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组织的伦理缺失及其对传统伦理范式的挑战

现代组织的道德失范导致组织工具性和价值性的失衡、组织道德责任的漂移、组织伦理取向的迷失、组织伦理规范的冲突及伦理调控的失灵等。组织道德失范的原因一方面是组织实体自身所存在的道德意识空场、组织结构的失衡及所处社会环境的变动;另一方面是由于传统伦理范式中道德主体的个体单一性之弊、依个体良心而实现道德价值的"规范习得-践行"模式及重义轻利、整体主义及等级主义的价值导向而造成组织道德主体性的失陷和组织伦理的无效运行。     

大部制的理论基础与实践风险

大部制通过对组织结构进行合并整合,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以提高行政效率.从组织与环境的关系看,这是应对组织环境的不确定性而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我国行政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具体现实使大部制改革成为必要和可能.从组织内在结构看,我国行政组织结构导致行政整体效率低下的问题,需要进行大部制改革.我国大部制改革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能性,但是,大部制有其运行的复杂性和自身功能的局限性,必须有相应的措施和综合性的改革,才能实现大部制改革的预期目标.     

傣族村寨的组织管理模式及社会取向

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傣族村寨的组织管理模式是:以行政机构和宗教机构两个正式群体,将全村的非正式群体结合起来;以广播传达信息,以奘房为固定活动中心,全体村民共同为实现村寨的目标而行动。在这一组织模式下,傣族表现出以村寨取向为核心,以避异求同为突出特征的社会取向。     

试论回应型政府的运行模式

回应型政府是一种使回应制度化、体制化的治理模式。与传统的政府运行模式不同,回应型政府服务社会的价值取向,政府与社会平等合作、共同参与的治理结构,电子化与扁平化的政府组织结构,透明、快捷的治理过程,有多元主体参与的、体现责任约束与对结果负责的政府绩效评估,共同构成了其特定的运行模式。     

村政委员会:村级组织制度创新的一种过渡性构想

当前农村实际的村级组织制度大都是介于强行政控制与民主治理之间的半行政半民主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由于缺乏法律依据而效率低下。将此种半行政半民主的村级组织实际制度法律化、制度化,即可形成一种全新的村级组织制度安排：村政委员会的制度安排。村政委员会具有诸多优点,且与村级组织制度创新的基本原则吻合     

试析中国传统行政价值取向之重构

如何重塑行政文化，如何发掘行政文化的特殊力量，已经成为行政管理领域必须思考的问题。优秀的行政管理者，不仅应强烈地意识到背后文化的存在，而且摒弃和消除组织中不良的观念、习惯和风气，能动地引导行政价值的运行和完善，自觉地推动行政文化的建设与创新。笔者试从我国传统行政价值取向的主要特性和形成动因出发，提出导入新型价值理念，重构中国传统行政价值取向的措施。     

对大学组织特性及行政与学术权力关系的思考

大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既有学术属性,又有科层属性。这两种属性反映了组织活动过程中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也决定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大学中的客观存在。多年来,行政权力在我国大学的决策与管理中处于主动地位,学术权力一定程度被忽视。正确认识大学的组织特性,研究和探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相互关系,对于深化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行政组织中的行政理念分析

行政理念是行政组织成员在管理社会事务与组织内部事务所持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行政理念由观念性与规范性的两大结构层次组成:前者包括行政的心理、意识、思想、价值、理想、道德、后者包括行政的传统、习惯、原则。行政理念结构层次之间稳定的条件取决于各层次的吻合性,行政理念具有外在适应与内在整合功能。行政理念与行政组织间的最重要关系则表现为:行政改革必须通过行政理念转变的先行来实现。     

论中国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创新的问题和对策

高等学校是一种正式的学术组织。高校基层学术组织致力于学术研究,追求自由、自主和自治的管理目标。基层学术组织创新有助于解放和发展学术生产力。目前我国高校基层学术组织类型单一化,管理职权相对缺乏,研究功能有所弱化。今后有必要设置多样化的基层学术组织,赋予基层学术组织及其学术带头人更大的权力,创新学术组织。在中层和基层组织关系方面,中层机构数量过多,权力过大,责、权、利界定不清。当务之急是扩大中层学术组织的学科覆盖面,在管理上实行简政放权,促进院系设置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引入学院式管理模式。高层管理方面的突出问题是行政事务和学术事务区分不明晰,校长治校、教授治学的理念未能落实,行政主导权不断强化。今后应力求增强高校制度化的学术权力。     

农民组织的行动逻辑 ———以布迪厄实践观对山西柳村农民协会发展的分析

农民组织应该被看作农民作为具有一定认知能力的社会行动者,为了实现某一目标而按照一定的组织程序自发地结合起来的社会共同体,更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或生活状态.农民组织在发展中暴露出的问题主要是资金难以获得、管理与财务制度不规范、人才缺乏与激励制度缺失并存.从柳村农民的组织实践过程中可以看到,农民组织是内源式发展,是由农民的内在需要驱动发展的;他们根据自身的利益需要,在各个场域将各种习惯灵活地变通为多种实践的策略,不断建构社会结构的同时也在不断建构社会资本.     

