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所安《文心雕龙》英译补偿布局

翻译与文化密不可分,两种文化间呈现完全重叠、部分重叠和文化空缺等现象。源语文化的特殊文化因子虽包含目的语读者所追寻的异域性价值,但它们使翻译变得困难重重,处理不当便会阻碍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对特殊文化因子的处理需要译者采取措施实行文化补偿。宇文所安在翻译《文心雕龙》时创新性地采用了整体布局和局部整合相结合的方式对译文进行文化补偿,即在整体上建构“整体概述+译文+文本阐释+文末注释集”的独特布局,局部上使用“杂合化翻译”,创造语言、文化和文学景观,以实现译文的自我补偿。整体与局部协同创新,共同发力,较好地实现了对源语文化的有效补偿。这种独特的翻译模式为中国典籍外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有利于推动异域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文心雕龙》英译中的读者意识——以宇文所安英译本为例

读者不是译文的消极消费者，而是译文意义的能动建构者。读者意识是译者以读者视角观照翻译、使翻译行为围绕读者中心逐步向前推进的心理机制。宇文所安的读者意识体现在内容导向、沟通途径、主流诗学和读者接受四个方面，表现为材料选择的贴近意识、思想交流的贴心意识、表达习惯的贴合意识、服务读者的体贴意识。得益于读者意识，宇文所安充分履行了译者的职责，妥善处理了译者、作者和读者的三方关系，促进了《文心雕龙》在英语世界的接受与传播。中国文论要走向世界，译者的翻译能力是前提与基础，而读者意识是确保译者翻译能力得到充分展示的思想保证。读者意识有助于译文走进读者的心灵世界，有利于译文在译入语文化语境的进一步传播。     

《文心雕龙》差异性的异域重构——以宇文所安英译本为例

他者是与主体相对的概念,相较主体而言,他者的显著标志就是差异性。宇文所安对《文心雕龙》的选择与翻译,既是译者个人眼光和社会群体共同想象相互作用的产物,又是一个独具创造力的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与期待。宇文所安破除西方对强制统一性的执迷,用自己独特的方法阐释《文心雕龙》的价值,并对其差异性进行了富有想象力的重构。他的解构是...     

宇文所安译介《桃花扇》的动机、理念与策略

宇文所安是美国著名汉学家,他的中国古典文学译介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大量关注。但他的中国戏曲译介,尤其是《桃花扇》译介,尚未受到学者的充分关注。因此,研究试图从翻译动机、翻译理念和翻译策略三个方面系统考察宇文所安的《桃花扇》译介,以期全面展现宇文所安《桃花扇》译介的整体面貌。     

异质同构：宇文所安双向阐释的逻辑与路径

中西文论的思想内核互不隶属,具有异质性,但对情感和想象的共同追求,从一元到多元、从权威到平民思想转变的相似性,使得二者又具有同构性。中西文论对话应异中寻同,同中存异,同中化异,同异全识。宇文所安的双向阐释,走的就是多元文化互动之路,其精髓在于发现东方,尊重“他者”,异质同构,阐释中国。宇文所安将文本中心论贯穿始终,将文论文本和文学作品等量齐观,采用译释并举和语码混杂的方法,再现中国古代文论的异质思想,为中西文论对话与交流搭建了一座“多元共生”的桥梁。双向阐释的启示是,中国文论应借鉴传统文论的资源,吸收西方文论的营养,走特色发展之路,构建一种更合理、更开放、更具中国特色的文论。     

宇文所安的文学翻译思想

在文化视角的观照下,探讨了宇文所安翻译思想有关中国诗歌的“中国性”和“世界性”协调问题、诗歌的可译性、译者的文学经纪人和文化代言人地位和文学翻译的接受效果等。宇文所安的译文既重视再现中国文学语域和风格的多样性,又倾向于透明性和本土性,有利于中国文学和文化在当代美国的传播。     

文本本位与思想史自觉——简评宇文所安《中国文论》的方法论启示

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在其代表作《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传达出比较清晰的文本本位立场与思想史意识。宇文所安以文本细读为重心,以思想史构建和问题意识为条贯,对中国古代文论提供了跨文化的重新读解,同时,这一书写模式为＂重写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课题下,如何调和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张力问题,以及历史连续性与断裂性的对抗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     

诗歌史叙述：凸现与隐蔽——宇文所安的唐诗史写作及反思

对于“文学传统与个人才能”二者之间互动关系的描述与辨析，构成了宇文所安诗歌史叙述架构的主导逻辑。“文本家族”观念与“对比阅读”、“文本细读”方法的运用进而充盈了其诗歌史的“文本”肌理。在宁文所安独具魅力的叙述结构与叙述方式背后。隐含着艾略特“有机整体”观与“新批评”的内部文学史观。     

宇文所安跨文化文学解读模式研究

在具体的文学文论研究中，宇文所安创造性地将文本细读与语境还原相结合，既体现出其始终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立场，也反映出其敏锐的历史穿透力，这种解读模式摆脱了机械式、刻板化的弊病，呈现出文本、读者、作者的三者互动。     

对盛唐诗歌的重新解读——读宇文所安的《盛唐诗》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依循中国人的思想模式对盛唐诗歌进行了全新的研究。首先,他从时间、地域及诗歌自身发展三个方面进行分类,重写了八世纪盛唐的文学发展史;其次,从作者所处的社会地位及当时的审美标准对作者进行了重新评定;最后运用细读法对文本进行了重新解读。     

《论衡》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刘勰<文心雕龙>受到王充<论衡>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刘勰论文和王充一样,都是从自然之文讲起,把禀受天地的文采、元气与文学创作相联.<论衡>中"文"源于气的思想以及与气相关的"才性"、"才力"说,经<太平经>、曹丕、葛洪,对<文心雕龙>产生影响.王充将"文质相称"的思想引入创作论,并将质文交替变化的历史规律与政治的盛衰和社会的治乱相关联,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刘勰的"文质"论.此外,<文心雕龙>还发扬了<论衡>所倡导的"博"、"通"思想,指出创作主体的广见博识、丰富积累对创作的重要作用.     

