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刘师培的家族制度思想及其伦理近代化观

在 2 0世纪初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中 ,刘师培立足于国情 ,利用中外积极学理 ,深入剖析了传统家族与封建专制、家族伦理与纲常礼教的内在联系及其危害。他强调破除传统婚姻陋习 ,反对血缘至上 ,主张父子平等 ,藉经济独立建立和谐平等的兄弟关系 ,改良宗族伦理以培育近代民族精神 ,沿《大学》思维模式重构近代伦理道德。如此将改造家族制度与推翻君主专制、更新宗法家族伦理与摆脱封建礼教桎梏、培育近代民族精神较好地结合起来 ,开启了一条颇具特色的近代化之路     

当前农村宗族势力复兴探析

宗族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流布最广的社会组织 ,宗法精神贯穿于中国古代及近代社会结构中。宗族的含义 ,传统上认为 ,“宗者尊也”“族者类也”1“父之党为宗族”2 ,即同出父系血统的人们称之为宗族 ;换言之 ,宗族是指同姓同祖的男系血族团体。现代意义上的宗族概念较宽泛 ,认为宗族是基本上按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存在某种组织形式和宗族色彩的活动的、有着一种内部认同和外部边界的社会组织 ,即宗族不仅包括真实的血缘关系 ,还包括拟制的血缘关系。由于历史的原因 ,1 949年以后宗族活动曾一度销声匿迹。 80年代以来 ,随着政策的宽松…     

近代东北地区汉族家族社会探究

自近代以来,东北地区已形成一定规模的汉族家族共同体。由于东北区域开发较晚,与关内相比较,东北地区汉族家族代际短、规模小、族产薄弱、祠谱粗陋、祠堂不普遍。随着汉族家族的别居、移入、迁出,家族居住形式由单一家族型、多姓亲族联合型,发展为杂姓混合型。尽管家族形态和规模小,但仍有一定的社会功能与管理特点:族长是"一族中之领率";以"习惯法"规范家族成员的行为;祭祖以墓祭为主,且很简单;族权对家族村落政权存在一定程度的渗透与控制。     

论传统社会平民礼俗的文化特征

传统社会是家族的社会,家族社会以岁时礼俗调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团聚宗族,联系乡里;以人生礼俗塑造家族传人,保障宗法文化的传衍。中国传统文化的绵长与家族力量的深厚有着密切关联。     

理性的驱驰与义利的兼容——宋明理学与东南家族社会经济变迁简论

宋元以来 ,随着中国经济和文化重心的南移 ,浙闽粤等东南区域的社会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明清时期 ,这些地区已执中国商品经济之牛耳。与此相适应的是 ,该地区的民间家族组织也获得快速的发展。东南家族制度的形成与完善 ,是与宋明理学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渗透分不开的。随着理学宗法伦理观念的庶民化(民间化)及其文化规范的程序化及可操作化 ,东南的家族社会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活用理学的文化象征资源 ,将之内化为一种并非纯粹功利主义的经济伦理精神 ,用于指导家族成员的工商业实践。明清以来东南“儒商”的经济活动 ,呈现出一种义利兼容的“文化经济”形态。在正视理学对东南家族中的个体禁锢的一面的同时 ,我们应看到 ,理学也借用其业经民间整合过的文化话语力量 ,良性地影响着东南的基层社会经济变迁。本文尝试以社会史的视角 ,初步探讨理学对东南家族文化的整合 ,及其在家族文化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     

魏晋南北朝家庭与家族、宗族关系初探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日常生活中,家族、宗族内部定期或不定期的集会是族内各家庭之间联系的主要形式。在战乱时期,在家族、宗族中有实力、有影响的家庭的领导和感召下,家族、宗族对个体家庭的凝聚力大大加强。经济生活中的赈恤,也体现了家族、宗族内部各家庭之间的联系。     

