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红楼戏”在戏曲体制上的因循与新变

清代中叶,根据《红楼梦》小说进行戏曲改编是当时剧坛上的热潮之一,其成品有雅、俗两类,其中分属雅部的昆曲类则更具代表性,包括传奇和杂剧,然又以传奇居多。而明清传奇在其发展过程中,已形成了一些相对固定的格局,单就体制而言,仅在出数和出目、用曲和曲牌、脚色、开场和下场及生旦冲场等方面就有不少具体细致的规范。对于这些规范,《红楼梦》戏曲有遵守也有破之不守的,可谓因循与新变并存。     

清代昆曲工尺谱中的《牡丹亭》

汤显祖的《牡丹亭》传奇是昆曲舞台上久演不衰的经典之作.《牡丹亭》在清代昆曲工尺谱中的收录折数与具体出目,动态地反映了该剧在不同时期的演出频度、热度与戏曲史地位.各曲谱对《牡丹亭》原作的文字删减与改动,既折射出昆曲的场上特点,又体现了大众的审美需求.工尺谱中板眼与口法标记的不断密集,则是昆曲唱腔在传承过程中逐渐细化、规范化的具体表现.清代昆曲工尺谱中《牡丹亭》的文字删改与符号发展,均以文人传奇的世俗化为方向,最终服务于舞台,适应于普通观众.     

试论《红楼梦》创作思路问题

《红楼梦》的创作,经历了《风月宝鉴》→《石头记》→《红楼梦传奇》→《红楼梦》→《金陵十二钗》复杂的演变过程。《红楼梦》是今本《红楼梦》的第四稿。“吴玉峰则题曰《红楼梦》”。①《省亲》回是《红楼梦》创作灵感创作的开端故事,随后,它速成一块十七回《红楼梦》。它原来在“贾探春理家”之前《情切切良宵花解语》位置上,而后被作者向前移至“葫芦案”和薛宝钗“正值他才过第一个生辰”②故事之间位置上。然后,曹雪芹沿着这里往下创作,直到“末回《警幻情榜》”③为止,从而创作出“百回”④《红楼梦》。而后,曹雪芹将《上三十回》⑤压缩成三回《红楼梦》,放在第四回之前,作为小说的开端,之后,他又从开端修改下去,成为“百十回”⑥《红楼梦》,但始终未改变《红楼梦》创作思路。《红楼梦》创作思路既不同于《风月宝鉴》创作思路,也不同于《石头记》创作思路。这为统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红楼梦》结构、主题提供了科学的基础。     

《〈红楼梦〉中的悬案》析疑──兼与胡邦炜先生商榷

本文针对《红楼梦》几个有争论的问题,提出了作者自己的看法：《红楼梦》是隐射清朝统治腐朽不堪的政治讽刺小说,《红楼梦》创造了现实、神话、理想三个世界,《红楼梦》的作者可能是脂砚斋。     

欲的发现——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再解读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里把“欲”作为《红楼梦》故事的发源和根本,人物、生活都从“欲”而起。《红楼梦》是一个悲剧,王国维找到了自己悲剧的解脱方式。     

《红楼梦》中的成语英译与民族文化传播

《红楼梦》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本质,寄托了中华文化精魂,解读《红楼梦》实际上就是在解读中华文化。在推动中华文明面向世界、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之丰富内涵的大背景下,《红楼梦》杨宪益、戴乃迭译本越来越表现出其顺应时势的文化优势来。本文将从杨译本《红楼梦》中的成语翻译的五个方面来阐述其对民族文化的传播。     

聆听遥远的回声——试论《红楼梦》对《秦腔》的影响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对当代小说《秦腔》有着极大的影响。它们的精神意蕴是相通的：以家庭的兴衰变迁折射时代变化。在叙事手法上是相似的：运用了灵活多样的叙事手法。《红楼梦》文备众体的特点在《秦腔》中也有体现。从《红楼梦》对《秦腔》直接深远的影响中可以看出,《红楼梦》与当代小说之间并没有古今时代的隔阂,同时当代作家应将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古代文学遗产转化为文学创作的能量,在吸收和借鉴《红楼梦》的基础上超越红楼艺术高峰。     

一部《红楼梦》始于谈新闻

一部《红楼梦》始于谈新闻庞维远我国古典文学巨著《红楼梦》以卓越的艺术技巧在中国文学史上发出了灿烂的光彩。《红楼梦》在艺术上的高度成就，表现是多方面的。在下经多年对这部巨著的反复阅读发现：一部《红楼梦》，始于谈新闻。曹雪芹在《红楼梦》开卷第一回《甄士隐...     

