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智性散文

抒情与智性,是中国现代散文的两翼。但长期以来,散文的研究者一直重审美抒情而轻智性,从而导致百年来审美抒情一支独大,而智性散文几乎被人遗忘。考察智性散文的理论主张与历史流变,探究智性的哲学来源,界定智性散文的概念及内涵,重现智性散文的创作实绩,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当代的散文成就,从而拓宽当代散文的研究路子,使当代散文研究走向丰富、阔大与遥远。     

《悼念叶芝》:从传统哀歌到现代智诗

本文对奥登的《悼念叶芝》作了一个比较式解读。《悼念叶芝》是一首现代挽歌,是一首充满智性的悼亡诗。与传统哀歌相比较,它的现代智性表现在三方面:意象陌生,意绪冷峭,意义延置。文中将原诗与传统哀歌作了对比分析,能使读者清楚地看出《悼念叶芝》与传统田园哀歌之间的区别。     

“智性直观”在东西方思想中的不同命运(1)

康德之后,“智性直观” 在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哲学被理解为对绝对之物的智性直观。费希特在康德赋予“智性直观” 的第二个含义上发展了这个概念,并把智性直观的对象“自我” 当作他哲学的出发点;谢林继续将“智性直观” 理解为一种把握绝对本原的行为,并且同时展开了“智性直观” 的“美感直观” 含义。虽然黑格尔后来遏制了“智性直观” 的这个发展趋势,批评它是一种“空洞的可能性”,但他也提出“真正的智性直观”,即对绝对精神本身的运动过程和发展脉络的纵向的、历史的把握,因此仍然属于“智性直观”的倡导者之列。     

论中国现代主智诗的语言表达特点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主智诗以维护诗歌艺术形式的自律为准则,在语言形式上具有先锋性,可以从语义的变异、比喻格的拓展及人称代词变化三个方面探讨中国现代主智诗的智性化语言表达特点.     

“智性写作”下的反思

在大众传媒为主体的消费型时代,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了技术＂吃人＂现象。这反映在文学领域,就是以高科技为主要写作对象的＂智性写作＂的出现。我们不禁质疑,在这样一个技术化的时代,创作的＂智性化＂是否已经变成一个重要的写作方向？文学是否依靠＂智性＂才能取得它的生存地位？文学的家园在哪里？本文立足于这些思索,从康德的理性批判和普鲁斯特的＂真实观＂入手,来辨析＂智性＂在文学创作中的位置,探索文学的终极关怀,以期对当前＂智性写作＂的问题和方向有所启发。     

内识：杜绝心学流弊的根本之法

心学作为儒学系统的一个分支,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后来也出现了重重流弊。牟宗三曾大力彰显性体,以性体保障心体客观性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作用有限。在儒家生生伦理学的系统中,与道德相关有欲性、仁性、智性三个因素,其中仁性和智性都是道德根据。与仁性相对应的是心学系统,与智性相对应的是理学系统。仁性和智性都可以决定成德,但功能不同。仁性的作用在于内觉,以发现自己的仁性。智性的作用在于认知,具体又可分为外识和内识。外识是对与道德相关的外部对象的认识,内识是对内在道德根据的认识。启动智性,发展内识,对仁性这一道德根据加以真正的认识,才是杜绝心学流弊的根本之法。     

南帆:迟到的现代派散文——兼论学者散文的艺术出路

中国当代散文本来积累最为丰厚的艺术基础是抒情和幽默 ,南帆的散文却有非常明显的反抒情倾向 ,虽然他不乏幽默感 ,但是他却谨慎地节省着幽默情趣 ,避免幽默妨碍他思想的深邃。他的散文主要是追求智性的 ,审智的 ,而不是以情感为主的审美散文。他的审智之所以没有流于抽象 ,是因为他有异常生动而丰富的艺术感觉。超越了抒情 ,直接从感觉进入智性的思索 ,让思索带上感性的生动性 ,这一点正好与西方现代派诗歌与小说在艺术上是同步的。在我国诗歌和小说中 ,早就有了现代派的潮流 ,半个多世纪以来 ,却缺乏现代派散文 ,南帆散文的出现 ,正好填补了这个历史的空缺。中国现当代散文 ,主要来源于明清小品和英国幽默 ,长期以来 ,中国散文就在这两个渊源中发展 ,而南帆散文的思想艺术渊源却是法国的罗兰·巴尔特和福柯。不同的渊源 ,再加上特殊的才华 ,使得南帆的散文对于中国现当代学者的智性散文意味着一种突破。     

论打工诗人写作的“智性”转变及转变焦虑

打工诗人的写作在当前正面临着新变的可能，写作时空场的“智性”偏转构成了转变的主要内容。一方面，打工诗人追求“智性”维度的诗歌，与写作的“现代性”诉求达成了内在的统一，演变的“时间场”以其鲜明的“智性”表达构筑了新的写作装置；另一方面，标签化命名为打工诗人的写作带来极大的掣肘力，“智性”的转变则成了他们突破空间限制的重要策略，由此建构出了“智性”的写作空间场。但这种转变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焦虑性，具体表现为因写作功利性的增加所造成的思维的“不自主性”，以及因迎合批评家们的审美趣味所带来的“失语化”危机。     

试论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模式的应用

信息时代的到来,掀起了知识经济的浪潮,人的智性之光被重现。智能型社会要求能与之相协调的经济发展方式和企业管理模式。人本管理作为一条适合企业再发展、再创造的新途径,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文章从人本管理的特点入手,着重探讨了人本管理模式与新经济发展趋势的关系,以及如何在现代企业管理中运用激励和创新手段实现人力资源调配的最优化。     

