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蛮夷风"与"好文雅":班固视野中的"文翁兴学"再认识

本文结合班固<汉书>对西汉蜀郡"文翁兴学"事件的有关记载,分析班固所持有的中土视角和儒家观念.在东汉"隆儒"时代风气的影响下,班固较司马迁更为关注文化先进区域与落后区域的"文野之别",在历史记述中透露出了"别夷夏"、"进夷狄"的价值取向和强烈的教化理念.班固对汉代"循吏"政治的溢美记述,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后人对"文翁兴学"实际情况了解的不足.     

杂剧亚脚色"哮"、"郑"、"偌"考

文章首先界定“亚脚色”的概念,梳理有关“哮”、“郑”、“偌”诸种亚脚色研究的学术史,通过文献以及民间俗语的研究,证明此类脚色专称皆为伶人用语,“哮”为“醋大”之义,即戏曲中所谓酸丁,“郑”的含义即“道人”,“偌”即杂扮艺人,意即模仿、相似,也即伶人所谓“似象”。     

"以德治国"的历史渊源探析

本文比较详尽地论述了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诸子百家"的"德治"思想,认为江泽民总书记在知识经济时代所提出的"以德治国"是建立在与"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基础上的,它既继承了古代"德治"思想的精华,又赋予了其崭新内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以人为本,坚持"三个代表",发扬"五种精神",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既要修身正己、为政清廉,也要教民化俗,提高素质;既要内省反思、慎独自律,也要改革创新、自强不息;既要竞争进取、实事求是,也要与人和谐、合作共事;既要爱国强国、利民裕民,也要勤俭节约、立公去私;既要唯才是举、选贤任能,也要广开言路、虚怀纳谏;既要德才兼备、以德从政,也要遵纪守法,依法行政;在法治和德治发生冲突时,仍要遵循法治优先的普遍价值准则等等.     

明代"都"、"保"、"团"含义考析——以福建地区为例

在明代基层乡治组织中,"都"、"保"、"团"等组织名目各自具有多种不同的实际含义.以福建地区为例,它们既是保甲制度中的一种组织单位,又是乡里组织和里甲组织中的一种重要组织名目,其中,都"、"保"同时还是明中后期鱼鳞图册系统中的一种管理单位,"团"则另具有灶户组织单位和防倭乡兵团练名目之含义.其不同含义所对应的是不同的组织系统,其具体的编制方式、乡治职能和所起的社会作用也都各不相同.     

"身体"与"反动"--"另类"文本思考(之一)

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文坛一批漂亮女人用写"身体"来演绎写作.社会为此"另类"之举"瞠目"后即而喧嚣,学界则在喧嚣中保持着冷静和低调.在西方当红的激进理论和让人耳目一新的创作上有过一个女性主义的名词--"躯体写作",中国"另类"的此"身体"是否就是彼"躯体"呢?不少人一时有些混淆."身体"的"反动"不能等同于"躯体写作",因为它用纵欲的快感享受代替了女性在社会历史政治中的惨痛和沉重.     

"第一生产力"思想的新理念

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江泽民紧密结合我国深入发展的改革开放的实际和时代特征,揭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内在本质,指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延伸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内涵.     

论汉语精神与"西化"问题

在“现代性”语境下对于汉语的反思,实质上是对于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文学创作界对于衔接汉语传统的努力,实际上昭示着人们对于现代汉语中“恶性西化”的不满和批评,昭示着文化界对于汉语精神的深刻醒悟和孜孜追求。“汉语精神”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实体,而是一个流动的系统和过程。提倡“汉语精神”,并不是一味地反对“西化”,而是要提倡“善性西化”,反对“恶性西化”,其核心是处理好现代性与古典性、科学性与人文性、中华性与西方性的关系。     

"晋蛮夷归义王"印考

本文考证了四川阿坝州羊钮铜印"晋蛮夷归义王"很可能为筰都夷某部首领之印.     

浅谈"不料"的词性

本文针对杨寄洲主编的<汉语教程>第三册(上)第六课中的一个生词"不料"在各书中对它的词性存在较大分歧,写这篇文章.本文在说明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列出了七部书中对"不料"的解释,然后根据刑福义和胡明扬书中的观点证明了"不料"符合他们认为的连词的特性,应把"不料"看为连词.而非副词.     