从“宗族偏好”到“理性表达”——家族参与村庄政治的路径选择

家族参与乡村政治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嬗变的过程,从传统社会的“宗族偏好”到现代社会的“理性表达”,作为中国社会的一种重要的传统资源将长期与现代的乡村治理发生着互动关系,从而推动乡村的政治建设进程。     

先秦时代的宗族观念是神话历史化的重要契机

上古时代近乎无意识的祖先崇拜,至夏、商特别是西周至春秋时代,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带着浓厚政治与伦理色彩的宗族观念。周代的宗族观念是昭示宗族地位的需要、“兴灭国、继绝世”的政治需要,也是完善婚姻制度的伦理层面的需要。而正是这种宗族观念成为神话历史化的重要契机:通过创造出虚构的、历史化的宗族体系,各不相关的神话传说人物被组合到一个家族之中,从而加速了神话人物向人格化始祖神的转变;宗族意识进一步扩展为民族意识,终于形成了以黄帝为中心的五帝系统,使神话史变成了华夏的人类文明史。当神话中的神性英雄变成了完全人性化的氏族始祖之时,神话故事便成了可信的历史事实,他们所处的时代因而也从神话时代提前进入了人类的文明时代。     

论儒家伦理的家族主义与超家族的关怀

目前 ,有一种观点在学界颇为流行 ,认为儒家伦理的本质或核心就是家族主义 ,并且把家族主义的内涵界定为一种家族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实际上 ,在儒家伦理体系中 ,家族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只适用于普通劳动者阶层 ,而不适用于士大夫阶层。对于士大夫阶层 ,儒家倡导超越家族利益的价值关怀。因此 ,儒家伦理体系是家族主义与超家族关怀的结合。所以 ,以家族主义来概括儒家伦理的本质或核心 ,流于以偏概全 ,是错误的     

不确定性与近代中国家族公司的制度创新

不确定性既是企业组织存在的逻辑前提,又是企业进行自身制度变革的根本动力.近代中国官督商办企业与家族公司在产权安排与政府、权威、企业家的关系及相互推动作用的异同表明,家族公司作为替代官督商办企业的制度模式之一,相对于官督商办公司制度是一种新的有生命力的企业组织形式,比较有力地克服了后者的不确定性缺陷,从而使近代中国的企业组织演进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逻辑趋势.     

“补王政所穷”：范氏义庄与宗法制帝国修复机制

家国同构的宗法一体化结构是中国古代王朝修复机制的核心机理,而唐宋之际宗法家族制却面临倾颓之虞,以范氏义庄为代表的新型宗族,以共有族产整合族人,兴办义学培养官员,克服了科举制下官僚身份的一次性和家产均分制下财富日益稀薄化的难题,成功实现了官僚士大夫的累世再生产和宗法家族的长存不堕,修复并强化了作为中华帝国根基的宗法一体化机制,使得宗族稳固地成为帝国秩序生产的载体和社会整合的基本单元,并最终型塑了古代中国超稳定的社会结构。     

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家族小说

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家族作为一种观念、制度、文化引起了不少作家关注的热情,当代文坛出现了不少风格独特的家族小说,这些创作在继承中国现当代家族叙事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以其对家族观念与民族革新等关系的历史反思;对家族精神性格与生命意志的弘扬;对家族生活与伦理情感的颠覆和解构走向了新的超越。     

民间节日与族群认同——基于湖南潭溪社区的实证研究

“五龙”、“六龙”是潭溪土家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二者从正反两个方面强化了潭溪土家族的认同与凝聚.一方面,“五龙”、“六龙”为族群成员提供了交流的场所,为族群文化营造了集中展演的文化空间,强化了共同起源的意识.另一方面,“五龙”、“六龙”中又充满了分化与竞争,既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族群内部村落、宗族的边界,使之形成一个相对平衡的结构,又具有“减压阀”的功能,把族群内部的冲突仪式化、戏剧化,使之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从而维护了族群整体的均衡和完整.     