西方文艺思想和《红楼梦》研究——评介《红楼梦》研究史上的“新谈”“新评”“新叙”

晚清时期,《红楼梦》研究中已经出现了用西方学术文艺思想来解释《红楼梦》的文章,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到了五四时期,随着西方学术文艺思想更多地传到中国,《红楼梦》研究受到的这种影响也就更大,出现了一批直接用西方文艺观点、文艺批评标准来评析《红楼梦》的文章。现略评介如下。     

“多元一体”视野下的《红楼梦》诠释——从弗朗茨·库恩对《红楼梦》的认知谈起

德国著名汉学家弗朗茨·库恩的《红楼梦》翻译在西方世界具有极大的影响,库恩秉持着"中国文化价值观",一方面力图在中国古典文本和西方读者之间建构起一道理解与沟通的桥梁;另一方面则采取多元的视角审视来自异域的经典文本。具体到《红楼梦》的解读:库恩用西方戏剧经典——莎士比亚戏剧来比照《红楼梦》,无论是情节结构还是人物塑造,甚至是主题的布局,东西方文学经典都有着"心有灵犀"般的相通之处;库恩以高于一般西方人的视点,发掘《红楼梦》的社会和文化价值,揭示《红楼梦》道教倾向的本质,为中国伦理道德的普世价值正名,并以此否定欧洲中心论,展示了东西文化在《红楼梦》认知上的平等对话。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库恩通过"改写"《红楼梦》,使之"通俗化",既打破了语言的隔阂,同时也凸显了《红楼梦》的文化精髓,赢得了西方无论是普通受众还是精英受众的心。正是透过库恩的《红楼梦》翻译,《红楼梦》得以成为世界文学殿堂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     

诗言志歌抒情诗词情意浓塑形象创意境尽从诗词出——《红楼梦》创作美学系列论文“红楼艺鉴”之二十八

《红楼梦》有一个突出特点是诗言志歌抒情诗词情意浓,塑形象创意境尽从诗词出.《水浒传》、《西游记》等诗词歌赋非小说化行为非常严重,而《红楼梦》诗词歌赋创作则几乎没有这样的问题,它自然天成,而成为《红楼梦》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为《红楼梦》诗意美意境、诗化小说的创设、哲理的表达、艺术形象的塑造和构成故事情节、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以及渲染环境和制造气氛等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而形成了《红楼梦》的经典和优秀,进而成为小说的摹本.     

《红楼梦》悲剧性精神新探析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悲剧作品的典范之作,其悲剧性精神在本质上是人的悲剧,具有普遍的价值与意义,深入传达出曹雪芹悲天悯人的现实情怀。因此《红楼梦》中的悲剧性精神还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性与探索性。《红楼梦》文本全面而客观地展示出在以伦理道德统治为主导的封建社会里,个人或群体都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导致了社会悲剧、爱情悲剧、家庭悲剧和人生悲剧的产生、交织与纠缠。《红楼梦》悲剧性精神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曹雪芹的悲剧性人生经历与小说中主要人物及次要人物悲剧命运的异质同构,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隐性影响,还有时代、社会、历史、民族审美心理等重要元素的建构,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生发共同建构起《红楼梦》文本悲剧精神的高楼大厦。《红楼梦》的悲剧性精神形成了《红楼梦》崇高的美学风格。     

明清江南女性文化与《红楼梦》女性观解读

《红楼梦》的创作与明清江南女性文化密不可分。明清江南女性文化"才德美"新型的品评模式、女性社会文化空间的扩大构建了《红楼梦》创作的社会环境、时代特征,这些对《红楼梦》的女性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红楼梦》在肯定女性对自我本质、自我价值的追求的同时,也对女性自身的弱点、生存环境、生存困境等给予了深刻的揭示与反思。     

