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猛的先驱者的启示——纪念吕振羽同志

我对有机会参加纪念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吕振羽同志的学术讨论会,感到由衷的高兴,同时这使我产生了对吕振羽同志的无限的思念和敬佩之情。吕振羽同志是我的老师,我在延安时就听过他的中国古代史的讲演;他的许多著作,如《简明中国通史》、《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等我都读过,得到了许多教     

三谈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答张少康同志

在去年《学术月刊》第四期上,发表了张少康同志写的《也谈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一文(以下简称《也谈》),就拙作《略谈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一文(以下简称《略谈》)中的某些论点提出商榷。我读了少康同志的文章,感到很受启发,他的有些意见我是同意的;但是,有一些意见,我认为他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甚至误解了我文章的原意。为了探讨问题,现在我把这些问题提出来,继续和少康同志商榷,并向广大读者请教。     

就《雷雨》访曹禺同志

《雷雨》,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部优秀剧作。四十多年来,对于《雷雨》的认识和评价,是有争论的。为了开展学术研究,求大同存小异,我准备写《试论〈雷雨〉戏剧冲突》,以作引玉之砖。在写作过程中,有一些问题,是需要请曹禺同志赐教的。来到北京以后,我才知道,曹禺同志很忙,正在创作《王昭君》。这是敬爱的周总理生前给他的任务。七月的北京,虽不是骄阳似火,但也是挥汗如雨。曹禺同志已是六十八岁的高龄,又患有心脏病,还有繁重的社会活动。我怎么好在这个时刻去打搅他呢?还是向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业务组的同志请教吧。当我向刘涛、李滨二位同志阐述我的观点并提出问题以     

正确评价王茂阴的货币理论——与叶世昌同志再商榷

我阅读了叶世昌同志的文章《王茂荫在货币理论史上的地位》(《人文杂志》1986年第1期),考虑了在文章中对我的《王茂荫货币理论述评》文章提出的意见。他批评我“在评述王茂荫的的货币理论时,没有联系中国古代货币理论的成就”。这个意见符合我那篇文章的实际,我向叶世昌同志表示感谢。但是对他的答辩,以及他关于王茂荫的货币理论在中国货币理论史上的地位的某些意见,我觉得缺乏说服力。因此我向叶世昌同志再提出几点商榷的意见。     

唯物论的命运

1981年1月,我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屠害忠良,终身阴贼》一文,揭露康生的反革命罪行。王若水同志在给《红旗》编辑部的一封信中提出了异议,同年五月我作了答复,其中写道: 红旗杂志社《内部文稿》今年第六期登有王若水同志写的《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一封信》,读后感到王若水同志对于学术问题采取商量态度,把他所怀疑的问题都摆出来,并认为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还可以继续讨论。我欢迎他的这种坦率态度,赞成他倡议把这个问题继续讨     

萧殷的文学评论

我的书橱放着萧殷同志四年前送给我的小说散文集《月夜》,而萧殷同志离开人间不觉已经一年了。萧殷是我国著名的当代文学评论家、作家。一九一五年生于广东龙川县,一九三八年到达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晋察冀日报》编委兼副刊主编、文学讲习所副所长。解放后,历任《文艺报》主编、《作品》月刊主编、广东省文联副主席、国际笔会广州中心理事、兼任中山大学和暨南大学教授等。他的主要著述有:评论集《论生活、艺术和真实》、《与习作者谈写作》(一、二集)、《给文学爱好者与习作者》、《习艺录》、《谈写作》,小说散文集《月夜》等。我曾一口气读完萧殷同志的《月夜》,但可能由于工作和兴趣的关系,我对他的评论文章印象更深。     

《殷墟文字通论》、《殷契存稿》序言

一九八六年冬,我曾读过刘桓同志所著《殷契新释》(以下简称《新释》)书稿,为作序言,这部书已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在一九八九年出版了。《新释》如刘桓同志自述,是他十年间研治殷墟甲骨文字的一个结集,收文五十五篇,可称用力既勤,收获亦富,当时他便告诉我,尚有不少文稿,计划继续辑集。今年初春,他又亲自把《殷墟文字通论》和《殷契存稿》两书送来。披读之下,见其成果较《新释》更多,使我欣喜过望。     

