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需求:法律生命之源

扑面而来的全球化浪潮,对法律的需求提出了更高的“质”和“量”的要求。而为应对这一严肃的现实挑战和更好地把握未来,我们认为最基本的还在于认识法律的生命维系于何处这一要害。唯此,才能有的放矢。当然,法律生命的存在不能缺少掌握公权力的国家这一中介,也必须通过公权力这一媒介作用,法律才能真正成其为“法律”。但促使法律产生的原动力是社会,真正的法律需求主体是社会。为此,本文从法律起源的若干学说概述、法律生命的社会决定性、法律变革与发展的社会制约性等方面作相应的阐述。     

解释法律何以可能

解释法律何以可能,即如何能够良善地解释法律.文章尝试从分析“解释法律”和“法律解释”的区别与关联入手来认识“解释法律”的内涵,观察解释法律活动的现时境况,揭开“解释法律”的面相;秉持“法律是一项解释活动”的整体观念来寻找良善地解释法律的方式,以法律理解与法律解释之间何以能够顺畅循环作为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切入点.经由对法律理解和法律解释之间的逻辑关系与现实关系的探讨,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时间间距、空间间距和心灵间距,最终通过对这些间距状况和存在原因的分析,在哲学解释学的理论中寻觅跨越这些间距的路径.     

“治”与“化”——法律与道德发生作用方式的探讨

摘法律和道德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调控方式。法律是他律,具有外在强制性,法律发生作用的方式是“治”;道德是自律,具有内在自觉性,不具有外在强制性,道德发生作用的方式是“化”。法律是一种“阳性”调控方式,道德是一种“阴性”调控方式,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     

德沃金视野中的法律:走向整体性法律解释之路

对“法律是什么”的追问,一直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贤哲们不断探求的法哲学命题,罗纳德·德沃金教授基于对法律惯例主义与法律实用主义的批判,提出了法律是什么的第三种理论——作为整体的法律。在德沃金的视野中,对“法律是什么”命题的判断是:法律是一种不断解释性概念,是一种整体性概念,是一种建构性解释概念。     

动物如何不是物

《德国民法典》中有一条规定颇为引人注目:“动物不是物。”而自法律治世以来,动物理所当然地被视为“物”这一法律概念的题中之义。观此而言,“动物不是物”可以说是对传统法律概念,乃至法律关系模式的颠覆。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传统法律概念对包括动物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的“物化”,这种物化在资本主义大工业与人类自我意识的合力作用下发酵、变质,进而发展成对整个自然界的“异化”。此“异化”正是环境法学亟须应对的现实问题。基于此,本文对传统的“主客体二分化”的法律关系模式进行反思,提出“主体构成性法律关系模式”这一概念,此法律关系模式承认包括动物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的“法律主体”地位,认为自然界中的存在物———动物、树木、岩石、河流……可以和人类一样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上述法律关系模式的变迁,使环境法更具一种不同以往的伦理诉求———将对人类福祉的特别关注与对生态的考虑融为一体。     

宪法文本中“法律”之含义

现行宪法文本中共出现了 79处“法律”一词 ,依据波斯纳对“法律”一词含义的三分法和我国传统上对“法律”一词的广、狭义分类法 ,宪法文本中的“法律”一词有着不同的含义及所指。这种分析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宪法     

浅析领导干部消极法律心态的文化成因

在我国“依法治国”的实践中,一些领导干部对法律持有明显的消极抵触的心态,严重阻碍了我国法律建设的进程。领导干部消极法律心态的文化成因主要有:一、传统文化是一种集权文化,它造就了君权至上的传统,使人们普遍“重权力,轻权利”。以至于以“权力信仰”取代了“法律信仰”;二、传统文化是一种“圣贤”文化,是“法律治民不治官”和“轻程序”等诸多不良价值观念的思想源头;三、传统文化是一种“人伦文化”,是当今关系网盛行和“重情轻法”价值观念的历史渊源;四、传统文化是一种“中庸”文化,是当今社会“轻法贱讼”等“非讼”思想的文化根源。因此,依法治国必须彻底摈弃封建的法律文化,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化的法律文化。     