行政许可制度改革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行政许可 ,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申请 ,经依法审查 ,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改革行政许可制度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善我国投资环境、规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探讨了行政许可制度改革的几个法律问题     

论ECFA的法律基础

作为两岸间经贸交流的正式制度安排,ECFA的法律基础包括:第一,它是两岸以独立关税区的主体资格成为WTO成员后,互签的符合WTO有关规定的经贸合作协议;第二,在它的谈判和实施中,两岸的行政机关和"两会"在其各自的法律体系以及公法理论中具有明确的权力来源和主体定位,即两岸之行政机关有权主理两岸的经贸往来事务,而"两会"作为行政委托的受托人亦有权谈判并签署ECFA。     

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优化路径探析

引导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既是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也是以“简政放权”为核心内容的行政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当前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处于起步阶段,参与承接行动的社会组织较少;其承接方式主要以定向委托为主。现阶段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对促进自身发展、推动政府职能转型、节约行政成本、保障公共服务质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尽管如此,在承接行动中,社会组织自身仍存在人力资源不足、经费不够、管理不善等问题;而政府仍存在体制机制不合理、放权观不正等问题。如此,推动社会组织加强能力建设与政府更新观念、创新体制机制仍是当下的任务。     

集权与治理：民国时期政府的行政派出组织

行政派出组织是政府治理的有效组织形式。为了特殊的军事战略,实现集权与治理,民国时期政府的行政派出组织大致划分为军事辅助型、集中控制型和监察管理型三种类型;同时,在组织设置中奉行机构性质的虚位性、结构的精简性、领导体制的一元性、管理职权的广泛性、存在方式的灵活性等原则;在运行实践中发挥了强化区域控制权、提升行政决策权、提高行政效率等功能,并由此奠定了1949年建国后我国行政区划的原始雏形,对当代中国政府的行政派出组织和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探索

学术界对中国农村基层组织的划分一般有两种,一是按功能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和群众等组织;二是按组织运行方式划分为党政权力组织(包括乡镇党委、政府及村党支部)、村民自治组织(包括村民委员会、村民代表大会)、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社团组织及农民自发组织等。前一种划分比较笼统,后一种划分目前普遍认为比较合理和有针对性。     

国际行政法庭诉讼管辖的几个特点

国际行政法庭是裁判处理国际组织内部公务员案件的国际性法庭,与其他国际司法机构相比,其诉讼管辖实践颇有特色,具有＂有限＂、＂自动＂和＂强制＂三个方面的特点。     

“因俗而治”型政区:中国历史上“一体”与“多元”的空间互动

任何政权条件下的行政区划都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要求的表现,是为当时的统治集团巩固政权、发展经济提供组织保障的空间格局。古代中国政治的根本特性就在于对大一统政治结构的持续追求,正是这一追求导致了其政治统治区域内多元性的存在。“因俗而治”型政区的存在、发展和演变,为“政治一体”与“社会多元”的互动提供了空间构架,也使“一体”与“多元”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了实际的共生关系。     

中国的行政赔偿制度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

行政赔偿是国家赔偿的一部分 ,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 ,损害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后 ,由行政机关给予赔偿的一种法律制度。行政赔偿与民事赔偿不同 ,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是违法原则。我国的国家赔偿法局限在具体行政行为与事实行为的赔偿中 ,将立法赔偿、公有、公共设施赔偿排除在国家赔偿的范围之外     

简论高校基层党组织作用的有效发挥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素质教育全面铺开、高校办学规模日益扩大的新形势下 ,高校基层党组织特别是院系党总支应彻实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落 ,加强领导班子自身建设 ,切实加强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保证监督作用 ,积极参与行政决策     

公共行政组织变革中的心理阻力及其化解

公共行政组织必须适时调整和变革,以适应迅速变化和发展的社会环境。认知误差、利益失衡、组织惰性、习惯性和变革不确定性等导致不同的心理障碍和阻力,影响和制约公共行政组织变革的进程和成效。深入剖析公共行政组织变革中的各种心理问题,正确引导和调适行政人员的心理,有效化解心理阻力,有利于顺利推进公共行政组织变革,提高行政效率,实现组织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