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士同年、党争与士人关系——立足于苏轼与章惇关系考述

作为北宋后期两大对立阵营的领袖人物,苏轼与章?的关系比较复杂,二人同年考中进士,早年交往密切,一度结为至交,后来随着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苏轼与章惇也由交善走向交恶,昔日的同年挚友变为政坛仇雠。导致苏轼、章惇关系恶化的原因不在于个人品德操行的好坏,而主要在于他们政治立场的异同及"党同伐异"政治环境。     

王安石晚年与变法

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退居金陵,表面上远离了朝廷的变法活动,实际上,他著书立说,为变法制造舆论、寻找理论根据;他致书吕惠卿,维护变法派内部的团结;他接待苏轼,希望以自己的高尚人格改变苏轼对变法派人物的看法。他时时关心变法,处处维护变法,为变法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论章悖及其对荆湖的经略——宋代文官集团研究系列之一

章惇的经略荆湖,对宋室中央集权具有特殊的战略价值.综观章惇一生的为人为事,其德量、操行、能力均有过人之处,可算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之一.正是由于章惇等人的努力,内外交困的宋室才得以"帑庾盈溢".而修史者将其列入奸臣传,既有失公允,也有失史家的操行.     

曾公亮与王安石变法

曾公亮作为北宋政坛上的三朝元老,影响力极大。早年即有变革之心的他,在王安石变法中不但大力举荐王安石主持变法大局,而且在变法过程中还给予王安石相当程度地支持,这对变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变法的深入,他与王安石在变法认识上的分歧日渐严重,加之其它方面的原因,最终他不得不从正面退出变法舞台,没能成为所谓坚定的变法派。     

坚守与宽容——苏轼与章惇的交往及身后两极化评价探析

苏轼与章惇曾经是情投意合的朋友,章惇后来却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他们之间从朋友到敌人的交往史,既有政治取向因素、政治权力考量因素的影响,也有私人情感因素、性格同质因素的影响。苏轼成为历代中国人心仪的楷模,章惇是备受人诟病的小人和奸臣,两人身后出现的这种两极化评价,主要与行为主体本身的人格魅力、人格特质有关,也与政治话语权的导向及后人的感情倾向有关。     

涪翁山谷在川遗迹考

绍圣初年(1094)宋哲宗亲政,新法派掌权,旧派人物遭到打击,黄庭坚受排斥外调到鄂州(武汉)当小官。由于章惇、蔡卞对他进行陷害,控告他在《神宗实录》里有诋毁新法的话,因此将他贬为涪州(涪陵)别驾,黔州(彭水)安置。他就是这样被迫入川的,并别号涪翁。绍圣二年(1095)正月,黄庭坚忍屈遭冤,离乡背井,在亲兄黄大临护送下,从河南陈留出发,经尉氏、许昌、渡汉沔、过沙市,三月到宜昌。溯江上夔峡,游白帝城。     

从苏轼的散文和诗看他的政治态度

苏轼的一生(1036—1101)是曲折和复杂的。从王安石变法开始(1069年)到晚年被赦北归(1101年)为止,三十多年来他一直被卷在新旧党争的漩涡中。有时遭受新党的打击,有时受到旧党的排挤;早年被贬黄州,晚年又再贬岭南。在政治上,他总少有适意的时候,以“一肚皮不合时宜”渡过了漫长的一生。要了解苏轼迁徙流离的一生,首先就必须了解他对变法的态度,因为这一政治事件的开端关系到他以后一生的政治生涯,导致了他不幸的结局。因此,我们首先就必须谈谈变法的问题。     

试谈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

苏轼一生40余年的仕宦生涯基本上是在北宋中晚期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复杂而又激烈的党派斗争中度过的。由于他在熙宁变法和元祐更化时期所持的政治态度,使他既无法见容于变法派,也未能见容于反变法派,并以此被谗罹祸,两遭贬黜。苏轼之所以走上一条悲剧性的政治道路,同他与王安石之间的个人关系以及由此导致的熙宁初年对王安石变法所采取的激烈反对态度都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王安石“礼义治国”的思想与实践

王安石的变法思想主要渊源于儒家，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特别是变法实践中，他主张泽民、宽刑、爱士、养兵，提倡德教为本、礼义治国。     

