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形似”

形神关系是艺术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中国的艺术理论，往往有重神轻形的倾向，因而“形似”的价值与地位向遭贬抑。本文认为，“形似”技法的产生与有意追求是人脑精细化、观察深刻化的结果，是艺术上的进步。只有经过“神—形—神”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国的艺术才能得到升华，到达其辉煌鼎盛期。“形似”不仅丰富了艺术表现手法，更促使了山水诗的产生，并使中国诗歌最终能达到“无物不可写，无情不可寄”的地步。因而，“形似”在中国艺术史上有其重要的价值与地位。     

气韵并非“传神”

本文认为气韵与“传神”是两个不同范畴。比较之下,有神明之美与神动之美之别、虚静与感应之别、超迈与力遒之别。在谢赫的“六法”中,还隐含着重神略形的“物感说”与推崇形似的“写物说”的对峙及共处。气韵以“传神”作解这桩千年公案的成因,在于气韵于“余意”有所欠缺,而这却是“传神”之长。     

神话：“幻想”与“谜语”

根据“上古图文”与“传世文献”之二重证据体系研究发现：中国上古神话并非古人“幻想”之产物，而是先民以其“自然观念”和“自然语言”对上古“飞碟时代”之描述。先民没有与“飞碟时代”对应的“科技观念”和“科技语言”，他们以其“自然观念”和“自然语言”对之所作出的理解和描述，就形成了以比喻、形似、隐喻、暗示等“谜语”形式说出的上古“神话史”。所以“飞碟观念”正是破解中国上古“神话—谜语”的金钥匙。     

元嘉“形似体”论略

当“巧构形似”由一种艺术表现方法变成一种艺术风尚而被人们所追奉,也就意味着一种成熟的艺术风格即将形成,“形似体”正是这一风格特点的理论概说。与“元嘉体”的表述相比较,“形似体”非常明确地抓住了元嘉三大家诗歌特别是山水诗所共同具有的一个艺术特点,即“巧构形似”。因此,“形似体”可以作为“元嘉体”的一个补充,同时也为我们理解“元嘉体”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作为一种艺术风格,“形似体”基本的美学特点是:对自然景物外形的高度逼真的模仿和描绘。     

中国古代艺术形神论刍议(下)

“离形得似”与“以形写神”（上篇）相对应,构成了中国艺术形神论中的有神论一派。对此,较早从理论上系统阐述的是庄子,到唐代又有了更大的发展与充实。“离形得似”的审美内涵有三：一是反对把形似作为神似的基础,不认为形似与神似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二是主张由内而外,以神写形,追求“不似似之”的变形效果。二是在艺术形象创造上强调以“真”为核心,侧重于主体内在精神的对象化。这在今天仍有其理论借鉴意义。     

“传移模写”的思想实质

“传移模写”与刘绍祖没有必然的联系.对刘绍祖而言,“移画”仅仅表示他有能够超出一般画家的精密细致的描写能力.“传移模写”和临摹没有联系.“传移模写”以自然为粉本,“传移”强调创造性,“模写”强调细致的描写.张彦远提出“传移模写,画之末事”应当在他所提及的语境中去理解,从张彦远批评当代艺术家绘画只顾及形似、色彩,而失其笔法,没有气韵以及艺术家轻率的创作态度看,“末事”不是小事,而是大事,它与“经营位置,画之总要”一样,处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传移模写”要求绘画应该包含形、色、笔法,甚至气韵,它是对画家提出的高标准.张彦远和谢赫都对他这种画风提出了批评.     

中国画“以形写神”观刍议

神的表达,是中国画的终极追求。宗炳的“畅神”论和谢赫的“气韵生动”说,进一步发展了“以形写神”论。意象性是中国画的根本特点,散点透视是中国画特有的表达方式,“以形写神”观对中国画影响深远。在造型上,中国画追求不似之似;在创作表现技法上,重视以线造型,以墨色为‘主。“以形写神”观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精髓,指引着当代中国画的发展方向。     

顾恺之“悟对通神”论的美学意义

顾恺之对传神提出“以形写神”的具体方法,学术界对此已有很多论述,但关于他的“悟对通神”的美学意义则一直未受到重视。“悟对通神”就是在有背景的人物画中,通过人物与视觉对象的交感而畅通人物的神情,在人的形体之外又发现了人的观照对象的传神作用,并且认为人的观照对象有时比人自身的形体更能充分表达人的内在精神。因此,我们认为“以形写神”之“形”也可以广义地理解为含有人的观照对象(“对”)的“形”,“悟对通神”是“以形写神”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对“以形写神”论的补充与发展。以“悟对通神”为美学原则的有背景的人物画,对于从人物画到山水画、从“传神”到“畅神”的过     

晚明山水小品文中的“人趣”——以袁宏道和张岱作品为例

晚明的山水小品文,比前代的山水文学更具“人趣”.以袁宏道和张岱的作品为例,这种“人趣”,一是真情之趣:晚明文人将个性生命的认同置于传统社会规范之外,追求性灵之本真之情;二是世俗之趣:山水游记中混杂着对世俗百态的描写,写山水即是写世俗.小品文的特点和文人的山水观念,共同契合了晚明思潮影响下的审美趣味,从而造就了散文史上的辉煌.     

论中国画的“写”

中国画曰写而不曰画,是基于写的抒情性和书法意识,这是文人审美趣味渗透到绘画的表现。写有置物和输心之义,置物即由此器传之彼器,输心即情感的抒发。前者的字义通过引申,有摹画、绘画之义,但摹写易陷于只求形似而遗其神韵气骨的泥淖。自宋代始,因文人参与绘画创作,把画当作性情的摅写之具,渐倾向于情感的抒发。及至元代,画写胸中逸气,以写代画成一时之盛。从置物到输心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体现出中国绘画从重在客观的造型艺术到重在主观的抒情艺术的发展变化,也体现出中国绘画的文学化进程,以及文人画家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写字最早称画字,后改画为写,亦出于置物和输心两义,而书画皆曰写,正反映出绘画的书法意识,不仅以书入画,更是对置物和输心的共同追求,尤其是对后者的强调。随着文人画的发展,隶家和逸品越来越受人推崇,发生了由工入写的变化,表明文人画家作画的态度重在情感的抒发而不在于追求绘画的逼真精巧,写逐渐成为划清文人画与院体画界限的标志。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