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规则不等同于正义或道德原则

哈特是当代西方最著名的法理学家之一和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创始人.把法律规则等同于正义或道德原则从而认为法律和正义或道德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的主张是以托马斯为首的自然法学派一直以来所坚持的理论.哈特驳斥了这种说法.依据主要有两个:正义原则不能用以评价法律规则;法律义务不等同于道德义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关于法律概念的重要学说--法即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的结合.     

法律体系何以存在?——一种法律实证主义的解读

法律体系的存在问题，是任何关于法律体系的定义之必要前提，也是一个贯穿于法律实证主义的理论命题。无论是作为一个实体性、本体性的研究对象，还是作为一种研究和分析法律概念的方法，法律实证主义需要通过预设或承认法律体系的存在来回答“法律的规范性如何产生”等问题。从奥斯丁、凯尔森、哈特到拉兹，判断一个法律体系是否存在，将取决于如何界定“法律”或解释法律的本质。经过哈特与德沃金之争，一种经由建构性诠释而来的原则纳入法律体系之中，进一步延伸和加强了前者的观点。因此，作为一种制度化体系，人们只有在某种程度上普遍遵守和服从法律，一个法律体系才能成为规范的统一体。     

论市场经济中的法律与道德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理学的重要内容。"法理学是关于法律的性质、目的、为实现那些目的所必要的（组织上和概念上的）手段。法律实效的限度，法律对正义和道德的关系，以及法律在历史上改变和成长的方式。"①可以说，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律基本理论研究的首要问题。故此，西方两大主要法理学派实证主义法学和自然法学之间长期争论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道德与法"，其中法律和道德有无必然联系则是这种争论的核心。他们的辩论起因于对"应当"（Ousht）和"现实"（is或being）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以哈特为首的新实证主义学派认为，"应…     

哈特语言分析方法的开放性与局限性

哈特的法律观与语言观紧密相连,他从真值条件语义学出发,采取了约定论的立场,阐述了法律的开放结构,在功利主义基础上将法律与道德分离；同时,又吸收了解释学的思想,强调了法律运行中的解释和理解的重要性,通过“前见”将最低限度自然法吸收进实证法中,缓解了实证法与自然法的对立；并进一步采纳了普遍语用学的观点,阐述了规范的内在性问题,对实证法做了重大发展.哈特的语言分析方法具有极强的开放性,但同时又有内在的局限性.     

道德对法律进行审视何以可能——以哈特的实践理性观为视角

自从法律出现以后,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法学家和哲学家们所重点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在近代以前,法学一直没有摆脱其哲学的附庸的身份,这导致法律在实践中可操作性较差.又由于受到不确定的价值考量因素的影响,使法律的统一性难以得到有效地保障.直到19世纪初,英国著名的法理学家奥斯丁开创实证主义法学,才使法学摆脱这种尴尬局面.但是由于传统实证主义法学自身理论的缺陷性,无法应对自然法学理论上的挑战和具体的司法实践,为此,20世纪英语世界最伟大的法学家哈特在对传统实证主义法学扬弃的基础上创立了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强调了法律的可操作性和统一性要求,是法律实践理性的选择.     

媒体语言功能及其规划原则初探

媒体语言作为沟通媒体与大众之间的桥梁,其功能对构建和谐语言生活发挥重要作用。无论是媒体语言规划的研究者、还是媒体语言规划的制定者(政府相关部门),都应该遵循媒体语言功能规划的原则,来研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从而指导媒体语言更好更稳步健康地发展。     

政治语言与语言政治:波考克对共和主义语言的论说

波考克把政治思想视为"政治论说",探索政治语言在多种语境下的运用,同时,他对政治语言的历史研究本身蕴含着理论目标,这一点特别体现在他把库恩的"范式"用作语言分析的基本架构。波考克通过引入语言分析的方法论,来厘清"政治思想"与"政治哲学"之间的混淆,并对"政治语言"和"语言政治"作了定义。他的政治思想研究方法的主要特色是视言述为行动和确立范式。波考克在《马基雅维利时刻》中考察了共和主义语言,表明其政治思想方法对于政治思想传统的建构意义。     

