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氏家训》中南北朝士族风俗文化现象探析

《颜氏家训》一书记载了大量萧梁、北齐时期士族阶层的风俗事象,其风俗演变的特征有着显著的南北差异:南方士风呈现女性化、病态化,弥漫着阴柔、迂诞浮华之风;北方则尚武之风盛行,士风雄健豪放。中原士族部分地接受了鲜卑族的文化及习俗,鲜卑化倾向已成为中原风俗演变的主流。此外,南北士族在语言、称谓、婚姻、嫡庶、游艺等方面的习俗也有诸多差异。南北朝时期,尤其在江南,玄学、佛教、道教兴盛,儒学地位日益削弱,引起士族阶层在宗教、信仰、祭祀等方面的习俗发生了巨大变化。南北士族的生活特征和精神面貌不同,反映了南北士族的发展不同步,当南朝士族走向衰亡之际,北朝士族却显示出了较强的生命力。     

略论晋宋之际琅邪王氏家族代表人物的政治倾向

东晋立国过程中,王导、王敦等人贡献卓著,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琅邪王氏家族成为权势门第。东晋中期以后,琅邪王氏的这一地位有所下降,其子孙相继投靠门阀士族中的军事权势人物,甚至帮助桓温、桓玄父子谋篡。晋宋之际,以刘裕为代表的出自寒门的武将势力崛起,在击败门阀士族的军事力量后,逐步夺取统治权,这对于传统高门士族而言,其门第意识与文化观念受到了严峻的冲击和挑战。与那些轻视刘裕,或对寒门阶层及其政权持观望态度的众多士族人物相比,琅邪王氏代表人物则大多主动依附刘裕,积极参预其新王朝的创立活动,其中王谧、王弘、王昙首、王华等人最具代表性,他们也因此获得刘宋统治者的重用。对于琅邪王氏家族而言,在晋宋革命的关键时刻,其家族又恢复到权势门第的显赫地位,并在南朝得以长期维系。琅邪王氏子弟在晋宋之际社会变革中的政治抉择,体现出其家族崇尚实务的门风特征。     

论刘牢之

本文基于对东晋后期社会变革的宏观把握,系统地评述了作为低级士族阶层崛起过程中的第一位代表人物——刘牢之一生的重要事迹,并重点剖析其成败得失的时代与个人的原因。文章认为东晋中期北府兵的建立和强大,使刘牢之等低级士族人物在高门士族蜕化过程中逐渐控制了军事大权,成为东晋后期决定性的政治、军事力量。但在其不断壮大的趋势中,由于精神素质的缺陷,刘牢之却可悲地成为历史的殉葬品。     

汉魏六朝时期江东大族的形成及其地位的变迁

中古之世 ,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影响。就江东地区的情况而言 ,儒学世族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而且其社会地位也是随着江东地域社会形势的变化而变动不居的。汉魏六朝时期江东儒学大族形成、发展有其一定的历史轨迹。江东土著大族初始于秦汉之际 ,在西汉时期出现了个别文士代表 ,但儒家化程度不高 ;两汉时期 ,部分中土人士或宗族陆续南迁江东 ,如陆氏、张氏、虞氏、贺氏等皆如此。在宗族繁衍过程中 ,其儒家化进程加快 ,比之汉魏以降南徙之北方大族 ,这些早先南徙者已成为江东土著 ,他们在东吴之世充当割据政权的支柱 ,势力急剧膨胀。西晋混一南北 ,江东大族势力遭受压制 ,沦为“亡国之余” ;东晋立国江东 ,起初借重江东土著 ,但从根本上说 ,整个东晋南朝时期 ,与侨姓士族相比 ,江东土著大族在政治上始终处于从属地位。不过 ,从民族文化的延续与江南地域社会的发展而言 ,江东大族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漠视的。     

东晋文人的历史特征及其演变

西晋灭亡后,在江南建国的东晋王朝上下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历史反省思潮。在此环境中,东晋政治文化生活中的核心人物虽然皆出身于门阀士族,但却形成了有别于前代名士政治的两大特征,即对事功的重新重视和个人才能的文武合一。随着名士文化的发展,在士族文人中又逐渐产生出另一重文化人生,同时对名士政治的价值理性不断地进行消蚀。     

