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选择理论视野下的行政决策听证制度

我国的行政决策听证制度还处于发展时期,它在适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令人疑惑其存在的合理性问题。该文从公共选择理论角度出发,论证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合理性。     

论行政听证制度的民主底蕴

作为行政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作为一项法律制度,行政听证充满着民主的价值内涵和精神意蕴,它是人民主权的直接表现,是公众参与的有效渠道,是公正行政的程序保障,是权利平等的生动体现,是行政公开的重要内核。     

政府与公民社会关系视角下的我国行政决策的民主化

文章以善治理论、现代民主行政理论及协商民主理论为指导,分析当前行政决策机制所存在的问题,注意到加快我国行政决策的民主化进程,不仅要注重政府的主导作用,更要充分发挥社会能动性,因此,建设政民互动回应的公共机制将是一种明智而正确的选择.     

我国行政决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的成本分析

公民参与行政决策有利于行政决策在民主化基础上实现科学化。我国行政决策过程中公民参与还处在较低水平,参与主体需要付出较大成本,包括人力物力财力成本、时间和精力成本、技能和知识成本、信息成本、风险成本和预期成本等。降低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成本,能有效保障公民的有序参与。     

国外行政听证制度理论及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的行政听证制度直接源于对外国有益的行政法制度的借鉴和运用,并且在我国的发展时间也不长,因此无论是在立法、理论研究还是具体制度设计上均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本文拟在对国外行政听证制度的适用范围、听证主持人的选任和享有的权力及听证笔录的效力等方面作理论比较,并在此基础上得出对完善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启示。     

和谐社会视角下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行政听证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它体现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理应是和谐社会构建的题中之意。行政听证制度在我国还属于初创阶段,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其功能也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在和谐社会理论的指导下,探讨通过加强民主建设和法治建设、健全听证程序、扩大行政听证信息的公开度和透明度、加强对行政听证的监督和救济等途径来不断地发展和完善我国的行政听证制度。     

论听证程序——行政处罚的合法性民主性保障

《行政处罚法》第一次在行政处罚中规定了听证程序,揭开了我国行政程序法律建设新篇章.     

信访机制的民主化——协商民主的视角

当下中国在强调信访法制化的同时,对信访民主化的重视也应得到加强。协商民主作为社会冲突的协调机制具有其他治理机制无法比拟的优势,信访民主化可以成为解决“信访悖论”的主要路径。中国基层三个典型的信访协商民主个案表明,信访协商民主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信访民主化路径的关键在于创新性地整合各种协商民主方法,将信访的正式协商与非正式协商有机结合起来,在已有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构建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信访民主机制和制度,包括信访协商的包容与中立机制、专职化和社会化机制及相关衔接机制等     

重构我国行政听证主持人之角色定位——从比较法的视角介入

从当前法制运行实践看,我国行政听证主持人制度与现阶段的国情和听证现状不相协调,以致听证中的许多实际操作出现偏差和失误,难以达到立法设计之预期目的。文章从比较法的视角切入,在谨慎借鉴各国相关制度和充分尊重、考量我国历史传统的基础上,以全新的视角对我国行政听证主持人的定位作理论上的重构,以期契合我国法治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行政决策科学化的法制保障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竞争的加剧,行政决策作为整个政府管理的核心部分,实现其科学化是现代行政管理发展是必然要求与趋势。从法律的角度,我国行政决策过程中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必须依靠法律手段保障行政决策的科学化,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     

一个重要的社会治理视角: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主形态,也是一种民主治理形式。从协商民主和社会治理的各自特征可以看出,两者有着共同的价值旨趣和话语平台。由此,在创新社会治理的时代要求下,协商民主对创新社会治理有着极大的价值。要通过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主渠道作用、不断拓展开发基层协商民主以及健全协商民主制度等路径全方位开发挖掘协商民主的空间和功能,以推动社会治理的创新。     

哈贝马斯商议民主理论对我国民主建设的启示

哈贝马斯商议民主理论是在公民社会的逻辑起点上,通过对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的批判与发展提出的.它通过强调民主的核心是交往的制度化和交往过程的主体间性,指出民主的形成过程是商议和交往,是非纯粹的程序民主.通过对该理论在我国运用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对比分析,该理论对我国的民主环境、制度建设、公民参与和人民主权的实现等方面有重要启迪意义.     