法律地理学及其空间想象

法律与空间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空间转向”的产物,作为其研究范式的法律地理学包含“空间中的法律”（空间对法）、“法律下的空间”（法对空间）、“法律与空间”与“第三域”等研究领域,由此衍生出空间正义、城市权利和“第三域”等命题。法律地理学的核心概念“空间”有待达成共识,其研究过程中的“去空间化”倾向值得关注。国内法律地理学发展前景期待明朗。     

"债转股"的法律思考

债转股在广义上是一种债务重组手段,但我国的“债转股”是一种狭义的政策性债转股,有其特定的内涵和目标指向。政策性债转股在国际上已被证明是一种解决银企关系紧张问题的有效措施,我国也主要参照了国际上的做法。但我国现阶段的“债转股”主要是按经济学思维方式运作,由政府仓促推动的,缺少法律的宏观考虑和制度配套,因而在现实操作中困难重重。法律在“债转股”动作中有着基础性的作用,因而必须发挥法律的价值,突出法学家的贡献,从微观和宏观层面进行分析、论证、规范,才能找到国企改革的正确路径。只有对“债转股”进行法律观念上的思考和法律对策上的分析,才能使之操作理性化、规范化,促进其目标的顺利实现。     

法律史的法理学研究范式

法律史若要走出法学“边缘学科”的困境,可尝试自法律史研究旨趣的法理学论证逻辑、传统法律史叙事框架的法理学“修复”、“法理学化”的法律史研究等方面,进行研究范式重构。法律史的法理学论证逻辑,不仅要求厘清史料与史实的关系,还要求对新的史实的发现始终保持开放心态。面对传统法律史叙事只关注“历史—事实”而带来的诸多缺陷,应引入“历史—事实—原因”的法理学叙事框架予以弥补。“法理学化”的法律史分析,可在承认法律人类学“可翻译性”理论基础上,自静态与动态法理学双重视角同时展开。法律史的法理学分析范式建构是一项体系化工程,需要以跨学科视角来进行知识、方法与技术等层面的深入探究。     

关于网络与电子商务法的三个误解

“网络法”是一种欠科学的、主观臆造的提法,而且,“网络法”和电子商务法也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或学科。互联网对现有法律的影响只能说是一种革新,还称不上是一场横扫法律领域的革命。     

人工智能背景下法律推理模型建立探究

随着人工智能在法学领域中的深入应用,“法律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法律”等新兴概念相继出现。法律人工智能系统经历了从法律专家系统到论证检索和认知计算的转变,为提高法律服务效率、降低法律风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基础核心论题与底层技术是法律推理。法律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法律推理较之传统法律推理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质与特征,要想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来服务法律,必须首先关注法律推理的人工智能模型。     

论环境法目的的实现——法律工程研究进路下的立法思维转变

当前盛行的“泛道德化”环境法理论研究无助于环境法实践,此进路下的环境法目的更是无法实现,因此需要转换环境法目的研究的方法论,选择法律工程研究的进路,从客观的环境损害出发,用任务法的思维指引环境立法,将环境法看成是应对环境损害的“规划”.环境法目的的实现依赖于若干时间节点上的环境法“任务”的完成,任务法面向的环境法不仅可以纠正当前环境法律存在的不足,亦可以协调环境法律之间的内部矛盾,建立环境法体系的良好秩序,使环境法律得以系统化.     