语言与法律——谈西方法律语言研究方法的嬗变

语言是表述法律的工具。语言与法律的结合促成了法律语言学的诞生,同样也促进了对法律语言的纵深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西方法律语言研究经历了传统方法、社会学方法和批评性方法的嬗变,各种方法给法律语言研究增添了多向度的思维进路。法律语言研究方法的嬗变表明建立多元、综合、整体化的研究方法是法律语言研究的历史发展趋势。     

论当代西方自然法思想与实证主义法学思想的交融

古典自然法理论因其自身存在着一些逻辑难题,面对实证主义法学者的诘难而陷入了理论困境,新自然法学者在对自然法学理论作了新的阐释和修正后,实现了理论思想羞怯的转向,使自然法思想重新焕发了活力;古典实证主义法学思想将道德排除在法律之外的决心在纽伦堡审判后受到了极大的煎熬,在哈特那里,实证主义法学思想开始了果断而又大胆的转向。二者转向的结果是实现了自然法思想与实证主义法学思想的融合。     

论哈特的法律内在观点

本文从内在观点的诠释性出发,介绍了哈特理论的一些重要评论家对内在观点与实证主义的描述性目标之间的矛盾的批评。本文认为,哈特的内在观点必须结合哈特独特的二元规则体系来理解:内在观点是一种批判反思性观点,内在观点的主体是官员,客体是次要规则,内在观点的接受是一种社会事实。如此辨明的内在观点足以消解众多批评的声音。不过,德沃金通过挑战哈特的规则体系法律观,迫使哈特转而采取包容性实证主义的立场。     

法律模糊语言的存在理据

法律语言最重要的特点是准确和严密,但并不排除模糊语言的使用。模糊语言客观存在于法律语体中。法律模糊语言成因复杂,既是立法原则概括性的要求,也受法律语言本身特点及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制约。模糊语言对法律的完善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法律语言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本文分析了我国法律语言研究近十几年来的重要收获,主要包括：理论构架初步形成;语体定位基本明了;语言学、法律学及文化学意义上的 "指错 ",既为文书和文本清扫了瑕疵,又开掘了新的法律理念;语言学理论直接参与案件审理,展示了法律语言研究的新前景。法律语言研究将为语言学在新世纪成为“领先学科 "作出积极贡献。     

试论语言国情学与语言文化学的关系

开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俄语语言国情学的研究核心是研究文化差异,其理论基础主要基于语言的三种功能,印:交际功能、文化载蓄功能和指导功能。语言国情学的目标是主要通过对词语文化,即“作为民族文化信息载体和渊源的语言称名单位”的学习让学生了解苏俄的国情,了解“当今的现实生活”。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的俄语语言文化学是研究语言和文化的文化科学思想的新聚合体,主要研究语言功能中文化与语言的相互关系和作用,借助系统方法,探索语言内部与语言外部(文化)内容相统一的一个完整的单位结构的一个过程,以现代先后次序和文化定型(规范体系和全人类价值体系)为研究对象。近几年来,学者们对二者的相互关系进行了专门讨论,可以概括出三种主要的基本观点:语言文化学包含语言国情学;语言文化学与语言国情学之间没有本质差异,两个术语可以同时并存;语言国情学包含语言文化学,我们赞同第三种观点。     

