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夹缝"中自我挣扎--从元代文人精神价值的裂变看元曲隐逸意识

元代是一个夹缝时代,文化价值的丧失与终极意义的失落,使沦为弱势群体的元代文人的精神发生了转向,充满了生存与文化的焦虑,他们在边缘与中心的冲突中痛苦挣扎,最终走向市井与田园,追求他们生命安顿的居所.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包括生死意识和生命价值实现意识。《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是历代文人中生命意识最强烈的庞大群体。吊唁死者时的种种怪异行为 ,表现了魏晋士人对死亡的极度厌恶和强烈的求生欲望。他们把人格的自尊视为生命价值实现的终极目标 ,各种相互对立的人格都在这里发展到了极致。但魏晋士人对社会价值的追求却是历代文人中最微弱、最残缺的     

污渎之中的游戏:马致远隐逸文化精神探析

元代文人马致远的隐逸与东晋诗人陶渊明真正归于冲淡平和的隐逸并非完全相同。马致远在特殊的社会氛围中极力彰显道家隐逸文化精神,构成了元代文人"后陶渊明情结"的重要内涵,表现为在对污渎现实的参破和觉醒中,其人生观念与审美意绪的极力张扬,主体人格与生命意识的狂飙突进,不甘与无奈之中的游戏人生,代表着元代俗文学锐意创新的审美倾向。     

论元末江南文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出入“玉山草堂”的文人为例

玉山草堂为元末江南文人雅集的中心之一,当时的著名文人纷纷聚会于此,他们自由地游山玩水,吟诗结社,研讨艺术甚至评论时事。元代文人主体意识的增强,文人个性得以张扬,他们强调创新,甚至出现了多取向的探索。在文艺创作中,个性化因素逐渐增多,强调对"人"的尊重与宣传,在言行上也显得洒脱不羁,这些都表明了元末江南文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可以说,元统治者主观上冷落、闲置了一大批辅政的儒生力量,却在客观上为文艺的发展输送了营养,促进了元代文艺的短暂繁荣,这种原创性、开拓性在后来大肆加强文化钳制的明清两代是很难看到的。     

一代文人多命蹇——论关汉卿杂剧中文人命运

元代文人命运是元杂剧所集中反映的一个题材领域 ,而关汉卿杂剧中所描写的诸多文人形象 ,可谓开其先。关汉卿的杂剧 ,描写了元代文人在现实与理想之矛盾中痛苦坎坷的人生 ,又出于对元代文人凄凉现实补偿心理 ,为他们安排了理想的结局。关汉卿笔下的文人身上 ,既有沉抑下僚而生出的极度怨愤与痛苦 ,又有志不获展而发出的美好梦幻与追求 ,由此构成了元代文人普遍的文化心态 ,展示的是元代文人多命蹇的现实。     

试论元散曲中的江湖意象

在元散曲中,涉及自然江湖意象的作品不计其数。江湖与元代文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不再是官僚士大夫致君尧舜后的心理调剂,而真正成为了元代文人保全生命、安放心灵的场所。这些描写自然江湖意象的散曲是元代文人自身情感和经验的折射,是特定历史阶段文人精神与性格的写照。在这些描绘江湖意象的散曲中蕴含了元代散曲作家的几种思想倾向,本文试图寻找出这种倾向并作出适当阐明,以此来发掘元散曲中江湖意象的独特之处。     

试论《古诗十九首》的抒情性特征

《古诗十九首》是汉末文人五言诗的代表作,它真实地展示了汉末下层文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历程,抒写了他们在饱偿人间忧患之后真实的内心情感世界以及对生命意识和人生永恒价值的深邃思考。     

《全元散曲》中的酒散曲研究

元代散曲家与酒的关系密切。《全元散曲》反映了他们的沉醉的生活与巅峰体验。元代酒散曲中虽然存在着一种酒神的叛逆,但既借助于酒的物质消解,更辅之于庄、陶式的心理调试,从而使得悲剧意识得到稀释,是元代文人饮酒的主心态。     

元代文人与杂剧结缘方式论略

经过唐宋两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杂剧到了元代进入她的辉煌时期。究其原因不难发现,是元代文人的大规模介入,与杂剧结缘,使杂剧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向戏剧状态的过度,并达到了创作的颠峰。元代文人与杂剧结缘主要有四种方式：第一,文人与民间艺人共同组建杂剧创作组织———书会,在彼此交流切磋中提高剧本质量;第二,文人与杂剧女演员结成互爱知己,在患难扶持中彼此鼓励,促进了杂剧艺术的繁荣;第三,文人有时粉墨登场,直接接受观众的欣赏情绪和审美愿望,获得了与民众息息相关的情感体验。元代文人中,许多人既是演员,又是剧作家;第四,元代文人凭借杂剧解决口腹之馁、肌肤之寒,杂剧不仅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也是他们的谋生手段。文人与杂剧结缘是杂剧的幸事,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幸事     

