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澳门人民的反帝反封斗争述略

澳门是西方殖民者从中国最早窃据的一个地区。几百年来,澳门人民始终坚强不屈地反抗着外来的侵略和压迫。在近代,他们则更是时刻关心着苦难祖国的命运,积极支持和参加内地的反帝反封斗争,为近代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作出了贡献。     

论中国近代诗歌的爱国主义思想

近代诗歌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生活的形象记录,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强烈的爱国它义思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揭露了帝国主义者野蛮的侵略行径;二、刻画了清统治者的腐败和媚外卖国嘴脸;三、歌颂了人民群众、爱国将士的英勇而悲壮的反侵略斗争;四、抒发了忧愤、救亡图存的急切心情,表达了中国人民对祖国独立富强的热烈向往。爱国主义是建设强大社会主义祖国的精神支柱。近代诗歌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在学习近代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学习近代诗歌的爱国主义思想,爱国主义教育一定会收到更大的效果。     

试论四川人民反“洋教”斗争的意义和作用

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教会侵略的斗争,其本质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在这场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尊严,捍卫祖国安全的殊死斗争中,四川人民不怕流血牺牲,英勇顽强,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爱国主义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不可侮的革命优良传统,为中国近代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武昌起义前十年间西北各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必然结果。武昌起义前十年间,中原、沿海地区的人民斗争如火如荼,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未间歇。西北各族人民的斗争是辛亥革命史和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摭拾史料,草成拙文,以此作为对辛亥革命80周年的纪念。     

张之洞与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期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坐镇武昌.虽未受到义和团反帝洪流的直接冲击,但他不甘寂寞,上串下联,积极替清廷出谋划策,提出了对内主剿、对外主和的主张,镇压了两湖人民的反帝斗争,策划了“东南互保”,参与了庚子议和.张之洞的活动,对义和团运动有相当的影响.本文兹就上述问题作些探索,并略陈管见.     

义和团运动时期中国社会的特殊矛盾

一、义和团运动时期中国社会阶级矛盾的特殊性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予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予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这些主要的基本矛盾贯穿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始终;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就是在这些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发展起来的,因此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     

摭谈辛亥革命和香港

自1841年起；香港就处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强占之下[1]．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广大港胞的心一直与祖国息息相通，在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各个历史时期，他们都积极参与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为祖国的独立和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同胞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支持和参与．一孙中山（1866－1925）领导的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一次伟大的民主革命．香港同胞一贯坚持的反侵略爱国斗争与这次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香港不仅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产生地，也是他及其战友建立革命组织、从事革命宣传、筹集革命经费、贮藏武…     

试论中国近代化与反帝反封建革命

针对近几年来在研究中国近代化的问题上涌现的几种观点--认为在西方殖民主义的推动下,清朝政府通过一系列改革完全能够引导中国走向近代化,从而否定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意义.作者试图从近代化与革命的含义,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特殊性,西方殖民主义侵略,晚清政府的改革和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实质和历史作用等方面来论证只有通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国才能真正走向近代化.     

关于义和团是否反封建的问题

义和团运动是一次反帝爱国运动。它反帝主要表现为“灭洋仇教”;爱国主要表现为“保大清国”。对于义和团的反帝,虽有反帝方法上的争论,但论者都承认义和团是反帝的,而在爱国上却有反封建和不反封建之分。近代中国人民革命的任务主要是反帝反封建。义和团“灭洋仇教”表现了它的反帝革命性;而“保大清国”却说明它是不反封建的。现就后者谈些粗浅的看法。     

关于“爱国主义”问题的再思考

该文主要讨论两个问题：１．怎样评估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推翻清王朝；还是寄希望于清廷自行改革宗法专制制度？这种称之为现代爱国主义，作者认为在晚清是实现不了的。２．怎样评估近代中国岭南文化的“定位”？作者不同意说鸦片战争后不准外国人入广州城，是体现了岭南当时主流文化的封闭性。这是广州人对不平等条约的抗拒，与反对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不能混为一谈。     

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两个版本《国朝诗别裁集》比较中的清代诗史案研究

沈德潜在遴选清代前期诗歌时,十分强调“诗中有人,诗外有事”。得到其特别重视的“贰臣”诗人的入选作品尤其体现了这一原则。通过这些诗人及其作品,也可见清代诗歌创作与时势人心的密切关系,而诗史互证、以诗见史、因史明诗,则为清诗研究中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     

张邦伸《全蜀诗汇》与清代地方诗歌总集编纂

张邦伸是乾嘉年间四川著名的乡贤代表,其晚年热衷于对乡邦文献的整理,他编纂的《全蜀诗汇》是清代四川全省第一部清诗总集,对清代四川后续诗歌总集如《蜀雅》《国朝全蜀诗钞》等的编纂有着重要的垂鉴价值与示范效应。虽然《全蜀诗汇》今天仅存残卷,但可以在张邦伸编纂的另外一部诗歌总集《汜南诗钞》的研究基础上,对《全蜀诗汇》的编撰体例、诗歌评点和文献价值等方面进行管窥,还原其本来面貌,以期推动清代四川诗歌总集的研究。     