法律体系何以存在?——一种法律实证主义的解读

法律体系的存在问题，是任何关于法律体系的定义之必要前提，也是一个贯穿于法律实证主义的理论命题。无论是作为一个实体性、本体性的研究对象，还是作为一种研究和分析法律概念的方法，法律实证主义需要通过预设或承认法律体系的存在来回答“法律的规范性如何产生”等问题。从奥斯丁、凯尔森、哈特到拉兹，判断一个法律体系是否存在，将取决于如何界定“法律”或解释法律的本质。经过哈特与德沃金之争，一种经由建构性诠释而来的原则纳入法律体系之中，进一步延伸和加强了前者的观点。因此，作为一种制度化体系，人们只有在某种程度上普遍遵守和服从法律，一个法律体系才能成为规范的统一体。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法制现代化的关系

当前中国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法制现代化革命，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这片土壤培育出来的文化“植物”，是中国法律观念的历史沉淀。因此，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客观地看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其有用的优秀成分加以继承利用，对于不适合社会法制现代化的部分坚决地予以批判，甚至抛弃。     

马克思的法与法律二元性论题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所讲的“法”,实际上是理想意义上的法律,它是从社会成员的权利维度出发的,代表着权利、自由、公平、正义等理念,代表着法律应然性的一面。与之相对应,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法律主要是从国家的规范维度来讲的,是指国家出台的实在法、成文法,代表着法实然性的一面。“法律可能不合法”“法律之治不一定就是法治”的问题是马克思法哲学的核心内容。值得追求的或者理想层面的法治不能算是法律之治,而是法之治。“法”代表着权利、自由、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法律”则是法的价值理念呈现的载体,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出台的法律(实在法或成文法)不一定能将法所代表的理念完全贯彻,甚至还有可能与法背离。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当今时代,不能缺少审视法律本身是否合“法”的环节。     

孔子法律目的说析论——兼议孔子法律思想的核心

孔子主张 ,法律的目的是“和”。这一法律目的说与他的“仁学”精神是一致的 ,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和合”观念相吻合。孔子的法律目的说是其法律思想的核心 ,并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这一学说虽然存在缺陷但也有合理因素 ,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模拟法律诊所”课程设置之探索

“模拟法律诊所”课程是在法律诊所教育的基础上派生的,虽采取法律诊所的教育方法但不提供真实的法律服务的模拟教学.基于多种原因,我国已具备设置“模拟法律诊所”课程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就设置我国的“模拟法律诊所”课程提出以下构思：遵循循序渐进原则,合理安排开课时间;合理安排课程内容,注意与其他课程的衔接;保证“模拟法律诊所”课程教学的师资力量.     

法理念的文化冲突与中国法律的多元属性

法律内部的文化冲突与变迁,特别是多元法律理念之间的差异性导致了法律制度的多重属性.中国法同时包含了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性质和西方现代法律精神的三重因素.中华法律传统是“有等差的社会和谐”,社会主义法律特点是“政治权力之下的社会秩序”,西方法律传统是“个人权利和经济的繁荣”.中国法的三重属性之间,既有相互统一的一面,又有相互冲突的一面.中华法系传统与社会主义法律都基于社群主义,不同于西方现代法律中的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法律与现代西方法律都体现了现代法律精神,不同于中华法系的古代性;从中华法系传统到现代西方法律代表了人类法律从古代到现代的一般发展模式,不同于法律史中特例的社会主义法律.虽然西方现代法律在20世纪初期和中期曾两度侵入,但是法律的社会主义和中华法系传统仍然是中国现行法中的主体因素.     

迈向立法者的法理学——法律移植背景下对当代法理学的反思

本文以法律移植与现代国家转型为背景,考察了最近20年来法理学思潮从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到法律文化论和法律现代化论的内在发展逻辑,提出这些主流思潮坚持一种“没有国家的法律观”,它不仅是法律移植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而且是法律共同体的职业意识形态的产物。这种思考与法学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密切相关,由此被称为“法律人的法理学”。基于反思这种法理学在处理国家与法律关系上的方法论误区,作者考察了当代法理学中的边缘学说,即实用主义法理学,对整个主流思潮的批判,以及由此形成本土主义方法论与本土主义政治立场之间的张力。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立法者的法理学”,试图在更广阔的理论背景上,重新把国家与政治作为法理学思考的中心,从而在技术意义上整合“法律人的法理学”,思考中国在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的转型中面临的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