两汉时期民族关系中的“质子”现象

两汉时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确立和发展的时期,此时边疆少数民族与内地政权的交往更为密切,民族关系纷繁复杂。边疆民族与内地政权间“入侍为质”和“纳质为臣”的现象也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一、“质子”从两汉时期开始普遍存在于民族交往中,并作为维系宗属关系的工具之一;二、两汉时“质子”逐渐被纳入朝贡制度的一部分;三、两汉时期的“质子”现象大多出现在汉朝国力强盛时期。“纳质为臣”现象客观上加强了边疆民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促进内地政权与边疆民族的经济,文化来往,巩固了封建王朝对边疆的统治。     

秦汉磔刑考

磔刑是秦汉时期的一种死刑。磔的本意是裂牲,是指在宗教献祭仪式中杀牲祭神,后来演变为一种割裂肢体、挖出内脏的酷刑,用于惩罚群盗等重罪。通说以为磔刑是处决后暴尸或以马车撕裂受刑人的肢体都是错误的。后世的凌迟保留了割裂肢体、挖出内脏等裂牲的基本方法,当是由磔刑发展而来。     

秦汉"酒徒"散论

"酒徒"称谓可能最初出现于战国阶段,而秦汉时期以"酒徒"自称者曾经有突出的历史表现.如<史记>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记述"高阳酒徒"郦食其故事最为著名.<汉书>记述郦食其自称"狂生".所谓"狂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作<史记>"酒徒"的一种解说.司马迁笔下记录的酒宴场面,可见反映"酒徒"生活的具体情状.秦汉时期"酒徒"的社会形象,似乎并不光彩.<论衡>说"酒徒非圣人",<潜夫论>亦批评"酒徒无行之人".<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可见"宿猾、酒徒、戏客"并列,"酒徒"身份与"不义""不轨"行为相联系.孔融有关"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的说法,则提示了汉末又一次面临乱世时,开明士人对"酒徒"评价的微妙变化.而魏晋之际名士好酒风习一时盛行,或许也可以理解为这样的历史文化脉流的延续. ".所谓"狂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作<史记>"酒徒"的一种解说.司马迁笔下记录的酒宴场面,可见反映"酒徒"生活的具体情状.秦汉时期"酒徒"的社会形象,似乎并不光彩.<论衡>说"酒徒非圣人",<潜夫论>亦批评"酒徒无行之人".<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可见"宿猾、酒徒、戏客"并列,"酒徒"身份与"不义""不轨"行为相联系.孔融 关"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的说法,则提示了汉末又一次面临乱世时,开明士人对"酒徒"评价的微妙变化.而魏晋之际名士好酒风习一时盛行,或许也可以理解为这样的历史文化脉流的延续.     

两汉时期“梁宋”地区的商路

两汉时期“梁宋”地区在全国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一地区有自早期商业兴起时形成的传统 ,交通条件的优势也形成了便利商运的经济地理基础。司马迁“洛阳……南贾梁、楚”和“陶、睢阳亦一都会也”的说法 ,反映了“梁宋”地区与“在于土中”的洛阳和有“天下之中”地位的陶之间 ,有特殊的经济地理关系。在两汉时期 ,连接“陶”、“洛阳”和“梁宋”形成的三角地区 ,是全国经济生活的重心地区。这一地区的商业活动相当活跃。“梁宋”地区的商路 ,在全国商业网络中是运营繁忙的主要干线     

两汉时期的"西南夷"民族政策

两汉时期的"西南夷"是指两汉时期分布在南方的诸多少数民族.西汉王朝对"西南夷"实行的"厚赂"、武力统一、"故俗治"、徙民实边、打通西南夷通道等民族政策,在客观上有利于西南夷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为增进民族融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东汉王朝对"西南夷"实行的加强边郡统治、廉吏政策、"以夷治夷"等民族政策,是以德化为主,这一政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东汉王朝所委任的边吏多比较清廉,善于安抚西南夷,这也是东汉西南民族政策成功的保证.     

洪水谣言与两汉之际的"汉家更受命"说

洪灾是对人类生活影响巨大的自然灾害,由于其具有骤发性的特点,在中国古代难以预测和防控,极易造成社会的恐慌,伴生洪水谣言.汉代的洪水谣言,既是上古洪水传说主题的延续和再现,更是水灾对民众身心伤害的现实投射,许多谣言背后还有政治家的舆论引导和操控,在思想上还糅合了五德终始说和原始道教"汉家当更受命"政治预言的文化成份,是生态灾害、政治变局、社会动荡与民众信仰互动的产物.     