东晋南朝庐江何氏与诸皇室之婚媾及其仕宦考述

庐江何氏本为魏晋之际兴起的"小族",及至东晋南朝,其家族门第不断上升,成为门阀社会"高胄"、"荫华"的显赫门第,维系了二百多年的兴盛局面。究其原因,固然非止一端,但关键在于其家族之婚姻与仕宦。就其婚姻而言,自东晋至宋、齐,何氏家族相继与诸皇族联姻,成为士族社会中的外戚世家。这使得何氏家族长期获得皇权的护佑。此外,作为高门士族代表,何氏家族虽不乏风雅名士,但各时期其家族都有致力事功的政治人物,如东晋之何充、刘宋之何尚之、萧梁之何敬容等,从而确立起其家族的政治地位。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颓风

自从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把魏晋文章与魏晋风度概括为“清峻”、“通脱”之后,长期以来,人们多从正面肯定魏晋时代独立的人格追求与自我意识的觉醒及其审美理想;然而就魏晋士风、世风来说,并不完全值得嘉许。从刘义庆（403-444）编撰的记录汉末至东晋的士族阶层人物的轶闻趣事的笔记《世说新语》中,不仅可以看到魏晋风度的积极一面,更可以看到其消极的一面,看到其所谓“清峻”、“通脱”后面的虚伪、颓废、病态与无奈。     

北朝王昕之名士风度及其交游考述——从一个侧面看北朝后期士风的变化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进汉化，加之与南方社会交流的频繁与深入，以及一些南方士人入北，玄学风尚逐渐在一些北朝上层士族乃至皇族人物中得以流行，出现了类似于南方社会的一些名士群体。王昕便是这类清流名士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雅好清言，讲究容止，擅长吟咏，言行疏诞，表现出了十足的名士风流。王昕参与贵族及士人的各种交游雅集活动，一度成为这类活动的组织者和中心人物。他们的活动使得北方社会的士风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王昕在北齐被杀，是鲜卑化的北齐统治阶层反对汉化、抵制玄风的表现和结果。     

反玄虚思潮与两晋文风之变迁

正始玄学家的玄虚怪诞，激发了玄学内部反玄虚的思潮，该思潮与西晋重倡儒学之风相呼应，士人名教自然并重。这种风气强化了东汉以来文论求实诚、疾虚妄的倾向和尚通脱的风气，在西晋形成了追求省净和追求繁缛的两种文学倾向。西晋繁华过后，东晋冲虚玄淡的士风使得省净文风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清远、恬淡、简约的新风尚。     

孙吴统治者之文化特征及其与儒学士大夫之政治关系

孙吴统治者出身寒微,与儒学士大夫阶层的文化背景不同,表现出轻视儒学、不守礼制、崇尚巫术、喜好驰猎游戏等,在婚姻上则重色轻德。在政治上,孙吴统治者与江东士族屡有冲突。孙权立国后,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虽对江东大族施以笼络,但政治观念的冲突与斗争不断激化。对于留寓江东的士大夫群体,孙氏有所扶持,以作为对抗本土士族的工具。但相同的文化背景与长期的交往,造成了孙吴两大地域士人群体的逐渐融合。     

玄言诗的产生、发展和流变——读《支遁诗文译释》（代跋）

玄言诗虽然产生于正始时期,却经过了西晋时的寂寞。东晋士人的偏安心态和审美情趣的变化,是玄言诗发展的内在动因;东晋高层决策者的倡导、爱好是玄言诗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佛教的传入、佛教般若学对东晋玄学的渗透等都与东晋玄言诗的发展大有关系。以体悟玄理（包涵老庄玄学和佛学理论）、剖析玄学义理为宗旨的魏晋玄言诗,却并不都“淡乎寡味”;后来的诗人将吟诵山水引入玄言诗中,从而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并最终发展成为全新的山水诗。     

