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法治概念：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早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救时”,以政治为业,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救亡本位的“法治主义”。晚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思想启蒙,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启蒙本位的“法治主义”。1918年是一个转折点,可以视为梁启超的“法治主义”从救亡本位转向启蒙本位的标志性年份。粱启超的“法治主义”,是理解现代中国法治观念的一把钥匙。     

胡适与五四戏剧改革

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 ,从文化革新的立场出发 ,团结了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人 ,开展了中国戏剧改革的认真讨论。他主张联系现实斗争 ,引进易卜生主义与悲剧观念 ,这不仅是当时戏剧改革的需要 ,也是五四新时代提倡思想独立、敢于说真话的必须。在当时对待民族戏剧的态度上 ,胡适与钱玄同、周作人不同 ,他从历史进化论出发 ,一方面对传统旧戏剧、特别是元杂剧给予很高的历史评价 ,另一方面又力主学习外国新戏剧 ,“取人之长 ,补我之短” ,努力发展民族新戏剧。但是他对传统戏剧的“遗形物”的夸大描述 ,仍然反映了五四时代的历史局限     

从新制度主义看历史制度主义及其基本特点

新制度主义是作为对传统制度研究的继承以及对“行为主义革命”的反动而出现的一种政治学研究范式 ,历史制度主义是这种范式中的一个研究派别 ,它以新制度主义的基本思路对历史的发展进行比较研究 ,从各国历史发展和比较的过程中去探求制度变迁的不同过程 ,寻求在稳定的制度安排下政策变化的根源 ,以及政治制度与政治观念的互动作用 ,以解释在特定制度局限下观念变革如何能导致政策变化。作为一个派别 ,历史制度主义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特点 ,因而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学研究也有独特的贡献 ;当然 ,历史制度主义也存在一些基本的理论缺陷 ,主要表现在分析问题过程中的滞后性 ,在预测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逻辑上的“事后描述”以及“观念”解释的模糊性上     

巴金：“安那其主义”中的家国情怀

巴金一生的创作都在追求“反封建”,呈现浓郁的家国情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安那其主义同时也是他坚持一生的信仰。在家国情怀与安那其信仰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在巴金的信仰结构之中,安那其主义主要体现为一种对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尊重,这是他“反封建”的重要缘由,而这样的人道主义关怀又与他对国家、民族的深情并不矛盾,所以我们最终发现,互有矛盾的观念在巴金这里却内在地结合在一起,包括安那其主义在内的现代思潮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都获得了新的认知和诠释,它们共同体现了晚清—五四的新文化理想,巴金将安那其主义的激情和牺牲当作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革命信仰,从而完成了对这一外来思想的中国式再构,而信仰的执着也成为了巴金一生坚守“反封建”目标的强大动力。     

发展主义、生态后现代主义与新型现代性

不顾环境一味强调发展的“发展主义”背后反映的其实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哲学观,这样的一种片面强调发展的思路已经给地球生态带来严重的破坏,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生态后现代主义指出发展主义对改善环境的许诺是靠不住的,必须寻找一种新路。在这一点上,我们所提倡的“新型现代性”与生态后现代主义不谋而合。     

论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兼谈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之变迁

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撰写几篇有关“新亚细亚主义”的章,以其崭新的观点,严肃地指出日本一些人所宣扬的“大亚细亚主义”之本质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揭示了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的侵略性与欺骗性,鲜明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的中心内涵是亚洲各民族自决、平等联合,积极反对侵略,以求得民族独立与解放。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既有关联,又有区别,正确认识中国的“新亚细亚主义”、“大亚洲主义”与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的根本区别,有利于当今亚洲人民的合作与发展。     

爱默生与东方主义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是19世纪美国文学的思想领袖、著名作家和超验主义哲学家。他在建构超验主义思想体系时除了吸收西方文明本身的养料外,还特意把中国乃至整个东方文明纳入自己的视野,并从实际需要出发“品味”东方文明,不过,他在评判异族文化时依然采用一种根据东方在欧洲西方经验中的特定位置来处理、协调东方的方式。他对中国———东方的臆想及其种族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东方主义。本文以爱默生具体的文本为例分析并论述其东方主义思想及其表现。     

儒学合理群体主义及其现代思想价值

儒学道德精神的基本价值观可概括为“合理群体主义”。它主张独立人格形象,弘扬个性与意志独立;肯定个人利益,倡导义利统一;提倡和谐公正,体现平等无私。儒学合理群体主义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根,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源头活水．是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文化参照系。     

宣示法治:文本、立场与实践

法治作为一种全球性意识形态,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能找寻到的最优的治国理政方式。选择法治,就意味着主张规则之治、法律主治、良法之治,并认可法治是善治的价值符号。中国在迈向法治的道路上,经历了分歧、确认、追仿、彷徨等不同阶段,法治建设的徘徊反复归因于法治主义立场的摇摆模糊。法治评估是法治实践的最新形态,简约而坚定的法治主义立场是法治理论与实践有效对接的桥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目标的实现,任重而道远,关键在于法治理论的践行。     