宗族与村治、村选举关系研究

农村宗族与村治、村选举关系的研究意义重大,但相关研究却很缺乏。学界对实际状况缺乏全面了解和准确把握是当前宗族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文重点介绍了重建后宗族的结构和活动状况,讨论了宗族在族内和族际村际层面的实际影响和后果,提出了宗族的正面功能已出现不可逆转的衰退,并由于宗族是以实力为规则来处理族际关系,其后果更是负面且严重。最后,提出了宗族与村政互动的几种类型,并分析了宗族与村选举关系研究的若干路径与方法。     

族刑的法文化诠释

族刑是中国古代社会常见的刑事责任连带方式,它的存在与中华法系相始终。这种野蛮而残暴的酷刑在中国传统社会居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其合理合法性一直不曾受到真正的怀疑和挑战,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直接相关。中国古代家族本位的伦理道德观与一以贯之的重刑主义法律观实乃族刑数千年长盛不衰的两大思想支柱。通过对族刑的社会文化分析与诠释,有助于更全面深刻理解这一古老刑制的历史文化意蕴,进而提升我们对中华法系酷刑化特征的认识深度和力度。     

论“十七年”家族小说的文化变异

“十七年”时期中国家族小说的家族文化传统发生了显著变异,家族不再处于传统的核心地位,具有了明显的边缘化特征,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强烈政治功利性的意识形态内容,从而使家族徒具形式的意义,深刻改变了中国家族小说的文化传统,其主要表现为血缘关系的弱化、家族伦理秩序的变动、价值观念的置换与“家国同构”观念的变异。     

中国古代宗族聚居与宗族形态的历史考察

在历史上,中国的宗族制度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西周的宗法制阶段,东汉至唐中叶的士族、世族阶段,宋以来的庶民宗族阶段。其间,春秋至西汉,唐中期至五代,可视为两个过渡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宗族形态是不同的,其中主要的变化有:第一,宗族的平民化、庶族化;第二,宗族与政权组织的关系弱化、间接化;第三,宗族内部关系松散化,制度化程度和强制性减弱。此外,还发生了宗族聚居由北盛于南向南盛于北的变化。     

20世纪初资产阶级“公德”“私德”思想刍议

20世纪初探索近代化过程中,中国资产阶级比较重视传统伦理道德近代转型。他们从改造社会主体出发,深刻揭露批判了封建“公德”“私德”观;指斥封建专制统治、宗法家族制、儒学等是其产生的主要根源:从理论上界定了近代“公德”“私德”及其关系,强调“私德”是“公德”重构之关键,要求融合中西之精华,从改造家族伦理入手培养良好私德,辅以政党培育近代“公德”。其思想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性,有助于塑造近代理想人格,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近代化。     

论明代族田

一、族田的兴起与发展族田是宗族共有的土地.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种特殊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形式.族田创始于北宋政治家范仲淹.至南宋时又有发展,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族田.到了元代.族田更非罕见.明代族田则极为普遍.仅江苏一省.据不完全统汁,就已大大超过了宋、元时期所置族田的数目.族田在有明一朝加此普遍.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明朝官僚地主建置族田.主要是想通过经济手段来延缓宗法宗族制的松解、缓和阶级矛盾.进而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和宗族制是两个下同的概念.宗法制是封建的伦理体制,而宗族制则是宗法制的体现形式.封建的宗法制度和宗族制度无论是在宣扬封建伦理道德、还是在控制农民方面都是封建统治的重要的辅助手段.     

宗族制度控制与社会秩序——以清代徽州宗族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不同的社会状态下社会秩序性质各异,但它们在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都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在中国古代封闭的乡村社会中,宗法关系支撑着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宗族组织作为控制主体,其存在的必要前提是其自身的合法性。聚族而居的宗族组织作为乡村社会的控制系统而长期存在。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基本上都是利用宗族组织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稳定乡村社会的秩序。清代族权的政权化倾向使得宗族组织获得了控制主体的合法性地位。徽州宗族组织通过族权控制和宗族法控制,成功地实施了对乡村社会的有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