法理学是一门解释的艺术——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徐亚文教授访谈

法理学是一门解释的艺术,用解释学的方法研究法理学有助于建立起更加科学的西方法理学学科体系。英国学者阿伦·布洛克将西方思想分为超自然的、科学的、人文主义的三种模式,对应而生的就是西方法理学的三种解释划分进路：超自然的解释、科学的解释和人文主义的解释。“法律与空间”研究是西方法理学的解释转向背景下兴起的法律运动,以法律地理学的叙事风格影响到我国法学界。法律地理学从法理视角为解决“大国法治”中的地域差距、城乡差别等制约公平正义实现的因素,实现不同空间区域的协调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思路和方案,其对“大国法治”的解释力值得期待。西方法理学的研究需要年轻学者的加入,年轻学者要有紧迫的时代责任感和强烈的家国情怀,将西方法理学的研究与法治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吸取西方法理学中的精华部分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法治的伟大实践。     

当代西方语言哲学特质及其转向

当代语言哲学是西方哲学家力求通过语言研究而解决哲学问题所产生的哲学研究流派。语言哲学的研究路线主要以逻辑实证主义、生成语言学、言语行为理论来开展的,语言是建构人的行为含义及社会现实含义的重要工具,哲学本质的探索理所应当在语言的大环境中寻找。但在随后的进程中,思维范式的转换迅速启动,这种范式的转换主要表现为一种由个体自我的基点向交互主体的互动关系、由意识哲学范式向语言哲学范式的过渡。     

杜威的工具主义语言观及其当代意义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从工具主义观念出发,把语言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提出了语言的作用和语言的意义学说,反对构造抽象的形而上学,具有行为主义和操作主义的特征。杜威对语言哲学的研究,丰富了世界哲学的研究内容,体现了实用主义对西方传统哲学的反思,主张用意义理论解决传统哲学问题,对逻辑实证主义、现代经验主义和日常语言学派等都有重要的影响。     

法律的内在道德：一种通达目的性事业的观念（之一）——兼评富勒《法律的道德性》

《法律的道德性》一书是富勒在与哈特论战的大背景下写就的,同时亦是富勒本人法理学主张的全面展现,是其思想发展的巅峰之作。富勒在该书中全力论述的“法律的内在道德”主要是一种愿望的道德而非义务的道德,它是“使人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这一目的性事业本身所固有的道德性原则。尽管“法律的内在道德”引起了颇多争议,也遭致了包括哈特在内的许多法学家的批判,但这一观念的提出无论是对于法律本身的理解抑或是对于法学理论的发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价值。     

语言哲学维度下的语言认知

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对语言的研究发生了质的变化,语言不再是进行哲学研究的一种训练和准备,而是被当作一种描述手段进行哲学反思,语言上升到了本体的位置:语言不仅是我们表达思想和情感的手段,更主要的是我们用来完成行动的方式,是存在的一部分。语言研究不仅是语言学的任务,它涉及语言与思维、语言与行动、语言与世界等重大哲学问题,只有了解了这些问题,我们才对语言有了真正的认知。从哲学层面来思考语言必将会使语言分析更为深入,见解更为升华,运思更为锐利。     

规范法学:宪政法理学的理论原型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法律”性并不明显的革命法理学难堪重任。而建基于“看不见的手”、“知识就是权力”和“摈弃玄虚,追求实在”的规范法学,因其蕴涵着崇尚自由、追求民主、向往科学的内在精神,可成为建构宪政法理学的理论原型。宪政法理学将现行的法律制度作为出发点,着重分析法律渊源、法律概念、法律原则、法律规则、权利义务、法律效力、法律体系、法律责任等法律自身问题;主要研究事实认定、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等法律技术问题。宪政法理学所研究的对象源于中国现实,涵纳当今各种重大法学理论问题,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蕴涵着丰富的理论创新点。     

法律与科技问题的法理学重构

目前中国关于法律与科技问题的法理学研究有所欠缺 ,因此 ,作者试图重构关于法律与科技的法理学问题和相关讨论。文章提出 ,法律与科技的关系 ,若作为法理学问题 ,应当对其中的根本性问题做出哲学思考。文章分别考察了科学和技术对法律制度、原则的各种构成性影响。至于法律对科技的影响 ,文章认为就总体而言与法律在规制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上的影响没有根本区别 ,因此难以独立构成一个法理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