评《红楼梦》研究史上的随笔类论著——略谈清代《阅红楼梦随笔》《红楼梦偶说》《梦痴说梦》及其它

清代关于《红楼梦》的随笔类论著,种类很多,这类论著对于了解《红楼梦》研究历史情况颇有用处,这里仅举三种,略予评介。一、“黍谷居士”《阅红楼梦随笔》乾隆年间,除抄本《石头记》上“脂砚斋”、“畸笏叟”等人的评注以外,把对《红楼梦》的评论写成专册流传下来的,据今所知,《阅红楼梦随笔》恐怕要算是最早的一种了。书中《红楼梦记》文末署“甲寅”,应是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此书原系抄本,一九五八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已据拜经楼抄本影印。《阅红楼梦随笔》是总题,署“海昌黍谷居士周春著”。全书计有《红楼梦记》(有似全书的序)、《红楼梦评例》、《红楼梦约评》等。此书主体是《红楼梦约评》,分条评述,各条内容,先后互不连属,文字也多寡参差,短则三言两语,长或二三百字。     

《红楼梦》的研究方法

《红楼梦》的研究方法王蒙中国化的一门学问自上一次在哈尔滨召开《红楼梦》研讨会以来的十年中，中国大陆拍摄了《红楼梦》的电视剧和电影，出现了许多新版本，以及《红楼梦》的续作，《红楼梦学刊》出版发行了十七年，一直维持着相当的订数，这是一个奇迹，是中华文化的...     

关于一九八二年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

1982年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从9月22日到29日在上海师范学院举行。上海市委夏征农、陈沂、陈其五同志参加了开幕式。来自祖国五湖四海的代表,互相切磋,尽情畅谈。红楼梦学会副会长张毕来代表与会的《红楼梦》研究者,再次向台湾省的《红楼梦》研究者发出呼吁,迫切希望海     

《红楼梦》的赋化特征及其审美意蕴

《红楼梦》是一个既封闭,又开放的文本。它充分借鉴、汲取赋文学的外在形式与内在实质,使赋与小说两种文体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红楼梦》的赋化特征表现在:汉赋、骈赋、文赋等铺采扌离文的写作方式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红楼梦》中的环境描写;红楼梦》赋化特征对于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形象的塑造起着重要作用,使得性格各异的人物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红楼梦》赋化特征最重要的是对于悲剧精神的补充作用,使得《红楼梦》中的社会悲剧、家庭悲剧、生活悲剧与人生悲剧叠加在一起,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意义,赋化特征亦是《红楼梦》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红楼梦》的赋化特征的审美意蕴主要表现在:功利性、审美性、功利性与审美性的有机融合三个方面。     

伊藤漱平《红楼梦》译介的红学启示——兼论《红楼梦》成功译介的前提与意义

日本学者伊藤漱平为《红楼梦》的译介与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对《红楼梦》的考证研究、对中国红学新成果的关注,以及对日本红学动态的把握,都为译介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运用归化法,在译文中体现出易于日本读者接受的亲切风貌,大力推动了《红楼梦》在日本的传播。伊藤漱平的译介经历与成果对于《红楼梦》的译介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红楼梦》主题的现象学解读

在现象学视野中,《红楼梦》主题的探讨方式来自于读者的建构,中国读者生活在强调血缘关系的文化中,这一文化使得中国读者在现实中经常获得一种宿命性体验。《红楼梦》通过故事和作者对故事的叙述过程也强化了这一宿命性体验。《红楼梦》对宿命意识的强调构成了中国读者强烈的共鸣,这是《红楼梦》成为中国文化经典的本质原因。宿命感的本质是人对自身有限性的理解,《红楼梦》的审美价值就来自于这一理解。     

论“上海弹词”本《牡丹亭》的美学价值

1941年6月同益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弹词大观》中,收录六本有关《牡丹亭》说唱的弹词,题名为"牡丹亭(上、下)"、"牡丹亭梦会"、"杜丽娘寻梦"、"何日君再来"、"柳梦梅拾画"等。初步考证弹词来源于昆曲《牡丹亭》折子戏"游园"、"惊梦"、"拾画"、"叫画"等。"孤岛时期"上海各大剧院的昆曲演出衰微,而电台和茶楼书场的弹词艺术方兴未艾,为了迎合在抗战最为艰苦时期避难于租界的市民和江浙士绅的艺术审美需求,就把昆曲《牡丹亭》折子戏改编为弹词演出。"上海弹词"本《牡丹亭》展示了特殊历史时期《牡丹亭》演变的艺术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