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时期人物别传综论

别传是汉魏六朝时期流行的一种人物传记，以显明的特．或区别于当时的纪传体史著中的人物传记。别传以汉魏六朝时期的名士为主要摸过对象，并随着名士之风的流行逐渐发展起来，汉末两晋时达到了高潮。两晋时期，随着名士与高门士族的结合，别传成为专门授述士族人物的人物传记c南北朝时期，随着门阀士族的衰落，刘传也很快衰落了。     

论六朝时期"遒"作为文艺批评概念的四种意义

六朝文艺批评中的"遒",不能一概解释为"劲健"."遒"概念在文艺批评中的流行,是受到当时士族品评人物的影响.士族以"遒"品评人物,乃其本义"急迫"的引申,但这种引申因为门阀士族的好尚趣味,其重点不在生命力强度的刚健雄劲,而在其精神向度的高蹈远扬.这种用法进入到文学批评,"遒"在"劲健"义之外,又有"卓拔"义,后者应用尤为广泛,因其最能代表魏晋名士风度,故又引申出"美好"之义.三义可单独使用,有时不能兼容,但因其都根于"急迫"之本义,表征艺术家生命力在作品中的流动贯通,故又经常纠缠结合在一起使用.除此之外,由"遒"本有的"终"义又引申出一种特别的用法,即表示作家风格之大成,不与前三义相混.六朝以后名士风流渐次沦歇,"遒"之四义在隋唐虽然还有沿用,但最终只有"劲健"义保留下来,如以此一义反观六朝文艺批评,则扞格难通处自不在少.理清六朝时期"遒"的这四种含义,有助于我们对当时文艺批评中"遒"的真实理论内涵、其实际批评的具体作家作品风格、与"遒"相关的重要理论问题如风骨等,作出更准确的理解与把握.     

名士风流 名士妇亦风流——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名士妇

《世说新语》以记录魏晋名士风流为主,但还选录了大量的女性。通过这些女性,我们可以了解到魏晋时期女性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风貌。名士妇是名士的配偶,是其中的特殊群体,受名士风流影响,名士妇亦风流。名士妇有三个特点:出身士族、受教育机会多、受名士生活影响。名士妇大致有五种类型:识见型、谏夫型、讥夫反击夫型、追求幸福型、恶妇型。《世说新语》选录大量名士妇的原因是编撰者有儒家倾向、妇德下降、尚奇之风、显衬名士风流等。     

道玄思想与六朝以"清"为美的意识

道玄思想对六朝以"清"为美的审美意识之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以"清"为美即强调事物的材质之美、气韵之美,亦即本体之美."清"美也是绝俗之美.它是以道家"清静"思想为基础,体现了道家崇尚清逸的美学理想."清"作为原始道家哲学和美学的重要概念,演变为广泛的审美标准和审美范畴,则完成于魏晋玄学阶段.尚"清"意识是玄学思想影响下的产物,也是六朝美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贡献.     

中国韵文格律美趣概论

中国韵文由字数、句式、押韵、平仄、对仗等诸多因素所构成的格律,其美学趣味在总体上以中和之美为主,然而各阶段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其发展规律是,先秦格律以阳刚美为主的美学趣尚,汉魏六朝格律以阴柔美为主的美学趣尚,唐宋格律以中和美为主的美学趣尚,元明清格律对阳刚美趣追求的回归。     

魏晋六朝的啸——兼论啸与魏晋风度

魏晋六朝时啸有了很大的发展 ,一大批士大夫爱啸 ,他们成为啸的主角 ,使啸的主体发生变化 ;名士和隐士之啸享誉一时 ,啸成为社会时尚 ,普遍地参与到社会文化、名士风度和魏晋精神文化的建构中 ,士大夫把魏晋之啸推向历史的高峰。     