唯物论和辩证法理应共命运——《唯物论的命运》读后

杨献珍同志的《唯物论的命运》是答复我的《辩证法的命运》的;《辩证法的命运》又是我答复近年来杨献珍同志和其他几位同志对艾思奇同志和我的批评的。有一个读者看了这些文章以后,写信对我说,他现在担心起“哲学论争的命运”来了。他的意思是:杨献珍同志并没有针对我的问题作出答复。这使我想到,我也不应该回避杨献珍同志对我的批评。本来,“唯物论的命运”是应当和“辩证法的命运”一致的:辩证法的胜利只是意味着形而上学的失败而不会意味着唯物论的失败;唯物论只有和辩证法携手前进,才能真正战胜唯心论。这是哲学史证明了的真理。现在,为什么唯物论的命运和辩证法的命运冲突起来了呢?这里面总有值得探究之处。本文首先从学术角度同杨献珍同志讨论;至于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既然杨献珍同志坚持他的批评,我也准备在后面答复。不当之处,希望得到杨献珍同志的指正。     

关于两个文艺界联合宣言——学习周恩来同志《我要说的话》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在重庆,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为纪念郭沫若同志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并庆祝他五十生辰,特地为《新华日报》写了一篇《我要说的话》,精辟地论述了郭沫若同志的思想发展、走向革命的战斗历程,以及他在中国文化革命运动中的卓越贡献。同时,周恩来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对鲁迅的     

读冯契同志《<智慧说三篇>导论》

去年(1994年)冯契同志80岁生日时,我曾给他写过一封信。在信中除了祝贺他的生日外,我特别提到他早年的那篇论文《智慧》(刊于《哲学评论》第10卷第5期,1947年6月),因为我认为他的那篇文章是一篇重要的哲学论文,并且希望能读到他有关这一哲学论题的新作。后来收到他的新作《智慧的探索》,由于各种杂事,而没有能早日读这本书。今年3月9日突然接到华东师大哲学系的电报,告知冯契同志于3月1日病逝。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因为去年12月初,我到上海,还和冯契同志通了电话,但没有抽时间去看他。现在想来,非常后悔,当     

历史的脚印 时代的声音——写在《王琦版画集》的卷首

一当我打开王琦同志的版画集时,首先投进我的眼帘的,就是他的早期作品《在冰天雪地中的我游击队》。由于这张木刻画就勾引起了我不少的回忆,把我又重新带回到四十年以前的日子里去。记得那还是一九三九年初在重庆的事,我当时在敬爱的周总理领导下的《新华日报》编辑部工作。这时刚从延安回到重庆的王琦同志,到中山公园下面西三街的报馆来看望我,并带来了他的几张木刻作品。他当时不过才二十一岁,瘦长的个子,讲着一口四川话,我直到现在还能想起那一天见面时的情景。我们当即把他的《在冰天雪地中的我游击队》留下,制版刊登在二月二十八日《新华日报》副刊版上,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多年来的友谊。     

回忆杜老早年在潮汕的革命活动

杜国庠同志逝世已经将近二十年了。他早年在潮汕的革命活动给我走向革命道路的启蒙作用,至今不能忘怀。一九二六年,我在金山中学工作的时候,就是由于他对我的帮助,使我开始阅读一些新的革命书刊,如《幻洲》、《少年先锋》和《向导》等,从而懂得一点革命的道理。     

评张国光先生在《水浒》研究中的某些观点

近年来,张国光同志陆续就《水浒》及金圣叹的评价问题发表了好些篇文章,阐明自己多年来一直坚持的观点。对于他某些论点,例如纠正某些同志全盘否定金圣叹这一点,我是赞成的;别的一些的具体论点例如“保护色”说,则未敢苟同。但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还未有来得及读完他的全部文章,只能是一些零碎的感想。蒙张国光同志惠赠他的《〈水浒〉与金圣叹研究》,得以比较全面地了解他的观点。张国光曾来信要求我对他这本书中的观点谈谈自己的看法。于是,为了深入讨论,我不顾浅陋,把读后感写了出来。供张国光以及其他同志批评。     