新中国70年法治中国建设的实践理路

尽管“法治中国”的提出是在中共十八大以后,但“法治中国”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却贯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从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法治实践分析,法治中国建设经历了由“公共权力导向型”走向“公民权利导向型”的过程,这个历史演进过程的主要体现四个趋向：立法上由“被动”走向“主动”,执法上由“以法”走向“依法”,司法上由“感性”走向“理性”,守法上由“他律”走向“自律”。     

闻一多诗学理论与新诗形式的现代化建构

在中国现代新诗学理论的现代化建构中,闻一多的诗学理论具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闻一多诗学的语言观首先区分了诗性语与实用语,由此确立现代诗学的本体论形式观,并进而确认现代诗的"有意味的形式"。闻一多提出的新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原则,是其诗学理论的现代语言观和形式观的具体实施。     

抗战时期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及评价

抗战时期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反对清末以来一些“革新派”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以西方文化为评价标准,不加分析地把中西历史文化传统与性格的不同,看成是先进(西方)与落后(中国)的区别,把自秦以来二千年的中国历史都说成是“中古时代”或“封建时代”的历史,否认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和进步,甚至自我菲薄,把中国历史文化说得一无是处,而主张对中国历史文化要有“温情与敬意”;二是对中国文化特殊性的阐释,在考察中国文化赖以产生的独特环境的基础上,就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在政治、经济、人生观念和宗教等方面的不同进行了比较,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中国文化演进过程的四期说;三是对文化复兴之道路的探索,主张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来接纳或吸取西方的科学。     

试论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

要深刻理解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就必须首先研究他的马克思主义观。本文就邓小平如何理解、对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阐述     

以科学与理性的名义:新文化运动中的海克尔及其学说在中国的传播

新文化运动时期,海克尔的许多著作被译成中文,他的学说被当作"科学"与"理性"的化身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成为新派人物宣传科学、反对迷信的重要思想武器.但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由于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思潮转换的影响,海克尔的学说也曾饱受讥评,其影响也逐渐退出了中国思想界.海克尔及其学说在中国的遭遇,反映了新文化运动前后两个阶段在学理层面上的不同取向.     

构筑和谐美学的理论体系大厦——周来祥先生美学思想述评

周来祥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的美学家。他提出的“美是和谐”理论在中国美学界独树一帜 ,因而又被称为和谐论美学派。周来祥先生的和谐论美学思想体系包括了方法论和体系论 ,美学和艺术本质论 ,美学和艺术形态论 ,中西方比较美学研究和中、西美学史研究。在五十多年的学术研究中 ,周先生始终坚持辩证思维和历史主义观念 ,理性精神贯彻如一。和谐为美是其思想的核心 ,三大美的理论是其精华 ,主潮风格是其一大特色     

《苦闷的象征》的传播及其意义──兼论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的贡献

《苦闷的象征》的翻译与传播呼应了五四之后中国新文学由“呐喊”向“彷徨”的时代转型,其现代性文艺思想填补了五四文学主体性理论建设的空白。鲁迅对《苦闷的象征》的译介及其在创作中的尝试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树立了现代性的文学参照。     

王国维悲剧思想之转变——以《〈红楼梦〉评论》与《宋元戏曲考》为中心的考察

王国维是近代中国首先从西方引进悲剧理论的学者,为中国后来的悲剧研究开了先河。从《〈红楼梦〉评论》到《宋元戏曲考》,王国维的悲剧思想有一以贯之之处,但随着对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的系统深入,其悲剧思想从受叔本华的强烈影响到真正走进中国戏曲,从推崇出世解脱到看重"主人翁之意志",从结构上的机械认定到灵活处理,已然发生了转变、发展而进一步成熟了。     

以简驭繁 返本开新——潘新和《中国写作教育思想论纲》浅析

潘新和的中国写作教育史、写作教育思想史研究,不仅具有写作学研究的拓荒意义,更具有学术研究导向意义。他在许多人忙于横向引入,忙于建构新体系的大背景下,站在现代写作学的制高点上审视梳理传统,以期返本开新。他的《中国写作教育思想论纲》,挟发出历史悠久、卷秩浩繁的中国写作教育思想史中“三对矛盾”,以简要清通的文字,疏通中国写作教育思想内在脉络,勾勒其演化轨迹,收到了以简驭繁之效。作为第一部“中国写作教育思想史”,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黄文山文化学与文化观述论

黄文山是较早倡导文化学和从事文化学研究的学者 ,他早年信仰无政府主义 ,后改奉国民党正统意识形态 ,成为倡导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代表人物之一。黄文山取文化学的立场 ,以文化学理论作为研究的方法论 ,来探讨中国文化改造的问题。他的文化观的转变 ,充分显示了文化学的理论对其文化思想的影响 ,作为一个典型的个案 ,反映了近代思想与学术的密切关系     

朱光潜翻译实践和思想述要

朱光潜既是美学大师,也是翻译大师。他早年在欧洲留学就开始了长达六十余年的翻译生涯。作为中西文化的合璧者,他精通多种外语,曾翻译选编我国第一部人道主义和人性论言论;为撰写《西方美学史》翻译了大批西方文献。他翻译的黑格尔的《美学》(三卷)及维柯的《新科学》,是其翻译生涯的两大里程碑。他的翻译思想丰富,主要表现为:翻译者要具备中文、西文和素养三个条件;翻译是学好外语的最好途径;翻译应忠实原文;翻译要克服不正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