鲍照“代”乐府体探析 ——兼论汉魏乐府创作传统的特征

《鲍照集》里的代乐府是乐府创作中的一个特殊现象,鲍照的代乐府虽然具有汉魏乐府创作传统的基本特质和不少表现元素,但并非汉魏乐府的复旧。“代”字标示了他在传统基础上的创变。 在《鲍照集》里的代乐府或借旧题裁己意,或用新题代旧题,标示了鲍照拟乐府与汉魏晋乐府创作传统的联系和区别。认识代乐府体所提供的考察角度,便于今人更清楚地看到鲍照对于汉魏古乐府传统和当时新兴乐府的不同,以及处理各种乐府体式的不同创作态度。鲍照的代乐府以五言为多,集中体现了他对汉魏晋乐府创作传统的认识：第一,取题多用旧题,小部分自立新题;第二,鲍照的代乐府五言中有一部分吸取了汉乐府偏重叙事以及场景表现单一性的方式,通过某个人物、场景或者故事的设计,集中地抒发自己的感想;第三,多用比兴虽是汉魏古诗共同的表现特征,但鲍照有一部分乐府的比兴句式更接近汉乐府;第四,汉古诗和乐府好从人生感慨和人生经验中总结出某些名理,富有训诫意味,鲍照也时有这类总结性的诗句;第五,鲍照的代乐府文气贯通流畅,虽然有些作品已不免俳偶铺陈,但没有两晋古诗的抽象议论,尤其是开头和结尾大体能够保持汉魏乐府的语言风格。当然,鲍照的代乐府最关键的还是抒情视角的普世性,即无论其中包含了多少个人寄托,基本上仍是采用代言体以及与此相应的传统抒情主题：鲍照代乐府古题的抒情都是从普世性的感受出发,所以这些代乐府题的主题内容都不出于生死感叹、去乡远游、人情亲疏、离别相思、从军赴边、游览京洛等汉魏乐府的传统题目范围,没有具体而特定的事件或背景的交代,没有倾诉感情的具体对象,触发感叹的真实原因隐藏在巧妙的比兴以及那些虚构的人物和场景之中,个人特殊的思想矛盾若隐若现地寄寓在人们共同的感受之中。 总之,鲍照的代乐府反映了鲍照对于汉魏乐府的体式及其创作特征的深刻体认,为唐代乐府学习汉魏乐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在代乐府中的创变,特别是乐府古诗化的倾向,带来了乐府表现视角的变化,对于李白的古题乐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包衣汉姓与汉军简论--八旗制度兴衰的一个历史见证

在清朝的八旗制度下,原本同是汉人出身的包衣汉姓与汉军,本来各成体系,迥然有别.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种种原因的作用下,它们又非常接近,甚至难分彼此,以致人们产生许多误识,直至今日.它们之间复杂的矛盾关系及其各自的发展变化,反映了八旗制度的兴衰.     

2001年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20 0 1年 ,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学者们 ,将视角拓展到学术史、考古学、文献学、宗教学、历史学等领域 ,呈现出一种多学科相结合的良好态势 ,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同时 ,新世纪伊始 ,学者们对未来中国文学研究作了重要讨论和深刻思考。     

论先秦两汉《诗》学礼化的历程

<诗>学礼化是贯穿先秦两汉<诗>学的主线.所谓<诗>学礼化,是指<诗>学家以礼义解说<诗经>,使<诗经>成为礼义的载体.<诗三百>在周公制礼作乐过程中诞生,此后又广泛地运用于西周、春秋时期的各种典礼.春秋战国之际,礼学经历了由重视礼仪到尊崇礼义的重大转变,礼学转型为<诗>学礼化带来机遇,孔子及其弟子后学不遗余力地将礼义灌注到<诗>学之中.汉初今文三家诗初步建立了<诗>学礼化体系,<毛诗>最后完成了<诗经>礼化的工程,创建了植根于中国礼乐文化土壤的诗学理论.研究先秦两汉<诗>学礼化历程,可以从宏观上把握这一时期的<诗>学大趋势,突出中国古代诗学伦理化的民族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