《古文字与殷周文明》序

陕西教育出版社将印行王慎行同志的论文集《古文字与般周文明》,使我感到十分高兴。我认识慎行同志已多年了,他的学术论作,凡在刊物上发表的,我大多读过,对其功力造诣有深刻印象。出版社的同志决定出这本论文集,可谓识人慧眼,是值得感谢的。 慎行同志是自学成才的典型。《河北学刊》1985年第6期所载《用勤奋和毅力叩开古文字奥秘的大门》一文,反映了他努力奋斗以至有成的经过,以我所知,确系文实相副,并无夸大溢美之处。自学的人,古今常有,不同的是慎行同志学的是一门非常枯燥艰难的学科——中国古     

关于民族形成的上限问题的两封来信

一、给本刊编辑部的信《云南社会科学》编辑部: 云南历史研究所的杜玉亭同志给我寄来了贵刊1981年的第二期,上面刊登有他的一篇大作,提出了要和我商榷的一个问题——即民族形成的上限问题。我给杜玉亭同志回了信,并建议把我的信在《云南社会科学》杂志上公开发表,不知他把我的信转给你们没有?现将我复杜玉亭同志的信的抄件,寄给你们一份,你们审阅后有何意见?盼示。     

希望的火花——读再耕的咏物诗

再耕同志是重庆青年诗人中比较勤奋的一个。他在教书和编辑工作之余,写了很多的诗:有歌唱党的生日的,有赞颂新的生活的,有托物言志的,也有儿童诗篇。我格外欣赏他借山、海等自然景物来抒情的咏物诗。记得是在1980年,我最先在《羊城晚报》上读到他的组诗《山海吟》、以后又在《花溪》、《朔方》、《贵阳?报》、《成都晚报》、《山花》、《沱江文艺》、《??》、《清明》等报刊上,陆续读到他的咏物诗近30首。我衷心为他在诗歌创作上的丰收     

我所知道的冯雪峰同志

我很希望多听听前辈们讲一些雪峰同志生平事迹,许多事情我都想进一步了解,以增进对雪峰同志的认识。上午,汪静之同志提到魏金枝同志,使我回想起1953年前,我和魏金枝同志在上海一起筹备《文艺月报》,巴金同志任主编,我们协助他。工作之余,我和魏金校同志聊天,常常谈到雪峰同志。金校同志是雪峰同志一师的同学。他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参加商务印书馆的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入党很早,知道的事情不少。我生平不大记日记,只是有的时候写一点简单笔记,总共有37本,魏金枝     

王越与《满江红》词无关

<正> 邓广铭同志《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在《文史哲》发表后,博得海内外的好评,对《满江红》词是否为岳飞所作的怀疑,基本上可打消了。但文中对王越是什么人?为什么他跟《满江红》词无关?论证还不够充分,我想作些补充。六十年代初,夏承焘同志写了篇《岳飞满江红词考辨》,我曾提出不同意见。夏承焘同志又写了《再谈岳飞满江红词》(见1962年10月21日《浙江日报》),作了答辨。他说:“我写《岳飞满江红词考辨》那篇小文,最初是受余嘉锡教授《四库提要辨正》的启发;后来捡得《明史》弘治十一年王越在贺兰山大破鞑靼族的记载,和岳飞《满江红》出现的年代只相差四年,触悟这两者可能会有关系。”那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夏承焘同志说:“这是明代汉族在贺兰山抵抗鞑靼族的第一回胜仗,其时间就在赵宽写这首《满江红》     

哲学要把握时代脉搏

我做学生的时候就读了《大众哲学》,尽管年龄相仿,艾思奇是我的老师,我到延安后也曾听了他的课。全国解放后我到北京讨论教材时又同艾思奇同志一起工作了几个月。艾思奇同志为人诚恳,特别对青年关心和爱护。他对一些理论问题钻研得很深、很透彻。我受他的教育很大。     

《学灯》编发郭老诗稿的是谁?

郭沫若的第一首新诗,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一日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从此郭老诗兴勃发,成为一代诗人。郭老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中说:“那时的《学灯》编辑是郭绍虞,我本不认识,但我的诗寄去不久便发表了出来。”郭绍虞同志在《关于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一文中说;“但我不敢掠人家之美,因为我没有在上海《时事新报》当过《学灯》编辑”。这是郭绍虞第四次表示否认自己是《学灯》编辑了。茅盾同志一九一九年也在《时事新报》做过编辑,据他回答笔者说,当时郭绍虞不在《学灯》编辑部,而是在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