现代散文分类之我见

自"五四"开创现代散文以降,关于散文的分类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各行其是。这些分类或失之于简陋;或繁杂重复;或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或划分交叉,有的剩余,有的超出。笔者从中国散文的历史和审美本体性出发,再结合"类型说"的理论和分类的原则,拟将中国现代散文划分为五大类:主情散文、闲聊散文、智性散文、纪实散文和说明文。显而易见,这样的划分是否能够成立,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中国古代意境诗歌的哲学智慧

中国古代意境诗歌的作者运用了辩证法原理进行诗歌意境的营造,诗人具体运用的有对立统一结构、否定之否定结构、质量互变和时空共寓等辩证结构,使诗歌具备了扩充想象的功能,充满哲理的玄妙和灵机。体现了中国古人的伟大哲学智慧。     

论磁州窑诗词的生态智慧书写

本文运用生态美学原理,从磁州窑诗词生态叙事、生态意境、生态精髓等方面阐释磁州窑诗词绿色写作中蕴涵的生态智慧,以期开拓磁州窑诗词研究的新视野。     

李琦诗歌的理趣美

李琦的诗在情感之外有一种理趣丰盈的品质,充满对爱的本质真谛、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间生命体验的凝眸深味;这种理趣因与具体的形象、情绪相伴生,所以使诗完成了合规律性的诗意造型;并以对理性、智慧的追逐撼动了传统的诗歌观念,敦促着诗歌走向了心灵与外物对话的感性哲学.     

诞生和死亡的时辰——论西南联大现代诗人与战争之题材

抗日战争,极大地开拓了西南联大现代诗人的精神视野,也提供让他们融入社会的难得的历史契机。而战争的痛苦和紊乱,带给联大现代诗人“智慧的痛苦”和“苦难的承担,”尤其是在战争状态下,如何战胜对“死亡”的恐惧,超越个体生命的局限,就显得尤其重要。战争唤醒了人性,联大现代诗人表现出难能可贵的人性尊严和人性内涵,使他们的诗作超出当时一般战争诗人的作品。     

王勃佚诗及其兄弟关系考

《韵语阳秋》中存有王勃的两首佚诗（或其片段）：《自乡还虢》和《诫劫劝》。王勃共有兄弟十二三位之多,但有姓名可考的只有八位。王勃与诸位兄弟之间极其友爱,但根据这两首佚诗传达出的信息,王勃之弟劫、劝可能真如《韵语阳秋》的作者推测的那样曾经闹过矛盾。为了处理兄弟之间的矛盾,王勃以《倬彼我系》来宣扬家族精神;以《诫劫劝》直言劝告劫、劝;以《送劫赴太学序》号召兄弟们恪守儒家的伦理道德;最后以《自乡还虢》表达了兄弟们之间应该像花萼和花朵一样亲密相依。其增强兄弟关系,处理兄弟矛盾的方式值得我们借鉴。     

浪漫诗人的"现代"诉求--论"新月"诗派的现代主义艺术实践

"新月"诗人也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艺术的重要实践者.他们的现代诗实践,在追求艺术规范的闻一多的<死水>集有所表现,如它所包含的现代诗的精神的经验;在以诗歌体制实验著称的朱湘<石门集>中,也有重要的反映,<石门集>中甚至出现了典型的现代诗.这两个"新月"派的经典诗集的现代主义诗歌实践,反映了浪漫的"新月"诗人现代主义诗歌艺术实践的重要品质.     

智者乐水:早期儒家传统中的智慧观

儒家关于智慧的理解对中国人的生活之道产生了长远而全面的影响,同时也为中国哲学与宗教的“智慧型传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从比较哲学的角度,通过解读先秦儒家知与智、智与德、智与乐、智与水等多维度的内涵,可以看到儒家智慧观不仅仅是一种对日常生活有用的箴言集合,而且是关于宇宙、历史、社会和人性的道德形上学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关于人超越自身局限,获得理想人格的一种阐释。     

悲恋逝去故国与渴望新朝和平--论河汾诸老诗歌的家国主题

河汾诸老是金元易代之际生活在黄河与汾水之间的八位诗人.由于所处时代、生活经历的相似,诸老们不约而同地写作了一些反映时代、社会和国家命运的诗篇.它们之中既有悲恋逝去故国的作品,也有渴望新朝和平的佳作,共同构成了河汾诸老诗歌中看似矛盾的家国主题.     

论辛弃疾词的曲折含蕴美

辛弃疾是宋代成就最高的词人,其词作不仅抒写了雄浑壮阔的内容,而且具有词这一文体幽深精微的美质。文人和英雄的双重身份,使辛弃疾的情感格外深沉复杂,发而为词,就使其词作盘郁顿挫,具有特别动人的力量;与此相应,在意象上"摧刚为柔"和大小意象的对比,在结构上"以文为词"、"引气入词",在用典上丰赡贴切等艺术特点,也使其词作具有一种独特的曲折含蕴美。     

唐诗人口数字辨析

对《全唐诗》中几乎所有涉及人口数字的诗歌篇章进行分类整理,然后又搜集到了涉及相应诗歌的今人的论文或专著,将两者结合进行了对比研究,我们发现唐诗在人口数量的描述上,有些确实以现实人口为基础,诗中描写较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人口现状;但大多数则是一种艺术的手法,只是反映出当时人口众多的现象,多非实指,所以并不能当做历史史实来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