孔融文风论——兼论孔融能领建安文风之先的原因

建安文风有两大趋向,一是由通脱走向清峻,一是由通脱走向华靡。孔融为后一趋向的先导者。孔融文风的通脱、华靡,显现为气势雄迈、文辞典丽。其文风的形成,首先在于他是一位壮节名士,具有崇尚遒丽之美的审美观念和艺术趣味。其次在于他对汉末新变文风的承传,其中包括对汉末烈性名士文风的承传,对汉末人物品评艺术的吸纳,对以班固、蔡邕为代表的东汉儒家散文艺术传统有选择的继承。孔融文风能领建安文风之先,重要原因是它符合汉魏以降散文由质朴转向华靡的大趋势,符合建安时期的社会审美心态和众多文士为诗为赋为文抗音吐怀、梗概多气、词尚华丽的艺术趣味     

安徽两晋墓葬的类型和分期

安徽六朝时期的墓葬迄今已发现六十多座，其中两晋时期墓葬就有近五十座之多。两晋墓葬主要分布于长江南岸及皖南，其次是江淮地区的合肥等地，淮河以北个别地区也有发现。这批墓葬资料对于认识安徽乃至整个长江下游地区两晋墓葬制度以以及陶瓷等手工业的发展情况有重要价值。安徽两晋墓葬均为砖室墓，有单室、双室和多室三种类型，各种类型的墓葬在两晋的不同时期流行情况有所不同，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随葬品以青瓷器为主，亦最具时代特征。     

汉末河汾名士风气的演化与“林宗巾”效应

河汾文化是隋唐文化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将其源头追溯至汉末魏初,探讨其时河汾文化的形态,其中又以名士为考察中心.认为名士经由汉到魏,由汉代以经术、道德为依据转向汉魏之交的尚侠义、尚谋略等标准.其中构成河汾文化形态的太原郡更能反映此时期的变化,太原郡士人郭林宗倡导了此时期的人物评议之风,不单是汉末名土的代表,也更好地呈现出了河汾地域文化的形态特征.     

王闿运"帝王之学"述评

王闿运是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的政治和学术人物.作为晚清名士,王闿运以硕学通儒而名重一时;在政治上,他怀抱"帝王之学",以纵横家自居,且一有机会便谋实践其"纵横之道"帝王之学"."帝王之学"作为一种封建的传统政治理念,具有很大的空想性和封建性.在封建、半封建社会的土壤中,"帝王之学"亦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     

汉末流寓江东之广陵人士与孙吴政权之关系考述

东汉末期,江淮之间战乱加剧,不少大族名士南徙江东,其中包括一些广陵籍人士,他们对孙吴政权之创立及建国后之诸多军政活动,都有较大的影响。在学术文化领域,广陵人物涉猎经学、子学及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多有贡献。     

千古文人名士梦--论二月河小说的名士情怀

二月河帝王系列小说塑造了三种类型的名士形象;布衣系列、王室系列和臣相系列。与《红楼梦》所塑造的名士形象相比,二月河小说具有三个显著特点,即致力于打造真名士,写出名教与自然的统一,注重展示人物外在的名士风采。二月河小说的名士情怀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名士的美学思想,又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精神内涵和恒久的美学价值。     

名士风流:柳亚子文化人格论

柳亚子是一个“隔代”名士,具有鲜明的名士特质,这是他文化人格的表征.在时代环境、地域环境、家庭环境、人生经历、主体选择等诸多文化要素的合力之下,柳亚子的名士特质沦肌浃髓.其名士特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雅；二是狂；三是真.在柳亚子生活的时代,由于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教育体制、文化环境等方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可能再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名士了,但历史为他提供了一个舞台,成就了他“最后的名士”.因之,作为文化符号,柳亚子成了文化史上的绝版人物而具有活体标本意义.     

略论《聊斋志异》人物开篇的特点

《聊斋志异》有介绍人物、叙述故事、描写景物、发表议论等四种开篇方式,这四种开篇方式在文言小说中很有代表性,而《聊斋志异》的开篇又有其独特性,即其开篇以介绍人物为主,聊斋的人物开篇有如下特点:开篇以介绍男性为主;开篇人物往往多为配角或功能性人物;这些开篇介绍的人物个性、外貌、言行甚至籍贯等特征在后文都有照应,开篇人物的名姓决定命运、暗示情节发展和人物个性。《聊斋志异》的开篇特点的形成离不开传统艺术的影响。     

