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视角下奶业补贴政策的目标偏离机制——基于陕西省奶业补贴实践的调研

奶业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与财政支持。然而,食品产业链包含诸多环节和不同相关利益主体。在各个主体利益诉求的重塑下,奶业补贴政策无法线性实现其食品安全和产业发展的政策目标。本文以陕西省奶业补贴政策实践为例,从政策制定、执行、监管等方面描述了中国奶业补贴政策实践与目标偏离现状,并从政策标准与实施工具的现实缺陷、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偏差、政策目标与企业目标不竞合等角度分析了奶业补贴政策目标偏离的发生机制,并对如何修正奶业补贴政策的目标偏离提出了建议。     

简析政策执行失效的制度因素

本文认为,确保宏观政策和地区发展政策目标的有效执行,必须依赖于中央政府的制度供给和创新。但在转型中国,确保政策执行的制度供给过程,是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中,确定了地方政府作为主导型制度供给的主体。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主观需求,主要是在地方行政主导的格局下,创造地方行政政绩,为地区发展政策提供制度支持;而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宏观政策,则因为缺乏执行政策的制度支持,从而不能完全实现政策目标。因此,必须通过纵向政府间权力制约的制度安排,来维护和加强中央的权威,以创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正向互动的统一关系,为宏观政策的顺利执行奠定制度基础。     

论我国区域经济合作与协调的法治化

区域经济合作与协调法治化的目标是保障中央和地方政府产业促进政策的实现,一方面需要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布局和公共投资的拉动,另一方面则需要地方政府之间协调重大生产力布局,支持和帮助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促进全国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我国区域经济合作与协调法治化应从尊重社会多元利益、完善公共政策咨询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健全区域经济治理机制,以及完善"区域经济合作与协调促进"立法及配套措施等几个方面展开.     

我国区域倾斜政策的主要类型及基本内容

纵观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我国目前的区域经济发展路径尚未达到威廉姆森“倒U型”的顶端，因此似可预期，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我国地区发展差距仍将有进一步扩大之势。为了保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是必要的。总结我国东部沿海发展战略实施的经验和教训，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政府对欠发达地区的政策支持，将不大可能像80年代对东部沿海那样，以大幅减税让利，削弱中央财政收入的方式给予直接支持，否则将会增大政策成本支出，并由此引发新一轮竞争起点不公。为此，需要探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央政府支持区域发展的政策…     

建立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长效机制

粮食主产区出现利益失衡：“粮食大省,经济弱省,财政穷省”,农民收入与粮食生产呈负相关。利益失衡的原因为：粮食主产区为生产粮食承担的权利、责任与利益不对等,粮食生产对地方政府不仅没有税收,反而还要地方政府增加其配套补贴,也增加了地方政府发展工业和推进城镇化的成本。要建立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长效机制,中央政府负有重要责任,建立粮食区域补偿基金,加大向粮食主产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健全国家耕地保护补偿制度,健全和完善粮食主产区金融支持政策。     

高铁建设与运营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异质性研究——以沪昆高铁江西省沿线地区为例

中国高铁的迅速发展对沿线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通过选取2004-2019年沪昆高铁江西省沿线7个地区的空间面板数据,构建高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模型,探究沪昆高铁投资建设和开通运营对沿线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有何不同之处,研究发现:沪昆高铁的投资建设与开通运营对江西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均有助推作用,但它们对沿线地方经济产生的作用存在不同.高铁投资建设期对沿线地区经济发展产生的助推作用要高于正式运营期;高铁建设的投资效应大于开通运营后的投资效应,高铁开通运营后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对经济的助推作用大于投资建设期,并且沪昆高铁对江西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廊道效应.因此,江西省应进一步推进高铁网络的投资建设,充分发挥高铁开通运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积极推进高铁经济带开发,依托地方优势产业,促进产业在空间上的聚集,探索在产业集聚中实现协调发展的新路径,充分发挥高铁开通运营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     

中央与地方政府科技采购的博弈分析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科技采购的博弈,由于事权与财权划分以及责任和利益的不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科技采购的动力是有所不同的,同时由于经济发展层次的不同,地方政府之间对科技采购的偏好也存在着差距.因此,各级政府应增加政府行为的透明度,降低检查成本,中央政府应加大对地方政府进行监督和协调力度,惩治地方保护主义.     

论财政联邦主义与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地方公共品供给的效率条件——文献、模型及理论解释

地方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是我国新农村建设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对农村地区进行地方公共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增加对农村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引导非公共投资流向农村地区,促进社会资源向农村地区在配置,使得农村地区居民能够共同分享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必须明确区分私人投资、政府投资、地方公共投资的权利与责任边界,正确区分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集权与分权关系。同时还必须充分了解地方公共设施区位选择与地方公共投资目标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目标取向及改革思路

农业补贴政策是世界各国支持农业发展最主要、最直接的方式,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重点集中在粮食生产领域。现有的粮食补贴政策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增加农民收入提供了制度保障,但市场机制扭曲、补贴空间变小等问题日益凸显。为此,我国应逐步推进粮食价格形成机制与政府补贴脱钩,充分发挥市场与政府各自的功能优势,建立以粮食目标价格为核心、以国家收储和种粮直接补贴为配套手段的粮食补贴政策体系。粮食目标价格应以市场价格为基础,旨在熨平粮价波动的市场风险;保留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提高补贴水平,以均衡城乡居民收入;重新定位政府粮食收储功能,确保口粮安全。为避免政策调整可能导致的市场大幅波动,并为粮食目标价格实施创造条件,粮食补贴政策改革需要积极稳妥地采取"两步走"策略。     

论政府在西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的分工合作

基础设施不完善 ,投资不足 ,是导致西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中央政府必须承担起支持西部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应有作用 ,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中的积极性。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西部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中具有密切的分工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