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基的讽谕文对前人作品的继承与新变

元末的讽谕文作者中,刘基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他的文风未如其他多数文人那样寄情于调笑之中,而是保持着尖刻、辛辣的语言风格和一针见血、鞭辟入里的讽刺手法,与其他生活于元末的作家相比,更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毫不留情的批判笔调.可以说,刘基作品的风格更近于较为传统的讽谕文,“载道”的作用很突出,与吴中文人调笑、滑稽的以文为戏手法有较明显的区别.     

论中唐新乐府诗的讽谕特质

中唐元和年间,李绅、元稹、白居易等人创作的“新题乐府”和“新乐府”诗,开创了“新乐府运动”。由于他们强调诗歌的政教功能,使得“新乐府诗”有着强烈的讽谕特质。这主要表现在“政教”传统的继承性、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性和艺术的欠缺性等方面。     

试论中西讽谕理论的差异

"讽谕说"是西方诗歌的重要理论,中国诗人一开始就将这一理论贯穿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之中。从中西讽谕的运用来看,不存在相互影响的可能,只能是中西诗人对诗歌认识的殊途同归。中西讽谕理论的内涵也存在明显差别:中国讽谕理论以温柔敦厚为核心,西方则只是解读诗意的一个层面;中国诗歌的讽谕意义主要通过比兴的手段获取,西方则是通过神话故事;中国讽谕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西方则是为了解释《圣经》。这种对比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有助于在对比中把握这一理论的各自内涵。     

试谈讽谕文体的审美与教学

讽谕文是一种独特的文体。它创造生动的形象而旨在明理 ;虽叙事述人而意在人事之外 ;虽非抒情之作而笔端倾注着浓烈的情感 ,它是三者的合金 ,是教学中值得深入研究的文体     

美刺·讽谕·为君——试论白居易的讽谕诗及其美学特征

白居易是我国伟大的诗人,也是卓越的文学批评家。他主张文学创作要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现实。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的讽谕诗,并且以诗歌有无"美刺"和"讽谕"作为诗歌批评的标准;他创作讽谕诗的目的是为政治服务,为封建统治服务;他极力推崇讽谕诗,对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     

《长恨歌》“劝讽说”的实质及与讽谕各说的比较

劝讽主题说论证了《长恨歌》描写李、杨真情对于表现政治主题的重要甚至关键作用。如果不大力渲染李、杨真情 ,《长恨歌》表达政治主题的力度将极其有限或难以实现。这一进展是劝讽说与讽谕各说的根本区别 ,其意义在于突破了《长恨歌》主题研究最大两说爱情说与讽谕说的尖锐对立 ,确立了《长恨歌》选择的“动之以情”的表达方式 ,可以有效解释《长恨歌》文本特征、结构的统一性、白居易自述“风情”、将《长恨歌》归入感伤诗、对重要史实的艺术处理等主要问题。     

讽谕诗的飞跃--试论罗隐讽谕诗对中唐写实讽谕的突破

晚唐诗人罗隐,创作了大量的讽谕诗.这些诗题材内容丰富,表现方式独特,突破了具有浓厚的传统儒家诗教观念的中唐写实讽谕诗的束缚,并弥补了其不足,推动了中国古代讽谕诗的进一步发展.     

诗乐合一观与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

以往人们大多认为白居易的讽谕诗不具有可歌性 ,但相关资料表明 ,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具有非常明确的入乐意识 ,并形成了以“诗乐合一”为特征的诗学思想。充分认识这一点 ,对重新解读白居易《与元九书》、揭示其中所包含的独特诗学观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重视诗歌入乐的创作追求 ,对白居易讽谕诗审美特征的形成也有不可忽略的制约作用     

王禹偁对白居易讽谕诗的师法与超越

在宋初诗坛大兴唱和酬答之作,诗风轻佻浮华之际,王禹偁独树一帜,潜心学习白居易的讽谕诗,在思想内容、语言风格、艺术技法方面既有师法又有超越。王禹偁主要从美刺手法、卒章显志手法、比兴手法三个方面来学习、继承白居易讽谕诗的艺术技巧。在学习借鉴过程中,王禹偁不是完全概念化、公式化的套仿白居易诗歌,而是灵活地吸收白居易讽谕诗现实主义的精髓,创作上带有个性化的风格。     