论古代描写地方名人的类传

古代描写地方名人的类传,我们称之为地方类传,它是以“矜其乡贤,美其邦族”为目的,以颂扬表彰州郡邦国中先贤耆旧等杰出人物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性人物传记集,发展至魏晋南北朝达到兴盛.地方类传人物分类方式多样,主要包括耆旧类、先贤类和人物志类三种类型,在入传标准、材料取舍、内容体例以及评价人物方面与正史类传有些不同.地方类传不仅能够反映出各地在经济、文化、学术等方面的发展状况,而且类传中记载和保存的地方人物资料,在补史书之阙略,纠文献之谬误,以及地方志的撰写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柳永《乐章集》用典说略

苏轼为宋词用典的开创者说由来已久 ,实则乃误。《乐章集》中大量的例证表明 ,柳永才是宋词用典的第一人。柳词用典 ,以事典为主 ,语典次之。其中 ,事典多为人们所熟知的历史人物与历史故事 ,语典则以化用六朝与唐代诗人的诗句为主。一词数典 ,一典数用 ,形成柳词用典艺术的一道风景线。柳词的大量用典 ,是其由俗变雅的一个重要标志 ,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试论汉末的名士别传

汉末名士别传数量众多,重点记述了名士的异行、异能及对名士崇拜之风。它善于选取轶闻趣事,具有明显的虚构色彩,多用细节描写,运用了明显的小说笔法,成为以后志人、志怪小说及史书的重要素材。修史之风的流行,强烈的名士崇拜心理及人物评议之风的兴盛是汉末名士别传盛行的重要原因。     

艺术原来是“女红”——记著名女书法家孙晓云

南京这块人杰地灵的宝地,有虎踞龙盘之胜,六朝烟水之美,历来人文荟萃,文艺之士尤为突出。而山川秀气,特钟情于中帼。在一批中青年当代女书家中,其出类拔萃者,我首推孙晓云。 这几年评论孙晓云书法艺术的文章越来越多了,我归纳一下,评论家们封她三个重要头衔——帖派代表人物,新古典主义者和获奖专业户。前两者是个书法理论问题,两者可以合起来这样解释:一个主张传统帖学而又汲取时代和大众的审美情绪的书法家,这就是说,她的书法作品既具有帖学的     

汉魏六朝时期女性传记的书写范式及其文体面相

刘向《列女传》不仅是作为中国古代杂传的“始”作之一,在女性传记写作方面,更有开创之功,为此后的女性传记写作树立了典型范式。刘向之后的汉魏六朝时期,踵继刘向《列女传》,正史之外,产生了大量的列女类传,虽大致不离贞孝,然与时推移而常有别裁,选取的入传女性及其品性具有显著的时代性,扩大了刘向《列女传》中对传主范围的设定,拓宽了女性传记的发展道路。同时,单篇女性传记也不断涌现,这些女性別传,多出于名士之手,以其独特的观照视角与书写方式,成为汉魏六朝时期杂传创作中值得注意的类型。以“列女传”及“别传”写作为代表的女性传记在整个汉魏六朝杂传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在宏观层面,女性传记是汉魏六朝时期杂传多样化类型的显著体现,与其它杂传类型共同构成汉魏六朝时期杂传的整体生态。在微观层面,女性传记又呈现出与其他杂传不同的独特文体面相与美学品格,成为汉魏六朝杂传中具有明显标识度的杂传类型。以刘向《列女传》为“始”的汉魏六朝女性传记写作及其所建立的书写范式和审美传统,持续影响着后世女性传记书写甚至小说戏剧等女性形象的塑造。     

六朝私撰地志中的鬼神描写——兼与戏曲中同类作品的比较

六朝私撰地志中存在数量可观的鬼神描写。鬼神描写主要以对山川名胜的解释、人物异事的讲述以及异物传说的记录等三种形态存在于六朝私撰地志中。其主题类型可分为阐述因果报应、宣扬鬼神力量、提倡人与鬼相抗衡等三种模式。同为鬼神描写,戏曲与六朝私撰地志又存在异同。在主题类型上,二者大同小异,戏曲中比较突出人鬼恋情的描写;在鬼神形象的塑造上,六朝私撰地志中侧重对鬼神的崇信以及神秘力量的宣扬,而戏曲中的鬼神具有现实中的人性,这与二者文本创作的动机不同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