梁启超维新思想——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出生于广东新会,十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曾担任过上海《时务报》的主笔。梁启超以他犀利的笔锋直刺清朝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先后在《时务报》发表了多部宣传维新思想的文章,从而成为当时全国闻名的维新思想宣传家。 梁启超主张变法图强。他在《变法通论》一文里写道:“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上下千岁,无时不变。”他说从税制到军制,各种制度都在不断变化,既使清朝入关后的历法、文字、刑法等都有所变化,尤其到了今天“大地既道,万国蒸蒸”的情况下,要争取变法的主动权,只有积极变法图强,才能保国保种,否则就会亡国灭种。他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他反对洋务派只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的荒谬做法。     

熙宁官制改革论

熙宁官制改革是熙丰变法(王安石变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关系到变法的成败，同时又开启了元丰官制改革的前奏，地位之重要可见一斑。而王安石则倡导和主持了这次改革，但他改革的不彻底性及其设想与实践的偏差导致了这次官制改革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曾巩与王安石变法

在王安石变法中,曾巩较任何人都更处于一种微妙的境地。一方面,他和王安石既是同乡,又是挚友,曾、王二府又是姻亲;另一方面,作为门生后学,曾、王,二苏都为欧阳修、杜衍、韩琦等一辈老臣所赏识与器重,再则,其弟曾布又是王安石变法的左膀右臂。从某种意义上说,曾巩是熙宁前后复杂政局的一位重要的知情者,他对变法的态度,他和王安石的关系,在当时的士人中就显得更有代表性。考察这些关系,有助于全面认识熙宁变法的意义与得失。     

谈王安石的人才思想

王安石的人才思想,在我国古代人才学上是一个高峰。他既继承前人人才观的精华,形成了完整的人才思想体系,而且在观点上有他独到的见解。他把政治上的变法,教育改革和人才思想熔于一炉,这就使他的人才思想高出一着,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以及那一时代所赋于的实践意义。从王宰石的人才思想中,不仅可以更深地领会他的整个教育思想,而且由于它渗透在他的变法之中,也就构成了研究王安石变法的有机组成部分。     

王安石的德育思想

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北宋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他出身于中下级官吏家庭,少年时曾度过一段“贫苦患难”的生活,这使他比较接近下层人民。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提点江东刑狱等职。长期的地方官吏生活,使他了解了宋王朝当时吏治的腐败,大官僚、大地主兼并土地以及中小地主破产和农民生活痛苦的种种情况,因而产生了变法主张并逐渐形成了他的变法思想。嘉佑五年(1060)他写了洋洋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王韶经营熙河管窥

11世纪中叶王安石的变法为宋王朝打了一针强心剂。王韶作为王安石变法的具体实施骨干之一,以他卓越的军事才干开疆辟土、安抚蕃众;以他敏锐的政治见地和军事眼光,兴马政、扩蕃兵、通蕃汉贸易,治理熙河地区,他的经营成效对边疆的稳定和开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张元济创办的通艺学堂及其教育救国思想

张元济(1866——1959年),字筱斋,号菊生,浙江省海盐县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壬辰科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刑部主事,1896年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戊戍变法期间,张元济拥护变法主张,积极参加变法运动.张元济从事教育改革的主要实践活动,是创办并主持通艺学堂.他在教育改革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他的教育救国思想.     

杨万里对王安石变法的批评

杨万里批评了王安石变法理论上的偏颇与实践中的失误．他反对尽复古法，主张变法不可过急过刚，认为进君子退小人和兴天下之大利是变法中尤应注意的问题.     

王安石的法治思想探略

王安石变法是以“大明法度”,变法图强为指导思想的崇尚法治,以法治国的改革运动。在变法实践中,王安石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法治理论。文章分别从其关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阐述他的法治理论与法治思想。以为学习和研究王安石的法治思想对于促进当今的法治建设仍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文廷式的人才思想

文廷式,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变法求才、兴学育才、破格用才的人才思想是其维新变法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特别是他的人才立国思想,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产生重要的影响.     

商鞅变法

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功绩如丘山,声名传后世。这是法家人物王充、桑弘羊对商鞅变法为秦朝统一中国奠定基础的功绩的赞美。商鞅(又叫公孙鞅、卫鞅)是战国时期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他坚持革新,反对复辟,为开创新兴地主阶级的事业,与奴隶主贵族反动势力和孔孟之道拼斗了一生。下面讲的是商鞅变法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