赎罪、拯救与逍遥——论白居易讽谕诗创作的心理动因

在白居易前期的政治活动与文学创作中,一言兴邦拯救天下的政治热情与为民请命的内在赎罪冲动联袂而行,政治上直言极谏,诗歌创作中的讽谕诗"惟歌生民病",风格嚣张刻露,致使白居易政治和艺术上走入了双重困境,并因此而带来了他诗歌创作心理的变化,遁入了"知足保和"的逍遥之游,为其讽谕诗的创作画上了仓促的句号。     

温厚平和 含蓄深沉——论曾巩散文的情感特征

在唐宋八大家中,曾巩由于其散文的平正温雅而别具一格。曾巩在散文中表现出温厚平和、含蓄深沉的情感特征,既不同于欧阳修的深情绵邈、感慨淋漓,也不同于王安石的果敢斩截、刚直峭激。这种散文风格的形成与他在散文中表现的感情有很大关系。曾巩散文的情感主流是温和含蓄,很少激情洋溢,这是形成其散文平正温雅风格的重要物质前提。淡化情感、注重平衡式抒情或说理是他化解不平情感的具体手段。     

从《诗经》中政治讽谕诗看周代士人的忧患意识

《诗经》中的政治讽谕诗主要收录在《大雅》和《小雅》中，按照《毛诗序》的说法共有53首。这些诗歌主要产生在西周末年厉王、幽王时期，作者主要是当时的士人，包括“卿士”、“上士”、“中士”、“下士”。这些作者虽然爵位级别不同，与周王室的关系有远近之别，但因为他们绝大多数身为王臣，或多或少都与王室王事发生关系，有知识，有才华，头脑比较清醒，思想比较敏感，政治见识较之常人更深远，容易发现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潜在的矛盾和危机，所以他们创作的这些作品，也就表现出特别强烈的忧患意识。《诗经》中政治讽谕诗所表现出的周代士人的忧患意识，虽有个人的忧生之嗟，但更多的则是对国计民生的忧虑，不仅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作者身处乱世的危机感，而且也表现出作者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的关切而升华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具有忧国忧民、力求突破现实和历史的局限，积极进取的思想品格和精神，它不仅对后世士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也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试论汉赋的讽谕意图及其在创作中隐没的原因

汉赋原是以＂古诗之流＂的身份出现的，作为《诗经》＂美刺＂精神的继承者，它不仅有＂颂美＂的功能，还兼具着＂讽谕＂的意图，但由于汉赋采用＂谲谏＂的方式，通过＂推而隆之＂，由极见反的归谬法来讽谕，造成了讽谕意图的隐晦；更由于汉赋创作中必然的＂尚美＂倾向的冲击，其讽谕的意图进一步消隐下去，而只表现出＂逞辞＂、＂媚谀＂的面貌来。     

中唐乐府讽谕诗之价值评判与元白张王之优劣异同——从接受学角度对清人相关论述的一个梳理和检讨

时至清代,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乐府讽谕诗受到重视,获得了持续走高的道德评价,由此反映出清代诗学思想向正统的回归及其现实干预意识的强化。而在对元白张王之优劣异同的品评上,多数评家持白优元劣、张优王劣的意见。相比之下,白优于元,不只是艺术水准上的领先,更在于道德品格上的优胜;王劣于张,固然与其诗不及张诗的深秀古质、清丽深婉、浅隽多趣有关,但也缘于清代评家对所谓浅俗的偏见。此外,对元白诗派之特点尤其是同中之异,清人也有了较前人深入的认知和把握。至于张、王二人在创作中与元白诗风的离合变异,则尚留下可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试析中亚突厥诸民族历史发展特点──兼论泛突厥主义的影响

前苏联解体后，泛突厥主义思潮在土耳其、中亚地区重新抬头，为国际社会所注目。泛突厥主义能否像其希望的那样，使土耳其、中亚和其它地区的突厥民族联合起来，形成某种形式的政治联合体？本文拟结合中亚突厥诸民族历史发展的特点，对此作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