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

在"多"与"变"的时代,伦理道德何处是家园?必须寻找"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其关键词有二:"精神"与"形态";理念是"回归‘精神’","皈依‘形态’";理论假设是建构"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现代伦理学理论,不外三种形态,伦—理形态,道—德形态,伦理—道德形态,其理想类型是"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形态。20世纪的文明觉悟的本质,不是"伦理觉悟",道德觉悟,而是在伦理回归中的"伦理—道德觉悟"。个体生命世界、社会生活世界、伦理学理论内在"精神哲学"的"形态"同一性。现代理论体系中"伦理学"与"道德哲学"不只是两种话语表达,而且代表着两种不同传统和"伦理"与"道德"的两种不同"形态"取向,应当在"精神哲学"的理念和理论中加以统摄和整合。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包括"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与"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问题,其中"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历史与逻辑地具有优先地位。"精神"及其"形态",具体地说,伦理形态,道德形态,伦理—道德形态,就是精神世界、生活世界和现代伦理学理论中的"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是伦理道德的精神家园。     

修身伦理与治平伦理的合与分——对中国传统道德的新的视角分析

修身做人的德性伦理学与政治社会伦理学在中国传统道德思考中是统一的,虽然不同的思想家有其致思的重点,但就中国伦理学的总体来看,这二者之合大于分。中国传统伦理学虽然是以修身的美德伦理学为起点和重点,然而,它不仅与治平伦理密不可分,而且,与人际间的规范伦理、交往伦理也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可以说没有一个独立的美德伦理学形态。生活伦理与教化伦理也是处于一种既有相互联系,又有相互区隔的合与分的关系中。这种特点自有其社会基础的成因,也有其得失和现代借鉴意义。     

生态伦理学的使命与宿命

生态伦理学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应用性分支,具备伦理学的所有基本属性.一方面,正如伦理学的使命不是提出道德要求,而是为道德要求提供道德理由一样,生态伦理学的使命也不在于提出"保护生态"这一道德要求,而在于为该要求赋予道德理由和依据.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正是生态伦理学为完成该使命而形成的两种基本论证方案:前者以"等差式的伦理关联"为理由,而后者以"一致性的伦理关联"为依据.另一方面,生态伦理学同样具有伦理学的根本局限,即,纵然提供了很好的道德理由或依据,也不能担保人们在实践上必然遵循道德要求.因此,针对生态问题的讨论必须突破伦理学层面,而去挖掘那些阻扰人们保护生态的政治症结.     

行政伦理与行政道德、行政责任及政治伦理的关系解读

行政伦理以研究行政道德为主要内容,具体是指行政主体通过与行政客体的相互关系,以实现行政价值为目的的一系列行政行为的应然性道德规范和准则。行政伦理与行政道德分属于行政领域的不同研究层面,行政伦理高于行政道德;行政责任是行政学和法学的交叉研究,是一种包括行政责任、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的一种广义责任,行政责任伦理是行政责任与行政伦理的共同研究领域;政治伦理是政治学与伦理学的交叉研究,追求政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以解决政治权力中的道德问题为目标,而行政伦理是工具性价值和公共性价值的统一,以实现行政价值为目标。     

经验与假设及其整合的历史路向——道德文明发生与发展规律的一种探讨

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道德根源于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观点,如果被逻辑地解读为"一个社会实行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就应当提倡什么样的'伦理观念一'",道德文明发生与发展的客观规律就不能在逻辑与历史的层面上取得应有的统一.其实,直接来源于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伦理观念"并不就是一定社会提倡的道德,它只是道德经验形成的逻辑基础.一定社会提倡的道德属于道德假设范畴,它是政治适应经济发展客观要求的产物,体现的是统治者的道德意志和特定时代的社会理想,通常以文本形式诉诸社会,传承后世.人类道德文明发展的历史路向,既不是道德经验铺垫的路径,也不是道德假设世俗化的简单结果,而是道德经验和道德假设整合的结果.     

从常识道德到专业伦理:生命伦理学理论进路的变迁

生命伦理学的基础为何?这是生命伦理学家们致力于解决的元问题。比彻姆作为经典生命伦理学的代表,以常识道德作为进路,依托实证主义、规范性、概念性和方法论证明其合理性。但它遭遇了理论权威性难题、与临床实践的不相容性等质疑。罗兹主张用专业伦理取代常识道德成为生命伦理学的理论进路;比彻姆虽回应了罗兹的意见,但多以澄清问题为主,并未对专业伦理进路做出评价。常识道德沿袭了西方哲学传统的"发现确定性"的论证路径,但是它容易遗忘医学专业的社会承诺。专业伦理以"创构性"凸显其专业自治性,但实践进路也引发了理论的脆弱性问题。为此,生命伦理学需要融合两种进路:常识道德提供形式元素,专业伦理则提供质料范畴。     

"法律的内在道德"抑或 "立法技术的伦理正当性"——从"富勒困境"谈起

富勒提出的"法律的内在道德"理论在学界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合法性诸原则能否真正被视作法律的内在道德.通过分析不难看出,富勒在面对诘问时陷入了理论困境.事实上,富勒所谓的法律的内在道德毋宁应被视为立法技术的伦理正当性.对立法技术的探索和应用上的道德问题进行价值哲学与社会实证分析是立法技术的伦理正当性研究的主要内容.立法技术伦理正当性分析的必要性主要在于,对具有正当性的立法技术的探索、发现与立法者职业道德素质的高低呈正相关关系;对法的制度伦理的坚守能使立法者有效避免滥用和误用立法技术.而对立法技术进行价值追问和道德效果的社会实证分析则提供了研究的可行性.     

分离基础上的互补——再论当代社会的道德结构

对于当代社会的三维道德结构(底线伦理、共同信念和终极关怀)的基本要素的论证,不仅要从基本含义、社会功能、论证主体、论证形式、社会基础等方面规定其形式性的结构关系,而且还必须探讨这些要素应该具有何种实质性的价值观念问题。当代社会适宜的道德结构是这样一种“分离基础上的互补关系”如果说,底线伦理(习惯规章)的轴心原则是“秩序”、共同信念(社会伦理)的轴心原则是“正义”,那么,终极关怀(个人伦理)的轴心原则就应该是“义务”。至于这种终极关怀的道德传统,主要应该到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哲学—伦理学中去寻找。     

现代性际遇中的生态难题与"伦理——道德"的生态觉悟

蔓延至世界范围的生态难题潜隐着深层的"伦理--道德悖论",即当"伦理的实体"逃逸于道德责任审判的舞台,便成为"不道德的个体","伦理的善"成为"道德的恶","个体个人主义"与"实体个人主义"的膨胀将导致现代性际遇中不可避免的生态困境.通过道德哲学的努力,使"伦理的实体"成为"道德的主体",是走出生态困境的关键点和可能的"生态觉悟",对于化解全球性气候难题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     

未完成的中国现代伦理学

中国的传统道德文明在近代既为社会变革提供着基本的精神动力,却必须作为批判的对象加以否定和超越,在这一困境中,近代以来道德学说呈现为不同的三种知识形态,即道德的社会批判学说、道德本体论学说和建构现代伦理学的尝试。在现代伦理学应当是对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的理论表达、应当是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哲学抽象和应当具有现代的知识形态的意义上,中国的现代伦理学至今仍然没有完成。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