗经>,<小雅·小宛>"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和<小雅·吉日>"瞻彼中原,其祁孔有"之句中的"中原",意为原野之中.后来,"中原"逐渐演变为一个固定的名词,成为一个区域地理概念和历史文化概念,其内在意义也因此而更为丰富.     

"辞"非文体论——与褚斌杰先生商榷

<楚辞>,即"楚人语词"."辞",不是文体名.当今学术界认为"辞"是文体之名,此说不能成立.<楚辞>与<楚词>并举,"辞赋"与"词赋"并称,"辞人"与"词人"同用.词、辤、(辤)(后二字今简作"辞")本义不同,但是三字古音相同,可以通假.本文考察了两汉至盛唐11种主要文献,论证了作者的观点.     

秦“小子军”考议

董说<七国考>卷一一<秦兵制>题下有"小子军"条,引刘子<别录>:"长平之役,国中男子年十五者尽行,号为'小子军'."秦"长平之役"大规模调动兵员事,见<史记>卷七十三<白起王翦列传>.秦"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的征役方式,是限于河内还是"国中""尽行",是偶然事件还是确定的制度,学界存在争议."年十五",是男性未成年人年龄的高限.班昭说"古者十五受兵 ",有学者认为可能包括秦的制度.即使"刘子<别录>"在文献史上年代稍晚,对于"小子军"的历史评议,依然是值得重视的.有论者指出,秦"与赵战",取"民年十五者必赴"的政策,虽"名胜赵",然而"其众固已困矣","其民固已竭矣".这样的分析,与西汉以来政论家对秦政"祸烈"、"苦烈"的批评是一致的.然而正是因为能够极大限度地开发人力资源,极大限度地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能动性,甚至包括调发未成年人从军,秦人方能够"蚕食诸侯,并吞战国",实现统一."秦政力并万国,富有天下,破六国以为郡县"的历史性的成功,应当也是与"国中男子年十五者尽行"这样的兵役形式有关的.而秦统治下的未成年人被迫付出的历史牺牲,也为秦帝国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春秋吴爵位考释

爵位为商周时期天子以下的五等禄爵,即公、侯、伯、子、男.<春秋经>中记载吴君寿梦及其后历代吴君爵位为"吴子".<史记>记载西周初年,吴五世周章受西周朝廷"封之",后世学者注为"武王追封为吴伯,故日吴太伯."<史记索隐>引<国语>则说,"吴本伯爵也".春秋后期吴国君寿梦时,晋"联吴制楚"后,吴国与中原列国通好.在吴与中原列国国君晤面的外交场合,<春秋经>记载中原列国国君爵位时,却不记吴国君爵位,且多用模糊吴爵位的"会吴"及"会""吴人"等记之.<国语>记载关国君夫差在黄池盟会与晋争霸时所说的"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进则不敢,退则不可",表明了夫差对吴君爵位"吴子"的不满,而这一时期发生的"吴来徵百牢"事件,既反映吴国君夫差以极端形式表现对出吴君爵位排次较后的反弹,同时也表现出对中原文化及其礼制的不满.     

清末宪政改革时期的"新君主制"——《钦定宪法大纲》百年祭

一百年前的1908年(8月27日),近代中国的首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公布.它集中体现了"大权统于朝廷"的立宪方针①.<大纲>规定了多种"君上大权",而"臣民权利义务"则被置于附属地位.官方文件的解释是,"宪法者,所以巩固君权,兼保护臣民者也"②.……     

《史记》"互见法"艺术论

"互见法"是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所创造的一种叙事方法.从艺术视角观照.司马迁在运用"互见法"的过程中,又创造性地使"互见"内容的双方或多方形成省略艺术、虚实艺术、详略艺术、互补艺术、存疑艺术等多种艺术形式,在坚持历史叙事"实录"性精神和确保历史事实真实性原则的基础上,又使<史记>篇章简洁,结构艺术性强.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与《史记》文本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与<史记>有着密切联系,它从互文性的角度对<史记>文本进行了历史诗学的转换.在这一过程中,现代作家通过母题的重组,建构了文学性的情节形式,同时还把个体经验融入<史记>人物及事件中,在丰富和发展这些情节形式的同时,也表现了对世界的新的看法.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审美特征在<史记>母题与小说情节形式的互文关系中展现出来.     

"土地还授"与唐代"均田制"研究——制度得以成立的实施机制

"土地还授"在唐代"均田制"研究中极为关键,是"均田制"作为一种制度是否成立的"实施机制",其本意是为了保证土地耕种及取得赋税.传世文献中没有提到官员的应受田,<田令>中关于职事官的土地还授只是具文.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的记载中.土地还授是根据<田令>的规定来执行的,也只是参考.因此,"均田制"不是唐代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土地还授"只是田令当中的一种文本规定.     