协商民主对预算审议的贡献:理论及实践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协商民主强调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理性对话、辩论、推理和审议等方式来参与公共生活,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从而保证公民自治和真实民主的实现。协商民主对预算审议有着重要贡献:从理论层面而言,主要表现在以宪法为中心的程序主义对公民参与预算的强调;从实践层面而言,世界各国的参与式预算实践为我国公民参与预算提供了经验范本。借鉴协商民主理论,完善我国预算审议制度,应完善以宪法为中心的法律体系和程序参与机制,落实预算公开制度,充分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实现。     

参与视角下的社区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中的民主意味着与决策相关的居民都应参与讨论和协商,而协商则意味着居民应具备某些辩论与对话的能力,因而在社区较好实践协商民主需要居民有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协商民主在社区推行从理论上讲有参与优势.但从实践上讲却也有参与困境,具体表现为社区公共参与文化的缺失、低度的参与认同、理性人的“搭便车”心态,以及多数居民参与能力不足等.促进居民积极有序有效地参与社区协商的路径有:培养具有公共精神的现代居民,实现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有机结合,从普及谈判协商知识及培育社区自组织的角度增强居民参与协商的能力.     

协商民主理论视角下政府信任问题的构建

政府信任其实是一个合法性问题,政府信任度的下降已经成为全球共同面对的问题。政府与公众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成为政府信任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加强公众与政府的互动,推动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无疑成为当代政府信任构建过程的题中之义。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主理论,是对传统民主的矫正与超越,其本质强调政府与公众之间进行有效沟通,从而赋予政府更多的合法性。     

论我国社会协商民主历史形态的逻辑演进

我国社会协商民主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转折开始,又随着改革开放推动经济体制转轨而发展,进一步随着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转换而走向成熟。由此推进了我国社会协商民主形态实现了三次重要转变,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政策制定为重心的自上而下开展的社会协商民主形态的开端、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自下而上推动的社会协商民主形态的发展,以及21世纪以来以公共治理为重心的政府与社会上下合力推进的社会协商民主形态的成熟。我国社会协商民主历史形态的三次演变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实际出发的自觉选择和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展开和中国化发展,不仅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而且为世界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中国经验和中国启示。     

从协商政治到协商民主——基于政治发展维度的思考

基于政治发展的维度,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协商政治传统和当前的政治协商制度,既为中国发展协商民主提供了本土资源,同时也更容易形成路径依赖。指出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更可能走协商民主先于选举民主,前者带动后者,从而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道路。事实上,从协商民主的视角看,当前中国还处在从协商政治向协商民主的过渡阶段。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应该共同推动这一转变的实现。     

现代民主理论的兴起及其演进历程——从人民主权到表达民主再到协商民主

回顾民主理论的发展史,可以看到一条明晰的历史轨迹,那就是从人民主权到协商民主的历史进程。启蒙思想家们的民主构想是包含在人民主权的构想之中的,随着资产阶级思想的成熟,人民主权的模糊性很快就被成熟形态的表达民主所替代。但是,表达民主由于包含着对社会秩序形成冲击的可能性而被精英民主所替代。随着官僚制理论的确立以及整个社会的官僚组织化,精英们被推向了社会治理的前台,出现了精英民主理论。到20世纪70年代,挑战精英民主的协商民主理论逐渐成形,并征服了一切拥有民主信仰的人们。然而,协商民主理论又包含着民主理想最终蜕变成为一种空想的危险。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走出近代民主追求的陷阱,建立起真正合乎民主理想的实质性民主。     

协商民主视野下新疆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

新疆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是新疆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任务.和谐民族关系的核心在于建立与当下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适应的政治民主秩序,以制度建设、制度安排作为解决民族矛盾、协调民族分歧的制度保证.协商民主为新疆和谐民族关系构建提供了体制机制的创新思路,提供了政治协调的秩序保证和化解矛盾达成共识的民主机制.     

析"结社权问题"

随着“总体性社会”的逐渐解构，社团日益成为一支引人注意的重要社会力量。与此同时．社团在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以及政府对社团的态度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政府对社团的态度以及由这种态度所支配的种种规制行为（包括立法的）及其相应社会后果已逐渐积淀为众多学者所关注和研究的“结社权问题”。文章首次提出并对这一问题从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社会的、观念的五个维度展开分析，揭示其高度的复杂性、密切的关联性和浓厚的国家特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