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的胡姬与西域酒文化在中原地区的传播探析

胡姬本身指的是从西域来到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女性,而所谓的胡姬一般指的是在唐诗中以卖酒身份出现的女性,也因此一直被称为"酒家胡"。应该说,胡姬和饮酒有着非常大的关系,也因此当时胡姬和酒文化在中原地区非常盛行。胡姬对当时的酒文化传播有着很大的作用。     

汉武帝在西域的民族政策研究

西汉作为中原王朝对西域管辖经营的开端,对于西域的经营和政策得失一向受后人关注。尤其是汉武帝对民族问题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民族治理的政策思想,制定并实行了许多切合实际、收效较好的民族治理政策。本文就汉武帝时期与乌孙的和亲为出发点,探讨汉武帝在西域所施行的民族政策。例如对西域实行和亲友好、从其国俗、屯垦戍边、宽抚厚禄、自治等民族政策,设立西域都护府。这些政策的实施使西域各国归附中原西汉王朝,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发展,有一些经验即便是今天仍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蒙古人饮酒习气与民族身心危害关系探源

以过度饮酒来判断当今蒙古族聚居区滞后的各种原因,这是对蒙古族滞后进行探讨的新视点.酒不仅对蒙古人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伤害,而且由此衍生出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并对蒙古族的未来也造成令人担忧的影响.以多种饮酒方式为鲜活例子,公示蒙古人中间饮酒风气的盛行状况,试图从遗传学、医学和社会伦理学等各种学科以及国内外禁酒、戒酒的诸多事例来解析因酒所造成的种种危害;从纵向视角对蒙古人饮酒历史脉络简单回顾的同时,将它同分裂、喇嘛教一起列为致使蒙古族衰落和滞后的三大原因之中.     

唐代边塞诗中的南疆形象和西域文化书写——以岑参诗歌为例

岑参作为清代以前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深入西域地区并创作大量西域诗歌的诗人,其西域诗中记录了南疆地区的形象和他眼中的西域文化,这些诗歌对南疆地区的战略要地情形、自然景观和西域文化景观进行了书写,丰富了自汉代以来人们对西域、南疆形象的认知和想象,书写了唐代西域地区的文化形态。本文梳理了岑参两次出塞的时间与路线,认为岑参边塞诗中的地名书写传达了唐朝西域在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要性,通过对沙漠、戈壁、天山、风、雪及其他“奇异”之物的书写,使西域文化以诗歌的形式流布。岑参边塞诗中对西域地区马、乐舞、语言及其他意象的书写,彰显了西域文化的精神特质,再现了西域地区社会文化生活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状况,将西域文化以边塞诗的形式保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以岑参为代表的唐代边塞诗人们开拓出来的边塞诗是我们理解西域文化的重要途径,也成为之后历代西域诗人想象西域的文化记忆宝库。     

酒与养生

人类最 初的饮酒行 为虽然还不 能够称之为 饮酒养生， 但却与养生 保健、防病治病有着密切的联系。学者一般认为，最初的酒是人类采集的野主水果在剩余的时候，得到适宜条件，自然发酵而成。由于许多野生水果是具有药用价值的，所以最初的酒可以称得上是天然的“药酒”，它自然对人体健康有一定的保护和促进作用。当然，这时人类虽然从饮酒得到了养生的好处，但他们可能并没有明确的养生目的。 酒之性能 酒有多种，其性味功效大同小异。一般而论，酒性温而味辛，温者能祛寒．疏导，辛者能发散、疏导，所以酒能疏通经脉．行气和血、　痹散结…     

吴伟业与清初唐宋诗之争

吴伟业诗学主张推尊唐诗,不废宋诗.其诗歌创作主要取法唐诗,但艺术上又与宋诗有相似处.清初在吴伟业的直接影响下出现太仓十子,形成娄东诗派.其叙事诗的成就,影响了有清一代的诗歌创作.吴伟业不仅以其诗论,而且以其诗歌创作的广泛影响力参与到清初唐宋诗之争中.     