孔子"序"《易传》五篇考辨

<史记>有孔子"序"<易传>五篇的记载,但是太史公所谓的"序"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对这一关键问题,传统易学家和现代学者的解说都不能够令人完全满意.如果以原始材料为基础,从澄清孔子的易学思想本真和梳理<易传>各篇内容入手,可以另辟蹊径说明孔子"序"<传>的准确含义.因为今本<易传>的内容在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在孔子之前已经广泛流传的<周易>解说、孔子的思想、战国时期儒家学者的思想,所以就历史事实而言,所谓"序"字含有三重含义:整理;讲述;肇绪.只有在"序"字的这三重含义上,孔子"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可信记载.     

《楚辞·天问》所见姜太公事迹考——释"迁臧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妇,何所讥"

郭店楚简有关"吕望为臧"的事迹.为解释<天问>"迁臧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妇,何所讥"一节提供了重要依据,结合<庄子·田子方>篇相关记载,可以推知该节是对姜太公传说的记述.     

汉字"白"的修辞原型考辨

一、关于汉语颜色词"白"的修辞原型讨论 1、古代关于颜色词"白"的修辞原型 <说文解字>"白,西方色也.阴用事.物色白".许慎说"白"是表物的颜色,在阴阳五行中代表西方[1],并没有谈到"白"的修辞原型是什么.许慎说道形体构造时,"从人合二",也就是"白"在形体上是入和二笔画的相拼加.<说文解字>没有说到并不代表没有.     

对"卮"的歧解与对"卮言"的误读

一千多年以来,对<庄子>"卮言"的解释有三个系统,对"卮言"的不同解释来源于对"卮"的不同认识.其实,<庄子>之"卮"即漆酒卮,"卮言"即"中虚之言",是达到天人合一境界的得道之言.     

试比较"海德格尔Ⅰ"与"海德格尔Ⅱ"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他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出版以后,尤其是1930年以后,他的文风和语言表达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思索重点也有了一定变化.本文认为海德格尔后期的哲学思想(以1930年为界)与前期相比并没有发生剧烈的"转向",准确地说是对前期思想的拓展与升华,"此在"、"存在"、"存在者"始终是海德格尔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存在"与"存在者"的差异问题也始终是海德格尔坚持的哲学的最根本问题.     

从《庄子·逍遥游》看"逍遥"与"曼衍"之关系

"逍遥"是庄子所向往的超越物我、优游自在、无挂无碍的最高人生境界,这种境界不仅体现在<庄子>的文本结构中,还体现在其"三言"的言说方式中.作为卮言特性之一的"曼衍",无论从其内涵,还是其实际使用,都可以说是"逍遥"境界的另一种写照.<逍遥游>篇中,庄子对"逍遥无待"的至高人生境界的追求,正是在这种不拘常规演变的"以卮言为曼衍"的言说方式中得到了实现.因此,"逍遥"和"曼衍"是庄子最高人生境界的不同表述和在不同层面的运用.     

中国人"命"即命运观念的形成

中国"命"即命运观念发生发展的基本线索大致如下:首先,其起源于原始社会,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这是有实物资料可以证明的中国"命"观念的发生时期.继而,这样一种观念延续至三代,并且此时我们已经可以找到极其丰富的资料.最初始的"命"观念资料来自占卜活动,它在发展中有骨卜、龟卜和筮占的不同形式.相比之下,语词所直接表达的"命"观念要在殷商以后开始出现.无论是占卜所体现的"命"观念,还是语词表达的"命"观念,都可以区分出两条线索:国家命运的线索和个人命运的线索.一般而言,正式文献记载如<尚书>、<诗经>中的<颂>、<雅>部分、<左传>和<国语>的主要部分反映了"命"观念的逐渐下移过程,即总体上是从商周时期的"国家命运",到春秋初年的"诸侯命运",再到春秋后期的"普通人命运".但我们切不可为官方的记录系统所"迷惑".事实上,更为"私密"的占卜手册<易经>就向我们显示或证明了这种状况.此外,诸如<左传>、<国语>中的一些记载也向我们呈现了不少有关"个人命运"观念的消息.中国人命运观中可预知观念和道德观念在殷周时期已经完全定型,西周末年出现了可预知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否定形式,必然与偶然观念则在春秋时期也已经初具雏形.而我们在春秋晚期所看到的"命"观念实际上已经与儒家和道家的"命"观念完全相同了.     

司马迁生年辩证

司马迁的生年问题,在上世纪50和80年代两度展开过热烈地讨论.根据<自序>和<报任安书>这些司马迁亲笔资料,再辅以<史记>、<汉书>之实"据",通过考证司马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的年龄,报书任安的时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司马迁的生年是在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     

王士禃、赵执信交恶真相考

王士禃是清初诗坛领袖,其诗歌刨作和诗学理论影响巨大,被奉为康熙诗坛的"一代正宗".赵执信是王士禃甥婿,他著<谈龙录>攻讦王士旗,遂使"王、赵之争"演为清代诗学一大公案.前人对"王、赵交恶"多有探讨,但歧说纷纭,莫衷一是.依据新发现的<赵执信与王渔洋信札>,可以考知"王、赵交恶"真相,结合这封信读<谈龙录>,能够使人更准确地理解赵执信的诗学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