陆机诗文创作与两晋诗风

文学史上所概括的西晋太康绮靡诗风与东晋江左玄言诗风 ,都可以在号称“太康之英”的陆机诗文中见出绪端。从现存作品中可以看出 ,他不仅写出了大量缘情绮靡之作 ,也有不少表示玄思哲理的诗文 ,前者是为了迎合上层贵族集团享乐之风的需要 ,希望通过文学才华来干名取誉 ,获致官职 ,在西晋太康绮靡文风中有明显的代表性 ;后者则表现了希望通过对形上之理念之把握从而居乱世以不变应万变的心理 ,对于东晋永嘉文坛的因谈尚玄之风也不无影响     

魏晋赠答诗发展的几个阶段

赠答诗至魏晋始为昌盛，其发展脉络清晰可辨：建安文士集团所作赠答诗，属于承接传统期，显得风流慷慨；正始文士集团之赠答诗，属于创变时期，自是迷茫彷徨；西晋金谷园文士集团之赠答诗，属于赠答诗最繁荣之时期，体现出华靡铺张的特点；东晋兰亭文士集团之赠答诗，属于转型时期，重在体玄悟道。     

盛唐士人饮酒之风与魏晋风度关系辨析

始于汉末盛于魏晋的士人纵酒之风,由最初只是名士身份的标榜,到东晋后渐渐雅化,至陶渊明开始酒与诗结缘,到盛唐时,诗与酒关系更为密切,“诗酒风流”成为文人风度的突出表现。较之魏晋,盛唐士人从理性做作的“借酒佯狂”变为真实自信的“纵酒狂放”,从借酒避世到心忧天下,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都大大增强了。     

明代戏曲评点的形成与发展

清代初年的金圣叹评点《西厢记》是戏曲评点的高峰 ,但是在明代中叶以后 ,戏曲评点已经出现并得到迅速发展 ,它表现为三个发展阶段 :思想家李卓吾开启戏曲评点风气的奠定阶段 ,文人竞相参与的拓展阶段 ,创作、评点合一的深化阶段。清代初年金圣叹的评点《西厢记》正是明代戏曲评点的逻辑发展     

论明代的小说批评

明代的小说批评,主要包括文言小说批评和通俗小说(以白话小说为主体)批评。文言小说批评以胡应麟的建树最为卓越,蒋大器、李贽、袁于令、叶昼、冯梦龙、凌濛初、金圣叹等则是明代通俗小说批评的几员健将,其中金圣叹尤为卓越。本文对明代小说批评所涉及的基本理论问题及其丰富蕴含做了较为系统的探讨。     

孙绰的玄言诗及其历史地位

孙绰玄言诗中存在两种状态 :玄理 ,玄境。玄理状态的玄言诗谈说玄理 ,淡滋乏味 ,是其主流 ;玄境中山水这一小状态的玄言诗较多地描写了美的自然。孙绰是东晋玄言诗的代表诗人 ,在中国玄言诗、山水诗乃至整个山水文学、整个诗歌发展史上都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     

佛经翻译时期的译论发展模式

我国佛经翻译始于东汉,于唐朝达到鼎盛。东汉至三国时期为早期的佛经翻译实践;两晋时期逐渐开始对以往译作的翻译批评;隋唐时期初步形成佛经翻译的理论思想体系。这些思想又指导译场的翻译实践,造就了一批不朽的经典译作。因此,佛经翻译时期的译论发展模式呈现出＂由翻译实践到翻译批评,再由翻译批评到翻译理论,最终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的环形模式。     

论汉末清议思潮与社会转型

清议思潮出现在东汉中后期。外戚和宦官轮流把持朝廷大权,以太学生为主的后备官吏集团发起了针砭时政、抨击宦官专权和评议人物的政治活动。最终遭到当局以党锢的方式从肉体加以打击,从思想意识上加以禁止。但清议从未停止,一直持续到汉末。清议是东汉中后期自下而上的一场统治阶级内部的自救活动,它改变了世人的传统观念、道德意识和价值取向,加速了汉末社会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