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梳理及启示

法治和德治是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两种根本手段,也是引导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德与法伦理辩论的主线."德治"是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儒家的德治论并非简单地主张"德主刑辅",而是倡导据德而治以反对当时法家威慑主义的刑治.引道德入律法最终也起到了扼制任意立法和专擅杀戮的社会效果.汉代的引经决狱、隋唐宋明清的法律道德化都是儒家德治论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扬,符合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的大原则.战国时期法家法治思想不乏变法、务实的伦理价值,但其"法""刑"演变成为酷吏严刑的时候严重相悖于法治的固定性要求.梳理"法治"与"德治"的伦理纠结启示我们,道治和法治博弈有度,合理发挥各自作用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     

论儒家德治思想的哲学基础

儒家以"天"建立了"德治"思想的本体论依据.通过"道德-天-政治"间的内在联系,儒家"德治"思想获得了存在的根源性意义.儒家"德治"思想从形上学角度赋予了"君权神授"的合法性,且符合平民百姓的个体政治认同,并在深层意蕴中确保了人性趋于至善的可能性,为人类社会完美的政治理想实现提供了保障.同时,在儒家"德治"思想中,人们又可以找到的人与自然间,人际关系间,社会群己间,人自身关系中,诸多"和谐"的哲学意蕴.从现代民主政治理念出发,儒家"德治"思想存在着道德理想主义倾向严重,无法回避道德法律化的弊端,难以打通的"内圣外王"之道等弊端.但儒家将"善政"与权力运作主体的道德理性及个体人性完善、改造相连的智慧,直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郑声淫"与"思无邪"关系辨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理想国",这与孔子"中庸"的哲学观相一致,而体现了"中庸"哲学观的礼乐治国思想则是孔子实现"理想国"的具体措施."诗""乐"一体,(诗三百>是礼乐文化的一部分.孔子对"郑声淫"的评价,是从礼乐治国角度评价的,是对具体邦风的评价,属于政治评价,是"析言";孔子对<诗三百>"思无邪"的评价,是对<诗经>整体风格的评价,既是审美评价,也是政治评价,是"浑言",这两者的评价不是在同一逻辑层面上进行的.所以,"郑声淫"与"思无邪"之间不存在矛质关系.     

"公"观念的历史纠结与公德意识的当代重塑——兼论和谐社会视野内伦理体系的基石

传统社会虽不乏"公"观念,但大多带有描述性和规范性的抽象伦理意味,其政治层面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浓厚,而社会伦理的公共性明显缺乏,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公德意识的阙如.当代和谐社会治理目标的提出,在理论上确立了公德的伦理基础地位.但在实践层面,要扭转公德不彰现状,惟有通过励行德治、重整教育双管齐下,才能实现公德意识的当代重塑.     

为政以德与良心入宪

鉴于我国权力腐败、社会腐败等问题的凸现,要求执政者"为政以德"的呼声也日益强烈.我国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方略,由于未能准确把握先秦时期儒家德治思想的真谛,将重点放在对老百姓的道德教化,而不是重在要求执政者实行"法治下的德政",因而收效甚微.本文认为应当在法治的前提下,通过道德的社会权力化,使之成为约束执政者权力的辅助力量."为政以德"还要求"良心入宪",要求执政者恪守政治伦理和司法伦理.     

德治下的法治和法治下的德治

治 ,就是一定的社会组织对社会的治理 ,就是政治活动。法律和道德是两种基本的社会行为模式。于是作为社会活动的政治有了法治和德治之分。所谓制度 ,不过是一系列规范的总和。不同的规范选择 ,最终是不同的制度选择。因而法治、德治 ,是不同模式的政治活动 ,也是不同类型的政治制度。法治和德治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 ,二者既相互对立 ,又相互统一。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政治 ,道德缺席 ,权力裸露 ,是个人政治 ;法治为主、德治为辅的政治 ,法律至上 ,正义彰显 ,是众人政治。个人政治 ,祸国殃民 ;众人政治 ,强国富民     

儒家德治主张与教育思想的人文性及现实意义

中华文化具有崇尚德治、重视教育的之人文特征,儒家正是这一文化传统的奠基者、实践者与弘扬者。儒家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政治主张,把道德教化和“移风易俗”作为治国之首要任务。儒家的教育思想包涵着深刻的文化精神和广阔的社会内容,其鲜明特色即人文性。其德治思想渗透于教育教学领域,主张教育教学活动的终极目标即是全面提升受教育者的道德品格和人文精神。儒家的德治思想和教育观念对当今人文社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德治”与“法治”的理论博弈

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儒家主张"德治",其德治思想异常丰富、完整;而法家则主张"法治",因而形成了"德治"与"法治"的理论博弈."德治"思想强调道德在处理人际关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而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存在忽视法律重要作用的错误倾向,其结果必然导致"人治".而法家"法治"思想虽然与今天的法治理论有重要区别,但它看到了法律在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处理人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缺陷是不理解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因而轻视道德的重要作用.现代社会,道德和法律二者不应是博弈的关系,而应是相互蕴涵、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只有秉持这一理念,我们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好公民"与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以公民教育为视角

现代化不仅是一系列经济发展指标,更重要的是现代的政治理念、法治精神和民主意识.然而我国当前的现状却是公民身份与公民意识严重脱节.这种状况的深层根源在于我国传统观念的固着所导致的对现代文化的非理性抵抗.为此,我再次提出"好公民"概念.作为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植入到公民意识的培养和塑造中,旨在融合现代政治法律文化对"公民"的内在要求和我国传统文化对"好人"的一贯诉求,使现代化的政治文明和法律文明因注入儒家文化的血脉而不再给我们一种完全疏离于本土文化的异己感和外在感,促使广大社会成员自觉完成法治社会"公民"的角色转换,以文化的和谐来构建社会整体的和谐.     

