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农村合作组织的运作及其基础——对湘南水村饮水协会的一项调查

熟人社会背景下,中国农村合作组织的实际运作有其自身的逻辑.农村合作组织的社会基础包含多维的组织形态、便捷的人品银行、暧昧的等级观念和倒闭的内部认同.     

经济社会变迁与农民伦理变革:湖北S村农民合作的个案研究

接续韦伯命题所引发的经济社会变迁对于农民伦理的影响的争论,以湖北S村为关键案例,考察在农业经营结构改变的前提下,小农的心理境况经历了怎样的变动,其如何与国家、地方政府、村级治理组织及民众互动,以及在此前提下,农民合作的产生、机制及其担纲者等问题.案例显示,村庄政治能人虽然能以对政治逻辑的熟练把握吸引国家外部资源注入,但是当其将政治逻辑导入村庄内部时,导致了村庄社会团结的瓦解与村庄秩序的紊乱.而浸没在社群伦理之中并且深谙农民合作在市场中重要性的民间精英,则一方面将个体农户带入现代市场,另一方面又能在市场经营过程中自觉维持社群伦理、维护社区利益.S村案例提供了经济社会变迁下农民伦理变革一个解答,也暗示了宏观经济社会变迁对于农民伦理以及伦理秩序、集体意识变动的可能影响.     

农民合作困境的原因探析——以J市Y村水利为例

本文以农田水利为介入点,研究农民合作困境产生的原因。农村改革以来,随着国家逐渐从农田水利供给领域退出,基层组织权力逐渐弱化,导致农民合作缺乏外部的组织力量;市场机制的引入,难以克服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现象,无法解决农民合作的交易成本问题;村庄内部组织力量的缺失及舆论的解体,导致村庄内部缺乏农民合作的社会基础。因此,农民合作的困境是由政府、市场和村庄自身三个方面的因素共同造成的。     

农民合作行为研究——苏北P村蔬菜产业协会调查

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对维护我国农民的利益具有重要意义,但农民的合作行为却体现出既具有合作倾向又是有限合作的矛盾的两面性,其原因可能与专业合作组织大多由地方政府推动、合作组织自身建设的不足、农村社区契约精神的缺位以及家族联系纽带对合作组织功能的替代等社区性因素相关联,而农民个体性特征对其合作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对农民合作行为的分析,应将其置于具体的独特的“农村社区”中,作为一种地域性的社区参与行动来进行考察。     

中国农民合作的研究述评——兼论农民合作的定义与分类

思考如何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使农民合作与组织起来,对于我们解决"三农"问题,构建和谐农村有着重大意义。学界对农民合作的研究分成"对传统农村社会中农民合作的研究"和"对当代农村社会中农民合作的研究"两部分。然而这些研究都忽视了对农民合作的概念界定并影响了研究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因而有必要对农民合作进行定义与分类。农民合作是指农民为了解决在生产、生活中碰到的仅靠一家一户无法解决的问题和困难,与其他农民相互配合、协调行动,以实现一种既有利于自己又利于他人的结果出现的社会互动过程。从形式上可将其分为"社会交换式合作"与"集体行动式合作"两类。     

构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条件分析——基于江西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调查

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证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与增加农民收益的有效组织形式.但在农业大省的江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一项来自江西省9个地级市40多个自然村189个农户的入户调查表明,农民对于合作经济组织具有较强烈的需求,而合作思想及知识的普及、具备领导能力的带头人、成员间的信任关系、公平的利益分配制度、组织内部的民主管理、政府和社区力量的支持和合作组织的持续稳定发展,则是构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必要条件.     

合作与中国农民合作

分工是产生合作的基本前提;但分工并不必然会导致合作或有效合作的产生,这里关键取决于合作收益的分配制度建设。中国农民合作难,既是一个真命题,也是一个假命题。从经济层面看,中国农民合作化建设的重点应在流通领域;他组织应成为中国农民合作化建设的主要手段;政府应成为推动农民合作的主要力量;中国农民合作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完成从以血缘为主的传统合作形式转向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合作形式(不再以血缘为主,而是以契约为主);法治化是推动农民合作建设的必要制度条件;以文化创新推动中国农民的合作化建设;以民主化推进合作化;大力加强中国农民的诚信建设,这是解决中国农民合作难的一个重要手段;另外,要建立和健全利益分配制度。     

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法律困境及其出路

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存在与发展对于当今农村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存在着组织成员素质偏低、组织规模偏小、市场竞争力不高、政府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支持力度不够等问题。这些问题存在的症结在于有关农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体系尚不完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尚不明确、运行尚不规范。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得以健康发展的出路在于完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法规体系,明确其法律地位,规范其运行机制,加大政府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扶持力度。     

乡村绰号研究——基于对河北Y村的实地调查

绰号在乡村社会中作为一种亚文化具有浓厚的乡土文化气息,既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乡村地域情调,也是人们透视和了解乡村社会生活面貌的窗口。首先,乡村社会作为一个熟人社区,人们彼此熟悉了解,根据人们的外貌、生活习惯、性格品行、职业等特征产生了不同类别的绰号,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和表现力。其次,由于乡村社会特有的本土文化特征,绰号以贬义居多并集中分布在中老年男性人群。另外,作为乡村社会中的一种亚文化,对于具有维系乡村熟人社会、提供道德约束、反映社会变迁等具有较为鲜明和突出的功能。     

区域红色旅游合作机制创新探析——以湘鄂赣区域为例

我国区域红色旅游合作存在合作主体倚重于政府、合作内容偏重务虚、合作优势难以发挥、合作领域过于狭窄等问题，政府推动、资源优势、区位优越等因素使得湘鄂赣区域红色旅游合作具有可行性，需要创新人文融合、组织管理等机制以提升湘鄂赣区域红色旅游合作的效能。     

基于情感分析的网络民愤研究——以长春长生问题疫苗事件为例

以长春长生问题疫苗事件中的网民评论为研究样本,采用双向长短期记忆模型识别出网络民愤,再基于TFIDF算法对网络民愤进行主题词、主题句的提取,并运用话语分析进行主题归纳。研究发现,网络民愤的主题围绕疫苗的非法生产和相关部门的责任缺失展开,这反映出公众对自身健康的担忧,对企业道德失范的焦虑,以及对党和政府肃清问题疫苗乱象的期待。利用这种情感分析方法能够真实地反映出民愤产生的原因及网民现实的社会心理状态,对于实现更精准的舆情分析和减少社会冲突具有重要意义。     

市场效应、政府行为与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的空间视角分析——以福建省为例

文章利用空间基尼系数和区位熵测算了福建省科技服务业的集聚度,并进行空间全局与局部自相关分析,综合考察了福建省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现状,将其区分为高集聚区和低集聚区.利用福建省丸地市相关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隐性知识溢出程度、城市规模、政府行为和FDI是福建省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各影响因素都表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性.为此,文章根据福建省科技服务业的集聚现状提出了差异化“梯度集群”的政策建议.     

彝族民俗歌舞艺术论 ——以景东县安定乡青云村为例

安定乡青云村位于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无量山脉,是彝族全覆盖的少数民族村落,属黑彝支系。青云村虽地处深山, 但村中的彝族传统文化保存完整,民俗活动氛围浓厚。特别是青云村歌舞类非遗项目,如打歌、大帮腔、羊皮舞等,都具有非常 鲜明的彝族风格和地方色彩。由于交通不便、传播方式单一等多重因素限制,学界对青云村彝族民俗的关注甚少,研究尚待深 入。以实地调研取材的内容为主,结合文献史料记载,分析青云村彝族歌舞类艺术的形式及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