论《四库全书总目》的"元祐"批评观

无论是评人论学,还是品诗论文,<四库全书总目>素有简明扼要、持论公允之称.但对于宋代诗歌批评,喜用"元祐"做褒义评价.这种积极评价与文学史上的宋诗批评无直接联系,而是四库馆臣从政治偏向上做出的正向判断.这是由于元祐党人在北宋末年遭到残酷打击后,南宋以来"最爱元祐"的政治倾向影响所至.这对晚清同光体诗人标榜"元祐"为诗歌鼎盛的"三元"之一,无疑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其实,"元祐"并不具备宋诗鼎盛的代表意义,今人沿袭这种说法,是值得重新思索的.     

殷璠选学观剖析

<河岳英灵集>为盛唐颇具特色的诗选集.殷璠对各诗家的评论常用"风骨"、"气骨"、"清","奇"等这一系列范畴,在诗体的选取上则倾向于五言古诗.这些体现了殷王璠"既闲新声,复晓古体"的选学观及特定时代的审美风尚.为唐诗的普及和唐代诗学理论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全清词·顺康卷补编》续补94首

《全清词》的编纂是一项长期、浩大的工程,因清代词人词作数量巨大,除去别集外,多有词作散布于各类文献,为编纂带来很大难度,难免有所遗漏。今从词选、词话、家乘、方志等各类文献中辑得词作94首,及残句5句,为《全清词·顺康卷》及《补编》和各类辑佚文章所未收。     

论曹操诗歌在五言诗形成中的地位

曹操诗歌是"魏响"的第一阶段。五言诗是在清商乐中成熟的,清商乐是由建安之后曹氏父子所开创的新兴音乐。曹操诗作显示了由四言、杂言诗向五言诗作转型的渐变轨迹。曹丕等人诗"便娟婉约,能移人情"的特质正是从曹操"悲壮"诗风的"悲"演化而来。五言诗成熟在曹操诗歌之后,《古诗十九首》是曹操之后的作品。     

"真诗"的探寻:清初明遗民诗论

针对墐钱木偶盛行的诗坛现状,清初遗民诗人接续前人的求索精神,重提"真诗".真诗的要义,从诗人主观方面来说,就是诗要有"真性情",要"有诸己而后出",在这方面,他们不仅继承明末公安、竞陵派的合理成分,也弥补二者的严重不足,不仅正确地找到真性情之源,也辨证地提出既发愤抒情又苦吟锤炼的性情表现观;从客观方面来说,就是诗要发挥和承担当代史的功能和责任,在传统的"以诗证史"之外,创造性地提出"以诗补史"、"以诗正史"、"以心为史"等新说.清初明遗民诗论多方面发展前人,扳正时弊,突破官方诗教的羁縻,既是解读曾经极盛的遗民诗的一个内在因素,自身也是一笔重要理论遗产.     

吴伟业《梅村词》以史为词与明清之际词学新变

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诗有“诗史”之称，《梅村词》也表现出时代风会与个人遭际的影响，以其《满江红》词表现最突出，可称词史。明清易代之际的大背景促成了吴伟业词风的变化，也促成了时代词风的变化，即由软媚柔婉到慷慨悲凉。由媚而雅是明清之际词学转变大势，直接影响到清词的品格，开启清词复兴之路。     

雅雨堂本《谈龙录》删节因园本条目补正——兼论袁枚误解《谈龙录》的因由

袁枚《随园诗话》刊布以来,流传极广,为治清代诗学者案头必备,然此书关于赵执信《谈龙录》的评述却令人费解。王士禛与赵执信的论诗之争是清初诗坛上的著名事件,赵执信的《谈龙录》对王士禛的人品、学问、诗歌、诗学极尽嘲讽。而袁枚却说读《谈龙录》后,觉得赵、王论诗"无甚9牾"。此种言论显系误解《谈龙录》,不符合事实。袁枚误解的原因,当是袁枚所读《谈龙录》为卢见曾雅雨堂删节本。乾隆间,两淮盐运使卢见曾以乡邦后学身份刊刻《谈龙录》,为调和王、赵分歧,尽删赵执信攻讦王士禛之言。此种删节本"于执信著书之意,全相乖忤,殊失其真"。雅雨堂本《谈龙录》使袁枚产生误解,流弊及于今人,故亟需探清辨明,以杜误说。     

乾隆帝关于布鲁特的诗篇

1755—1759年．清朝在平定准噶尔及大小和卓期间,乾隆帝在就东西布鲁特先后自愿归附,赋诗纪实。这些诗篇,既有对布鲁特归附清朝的喜悦,也有反映布鲁特使臣在木兰围场、避暑山庄和北京城受到乾隆帝隆重招待的史实。乾隆帝关于布鲁特的诗篇有着鲜明的时代感和深厚的历史感,是我国多民族国家统一和形成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