元代文人境遇与文艺观念的演变

元代文艺观念与元代文人的现实境遇有着直接关系。元代文人境遇对元代文人心态的影响,及其对中国古共文艺观念的发展演变的推动作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出处行藏的两难选择使得元代文人在追求自由游戏的笔墨抒写之间,流露出一份淡泊、孤寂、落寞的审美心境;“夷夏大防”的传统观念促使元代艺术普遍充盈着对个体性灵的审美诉求,这种主体意识的萌生更积淀了明清时期的启蒙洪流;由宋入元,知识分子地位下沉,元代文人不再以修齐治平为人生大命,文艺活动成为艺术家关注现世人生,实现自由娱适的审美活动,至此,中国艺术逐渐具有了“为自己”、“为现世人生”的近古意蕴。     

红颜知己意识的纾解——论才子佳人小说中佳人的“才”

明末清初出现的才子佳人小说塑造了大批才女形象,通过歌颂女性的智慧表达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主流意识的反叛。然而,赞扬佳人的才华并不意味着男性真正重视女子的文学才能,佳人的＂才＂只是衡量男性价值的尺度与砝码。佳人慧眼识英雄,全身心倾慕文人士子的风华才情和艺术趣味,赏识他们的独特价值,让他们捡回了在现实中失落的生命价值与风流自赏的自尊。     

道教与元散曲的虚幻意识

元代道教盛行,对当时的文人创作影响甚大,在元曲特别是散曲作品之中,体现出极为浓厚的虚幻意识。表现在对历史兴亡更替的透视与淡漠,对功名富贵的消解与否定,对避世隐居、学道求仙的追求与向往,以及对纵情声色、及时行乐的认可与肯定等几个方面,反映出了元代的社会环境、文人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     

“汽车”意识与中国文人的文化心理(1930年前后)

文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和表现对于揭示其文化心理具有重要意义。以1930年前后的文人为例,左翼文人、自由主义文人、海派文人等各类文人群体对于"汽车"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他们的"汽车"意识实际上反映了他们不同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诉求,表明中国文人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形成了丰富多元的价值取向,在政治斗争、文明改造和艺术诉求这三个方面各有倚重。     

元代文人优伶意识论

元代下层文人因为时代的原因被迫以“移宫换羽”为业。清初署名“于陵孟公”者在跋宋徵璧散曲时云:“今乐府不作,古诗不歌,欲人时时传咏,必出于元人优伶之调。”这“优伶之调”在一定意义可以说明,在元代,广大下层文人确实与优伶间存在一种强烈的文化同构感———即元代文人的优伶意识。这种意识通过元代文人的自贱的身份潜认、戏谑的文化本性、狷介的角色仿形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从元散曲审美风格看文化风尚的变迁与文学的代兴

元代文人在经历了政治的变迁和文化的断裂后,他们的处境失落而窘迫、心境惨淡而灰冷。但从文学代兴的意义上来说,元代文人之不幸,不仅刺激了他们的创作冲动,同时也改变了他们的创作风格,成就了“一代之文学”。     

从元杂剧中的文人形象看元朝的文人心态

元代统治者重吏轻儒,大批文人失去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前途.代表着元代最高艺术成就的元杂剧,通过塑造鲜活的文人艺术形象,真实展现了元代文人的心态.这里以元杂剧中文人形象为解析对象,剖析了他们对现实社会的忧患与对上代的怀念,渴望出仕的用世思想与寻求慰藉的自恋情结,以及求仕不得的愤世与志不荻展的怫郁的复杂心态.     

论《古诗十九首》的怀乡意识

十九首的怀乡意识中潜藏着迷茫和苦闷,有欲归不能欲说还休的复杂况味。这种苦闷的怀乡意识所透露的,是汉末特定时代文人士子精神的痛苦迷茫与无所归依。事实上,他们不仅是一群远离故乡的游子,更是一群被时代放逐的游子。他们真正渴望回归的,不仅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故闾”,更是一个可以安顿灵魂的处所,一个能够赋予自己生命价值与生命意义的精神家园。     

元代儒者价值观念中的"我"与"为我"——吴澄真儒观探析

在元代,儒者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变化可从其核心的主体意识和利益意识的变化中得到说明。元代著名理学家吴澄面对元代儒者所面临的价值危机,一方面以＂承继道统＂明确元代儒者的主体意识;另一方面以＂内圣外王＂规定元代儒者的利益意识,为元代儒者重新树立了＂真儒＂这一价值目标,肯定了元代儒者的人格自尊与价值自觉。     

从元杂剧中的文人形象看元朝的文人心态

元代统治者重吏轻儒,大批文人失去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前途。代表着元代最高艺术成就的元杂剧．通过塑造鲜活的文人艺术形象，真实展现了元代文人的心态。这里以元杂剧中文人形象为解析对象，剖析了他们对现实社会的忧患与对上代的怀念，渴望出仕的用世思想与寻求慰藉的自恋情结，以及求仕不得的愤世与志不获展的怫郁的复杂心态。     

论元代两大文人集团

元代文人集团，突出的是诗社和书会。这两大文人集团都是元代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土壤培育的产物。但二者在组织形式、成员构成、性质功用、价值取向和创作成就上均大不相同。诗社成员面对时代巨变，总体上持自我封闭、消极退避的心态，始终未能超越传统价值观念的樊篱，未能迈出文人生活的狭小圈子，因而在创作上多是模拟前人，成就不大。书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则表现为多元化的特点，他们生活在一个多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交汇点上，能从僵化封闭的传统价值体系所构建的狭小精神空间中解放出来，在与下层人民的结合中，共同创造了元杂剧的灿烂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