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的双向阐释——试论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文化诗学作为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一种文学批评思潮和流派,已然成为当今西方批评界的显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作为正宗的当代美国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模式,文化诗学以其新历史主义的学术旨趣,以其对"文学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的双向阐释,实现了对形式主义批评和旧历史主义批评的双重超越,表现出一定的学术原创性.自上世纪末被引入中国以来,也越来越受到我国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本文对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作一简要论述.     

《畴人传》及其续编学术思想考析

天文数学是清代显学之一,《畴人传》及其续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较为系统的天文数学史著作系列,书中评价天文数学家的传论体现了不同时代编者的学术思想,大致包括:主张实事求是、重视仪器实测,重视学术进步、肯定今胜于古,尊崇中国古代天算成就,重视西方天算知识和主张"西学中源"、提倡融汇中西,揭示了清代中期至晚期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嬗变过程中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     

论休谟多元融合的历史观

在英国历史上,有许多充满矛盾的思想者和史学家.休谟正是以伟大传统的历史意识、多元融合的政治思想和温和渐进的发展方式中蕴涵着许多现代的、主流的和暴力的思想因素而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如何看待休谟的历史观直接影响人们对英国文明历史进程的理解方式,同时也为我们吸收西方历史思想中的有效因子,建设中国和谐社会提供重要的参照系.     

古今之争中的史学家自我救赎——从黄仁宇命运谈起

作为史学家,黄仁宇身份复杂、经历坎坷、思想富有原创性.他的历史著述中充满“申辩”意识,这不仅可以视为是为其本人的生存与荣耀,而且可以看做是为古老中华文明的生存与荣誉申辩.然而他的思与行又充满悖论:一方面深切感受到欧美的强大,大声疾呼中国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却经常与“现代理性文化”格格不入.从黄仁宇这样的典例出发,有助于探讨现代华人史学家在“古与今”和“中与西”的张力之间的紧张思考与探索.     

论英国普通法的传统主义法律历史观

英国普通法的独特性来源于它的传统主义法律历史观,这种法律历史观与发源于欧洲大陆的历史主义法律历史观形成鲜明的对比,进而影响到西方世界对于法治概念的整体理解.本文从普通法的思想渊源着手,对传统主义法律历史观的形成进行分析,旨在厘清两大法系的历史哲学基础的区别,并试图发掘这种法律历史观对于中国现阶段法律变革的意义.     

王船山的历史理性

中国古代文化向来就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反省历史也是宋明儒学的学术追求.但是,宋明儒学在反省历史时总表现出这样的趋向:或者是坚持道德理性的伦理主义立场,以"道统"为标识任意裁剪历史,以"心术"为准绳去裁量历史人物:或者是实用理性,从而将史学视为"资治"的手段,历史学只是为了给当代的统治者们提供经世治国的实用经验与技术.这种历史观往往不尊重历史的实际发生过程,不探索历史的客观规律,故而也就不能真正的总结历史的经验和评判历史的功过.王夫之试图扭转这种历史观.他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和对历史进程的探索,使得他能够为建构历史理性做出重大贡献,从而在历史领域中确立了历史学的独立学术价值.     

新中国成立初期嵇文甫史学教育思想述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史学研究开始从多流派共存向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学术争鸣转变。为构建和完善新史学理论体系并运用新范式研究中国历史,嵇文甫等老一辈史学家围绕传统文化及历史观的批判和继承、新史学教育理念的运用和普及、历史事件和人物评价以及历史和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教育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命题进行了积极探索,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宣传、教育和普及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学”的本土化

"中国学"本土化需要特别重视四个问题:第一,要破除"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欧洲中心论"或称"西方中心主义"曾经在西方学术界相当流行,把欧洲(主要是西欧)的历史看作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轴和主要动力,"欧洲的一切都是普遍的";"把自己看成是若干文明之中最卓越的文明,认为自己是文明世界,并把这种长期积淀的文明优越论、价值观和偏见"强加于人",形成"话语霸权"."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就是把西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和发展道路普遍化的思维模式.中国学术界在上个世纪相当长的时段内,对西方理论就是盲目信从和生搬硬套,从而产生一味模仿的"汉学心态"和唯汉学是尊的"汉学主义"风气."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就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它将近代英国走过的经济变迁道路视为普适性的经验,因此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定位在寻找这种"普遍道路"发生发展的蛛丝马迹,或者拷问它为什么没能在中国发生的原因上.即便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我们仍大量使用来自西方的知识体系,用西方的逻辑、观点解释中国与世界.学术主体性的严重丧失,导致我们在观察中国和世界的理论中处于"双重失语危机".     

新旧之争:晚清中国历史教科书

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正值中国社会新旧更替的年代,中国历史教科书作为特定时期的产物,烙上了深刻的时代印痕.历史教科书不仅成为晚清各派势力表述政治信念的特殊场域,而且也是新旧史学派系阐述史学观念的媒介,尤其西方政治概念如"国家"、"国民"、"社会"引入到历史领域,对推动旧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历史观,而且促进了历史叙事方式的更新,章节体或课本体逐渐取代传统编年体或纪传体,成为历史书写的主要体裁.     

批评基点的百年困惑：“背景”和“历史”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潮从社会政治经济的角度开阔了人们对"背景"和"历史"的眼界,为文学批评实践提供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即便是纯艺术的西方现代批评也无法回避对"背景"和"历史"的考察,这表明它们是一切批评学的学术基点.但是,20世纪文艺理论的建设和批评实践的历史发展表明,各种学术流派在此问题上的理解不尽相同,分歧甚大,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历史观对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有消解的趋向,并对中国新时期文论和批评影响很大.对传统社会历史批评的超越和对西方现代文论的借鉴,"背景"和"历史"的考察现在应当上升到"个人"的特殊存在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