鲁迅与《文心雕龙》研究

鲁迅在《文心雕龙》研究中的开拓之功,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文心雕龙》"心力"说的历史继承和现代深化;二是对《文心雕龙》社会批判思想的历史继承和现代深化;三是对文化比较的现代逻辑方法的开创性吸收和在《文心雕龙》研究中的创造性运用.这三大贡献无一不是《文心雕龙》研究中的独创,无一不是历史的丰碑.鲁迅是20世纪《文心雕龙》研究激进性飞跃的奠基者与引路人,第一块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基石.     

逻辑的审美化：《文心雕龙》之文体论思想探析

逻辑与审美本来就是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比较亚里斯多德的《诗学》，《文心雕龙》由于特殊的成书原因，这两点得到了较为理想的融合，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刘勰个人天才的原因，而在更深的层次却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模式和话语体系的显著特点，也是中国文论系统中理性范畴转变为实践操作技术的突出体现。     

论《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谋略

《文心雕龙》文学理论的体系性表现在理论体制上的完整性和各理论构成要素间的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紧密关联上。这种完整的体制、周密的理论布局与精细的理论安排建立在刘勰深切细密的谋略意识之上。其谋略的用意则是对与作家和创作有关的诸多问题作出系统擘画与先期安排。其理论虽为救弊而发,然其意旨则在于对文学未来走向的深远关注上。其理论谋略决定了《文心雕龙》体大虑深的理论特色,是《文心雕龙》文学理论的重要贡献。     

《文心雕龙·徵圣》“装点门面”说辩

《徵圣》具有独立的价值,它提出了文章的创作主体和以圣人之文为标准的创作准则。将《徵圣》与《宗经》进行比较,从逻辑上得出《徵圣》为《宗经》之前提,二者内容相似但论述重点有所不同。另外,《徵圣》提出的为文标准与刘勰于此篇所提的"体要"观在全书也得到了由始而终的贯彻。因此,纪昀评价《徵圣》的"装点门面"说有其不当之处。     

“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研究

“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是“新批评”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一定的契机下,中国学者开始译介“新批评”,主要集中在艾略特、瑞恰慈作品的翻译与介绍上;通过展示早期译介的基本状况,对“新批评”引入中国的文化语境及译介策略进行反思。     

《文心雕龙》:尚北宗南与唯务折衷

“唯务折衷”是贯穿《文心雕龙》的思想方法之一,近年来,不断有学者由此入手,重新评价和认识《文心雕龙》。本文拟从刘勰与当时文坛主流的人际关系入手,考察这一思想形成的原因。本文认为,刘勰与当时领袖文坛之“时流”的距离,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边缘性微妙状态;而这种状态恰好将他置于南北思想文化的交汇点,使他既在主流之中,又出主流之外。换言之,他既能冷眼旁观,看到圈内弊端,自觉从北方思想文化中汲取养料,思想气质上尚北;又熟悉圈内风气,尊重南风劲吹、文尚新变所取得的成就,审美意识上宗南。所以,“唯务折衷”思想的背后是若即若离的人际关系在起作用     

并列还是从属:翻译质量评估与翻译批评之关系

翻译批评重在评论译作的得与失、优与劣、美与丑,意在向世人推介佳作,抑制庸作泛滥,其性质是一项理论活动.翻译质量评估是依据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比较、分析并考量译文与原文之间在宏观与微观等层面的信度与效度,对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进行主客观方面的价值与效果的判断,属于实证性研究,重在对原文与译作之间的分析和对比,以寻求两者之间信度与效度的最大关联.翻译批评与翻译质量评估在研究内容与标准、方法与手段、目的与作用等方面都有着差异,厘定两者的研究地位对译学有着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法律解释学的主观主义批评与哲学解释学的回应

认为哲学解释学把法律解释学引向主观主义陷阱并严重破坏了法律的确定性,这个批评是从制度之维和认识论之维展开的。制度之维的批评从中国司法制度不够完善反推法律解释学决不能借鉴带有主观主义色彩的哲学解释学;认识论之维的批评主张哲学解释学所说的事情本身不足以区分合理与不合理的前见,因而不能使法律认识有效地避开主观主义陷阱。然而,哲学解释学的经典文献《真理与方法》的相关内容证明了事情表现构成了前见合理与否的判准和法律认识的“证实”标准,从而对主观主义的批评构成了有力的回应。据此,法律解释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应是一门以哲学解释学的本体论为基地的、隶属于法律认识论的法律解释学,而不是返回到以传统认识论为基础的法律解释方法学。     

《文心雕龙》关键词在海外译介中的误读与悟读

在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下,中国文论的外译已成为当前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在文学阐释学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系统梳理、理论阐释及微观细读,可以发现《文心雕龙》关键词在传译过程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解读,即误读和悟读。误读是主体由于自我理解不足而进行的有目的选择,而悟读则拓展了中国文论多元的研究视域及阐释空间。中国文论关键词外译应建立在视域重合的诠释学理论基础之上,尽可能地追求文学理论翻译的普效性和广受度,通过中西文论间的双向阐释,消解不合理的误读,走向合理的悟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