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再认识

文化作为精神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文化日益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并由潜在生产力变为现实生产力.在全球化背景下,在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互动的过程中,文化力作为区别于政治、经济、军事、科技这样一些"硬实力"的"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并逐渐取代资本成为国际间的核心竞争力.文化领域已经成为国际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较量的主战场,文化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我国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就必须在壮大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加强国防力量的同时,大力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建构和强化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思路是:提升文化凝聚力是其根本路径;增强文化创新力是其关键因素;扩大文化传播力是其前提条件.     

村民自治视域下的道德自治

农村推行的村民自治,应包含社会发展的全部内容,即政治自治、经济自治、文化自治、道德自治等。道德自治是农村村民自治的基础和前提。德治作为一种治国的理念,分道德他治和道德自治两种模式。目前,我国的德治还处在道德他治阶段,真正的道德自治还未实现。在村民道德自治实现以前,中国农村很难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主自治模式。村民道德自治的前提是道德主体意识的确立,其关键是公共精神的弘扬。     

先秦儒家思想道德教育目标理论及其现代价值

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者提出的以“德治”为手段,构建“仁者治国、老少安怀”的社会政治目标和以“君子”、“圣人”为标准,构建“道德教化”与“自我修身”相结合的人才培养目标模式及以人性的善恶程度的不同为依据,提出思想道德教育目标的分层理论等思想道德教育目标理论,对我国的当代思想道德教育的目标理论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善治：自由与秩序的张力

德治和法治都是以人为实现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或社会和谐之手段的社会治理模式,因而可能成为约束或限制人类自身发展的桎梏。善治不是以＂治＂人为最终目的,而是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最终目的,保证人类自身不在物质繁荣的过程中被异化为工具。善治在个体自由的离心力与社会秩序的向心力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以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为基本保障,以人的道德自觉与向善追求为主要特征。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揭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全面的发展观,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规律;坚持马克恩主义的政治文明观,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党的庄严使命,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治建设的规律;坚持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揭示了党领导文化建设的规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对执政规律认识的最新科学成果。     

家庭·学校·社会:伦理教育的整合实施思路

在社会转型发展的当代境遇中,以道德和美德为基本内容的伦理教育,要卓有成效地展开,首先应该构建起家庭、学校、社会的互动平台,遵循人生奠基、生态整体、广博博爱和全面慈善等基本原则,整合实施伦理教育,引导人学会成就自己、关爱他人、关心社会、善待自然、敬畏生命、担当责任,既践行道德生活,又追求美德作为.     

先秦时期“忠”观念的产生及其演化

"忠"的观念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支柱,也是先秦时期道德生活的重要内容.在其产生和初步发展的春秋时期,"忠"观念表现出了多元化的趋向,兼具君德、臣德、朋友之德等多重内客.战国时期,"忠"观念从一种具有普遍含义的社会价值逐渐缩小为一种具有特定主体与对象的具体的道德要求,"忠君"遂成为"忠"观念的首要内容,"忠君"观念呈现出绝对化倾向.同时,忠孝关系也成为战国时期亟待解决的社会矛盾,在二者的优先性问题上经历了从孝先于忠到忠先于孝的转变.     

以"三个代表"为指导 加强官德建设

加强官德建设 ,是贯彻“三个代表”思想的关键环节。加强官德建设 ,必须强化干部群体的道德表率和示范作用 ,建立健全社会主义行政伦理规范体系 ,坚持道德自律与监督制约机制的紧密结合     

重构超越“道德人”和“经济人”的政府人范式

关于政府人的人性预设经历了三个阶段、两次转向.第一次转向是由"道德人"转向"经济人",第二次转向是由"经济人"转向"公共人".作为对"道德人"和"经济人"超越的政府人预设,要既能发挥对政府人积极的激励作用,又能起到约束作用,使激励和约束相得益彰,因而"公共人"并不是对政府人的真实揭示.正义一方面和道德相联系,另一方面又和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和政府组织的正当性相关,因而对政府人的正义要求恰好既能发挥激励作用,又能发挥约束作用.可见,政府人的基本角色是"正义人".     

“自由”与“专政”的思想谱系——法国大革命前后政治-社会学说的转变

自由与专政是法国革命的两个面向,法国革命的政治文化亦随之打上激进性的烙印,但在法国的政治理论脉络中,不乏有尝试在各个极端倾向之间寻求平衡点的思想传统：孟德斯鸠、贡斯当、斯塔尔夫人、托克维尔等堪称其代表,他们的共通之处在于探讨政治问题时都十分关注对社会维度的考量。在孟德斯鸠关于政体的性质与本原之间关系的讨论中,呈现出政制与民情间的互动模式;贡斯当承袭了孟德斯鸠古今社会形态差异的议题,以古今自由之变为视角,提出在一个幅员广阔、奉行人民主权原则的共和国中探讨现代自由内涵的问题;作为他的知己与战友,斯塔尔夫人努力探索构建一个能够保障现代人自由的共和政体：“制度的专政”;托克维尔则进一步从民情角度切入,努力探索完善民主社会并使共和制最终摆脱帝制幽灵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