酒助文胆,歌舞侑觞

<正>酒与文学艺术的不解之缘自古有之。《饮中八仙歌》所写的李白、张旭以及焦遂都可以说是酒力促使人豪兴大发、艺惊四座的著名范例。“李白一斗诗百篇”,而书法家张旭更甚:旭饮酒辄草书,挥笔而大叫,以头揾水而书之,天下呼为张颠。醒后自视,以为神异,不可复得。     

李方庆院鄂渝边区“茶盐古道”上的“掘宝人”

咂酒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普遍流行的一种独特的饮酒习俗。在鄂渝边区的“茶盐古道”上,土家族也有咂酒的习俗。说到土家族的这一习俗,不得不提李方庆,正是因为他的努力才使土家族的这一古老饮酒习俗得到发掘。     

《箧中集》与《河岳英灵集》之比较

<箧中集>与<河岳英灵集>是唐人选唐诗的二种本子.本文试从选诗家的身份、选诗的标准、选诗的内容、选诗的风格作一比较,以窥测古人评价文学作品的思想倾向、感情态度及衡量标准取向之多元性.     

彝族酒具

酒自古以来就是彝族人民表示礼节、遵守信诺、联络感情的必需品。彝家人极喜饮酒,所以,“无酒不成礼,有酒便是宴”至今仍是他们的传统习俗。彝家人喝酒时,往往喜欢席地而坐,围成一个圆圈,用一种叫作“萨那壶”的酒器,依次轮饮,俗称喝“转转酒”。萨那壶是一种外形奇特、设计精巧的盛酒     

唐文化的民族学解读

唐代佛教的汉化、诗歌的成功、音乐与舞蹈的盛况、绘画与雕塑的发展、风习的方便实用等,都是各民族文化大融汇之结果。它们标志着汉民族文化对异域文化有兼收消融性,标志着汉民族文化的大发展。     

福佬人论略(下)

唐末五代,福建漳、泉两州形成小割据局面,两州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加强,民间社会经过互动、整合,在语言、习俗、社会心理诸方面渐趋一致,福佬族群因而形成;宋代以降,福佬族群渐次向潮汕地区移植,并先后于宋、元、明三朝形成移民高潮,成为潮汕居民的主要成分。     

乡村振兴与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西部民族地区乡村高质量发展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在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历史节点,积极探索西部民族地区乡村高质量发展有效路径和政策需求,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入手,结合西部民族地区发展实际,需要优化要素源配置、创新推动与完善产业支撑体系,实现产业兴旺;生态环境修复与绿色发展相融合,实现生态宜居;加强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乡贤文化建设,实现乡风文明;民主自治、基层法治和社会德治融合发展,实现治理有效;提升乡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生活富裕。     

饮食人类学研究述评

饮食作为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文化人类学的关注。人类学对饮食的研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民族志表述,包括人种、生态、族群、区域、政治、伦理、礼仪、习俗等方面的关系和差异,藉以对文明形态和文化形貌进行分析。本文在梳理西方饮食人类学的历史脉络、发展过程及其特点的基础上,对国内近年来的饮食人类学研究进行评述,以期促进人类学这一重要分支在国内的研究和发展。     

论东女国的经济生活

东女国是沟通唐朝与吐蕃之间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的重要桥梁,当然,在唐朝和吐蕃政治、经济、宗教、社会习俗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下,加之东女国自身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东女国的经济生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而这种民族特色不仅被保留了下来,而且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和旅游品牌,它在振兴西部经济的伟大战略中必将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鼓手"作用.     

天主教与滇南苗族传统文化习俗的嬗变

随着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西方文化正以一种强势文化姿态席卷世界各个角落。本文以滇南苗族村寨传统文化习俗在西方天主教传播过程中所发生的能动性嬗变为案例,揭示了地方文化也以强劲的自主性对西方文化进行着本土化改造;西方文化在地方文化搭建的舞台上进行着新的诠释与演绎,也因此被赋予了地方性意义。由之,从地方性知识的视角对目前流行的全球化话语进行了解构。     

唐五代敦煌的"饮食胡风"

本文依据敦煌文献和敦煌壁画的资料,从食物原料、饮食品种、饮食器具、饮食礼仪、“胡姬酒肆”、饮食结构等方面检讨了唐五代敦煌地区饮食中的“胡风”现象,进而讨论了敦煌地区“饮食胡风”浓重的原因和特点,以及其在中西饮食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宋代社会之变与回族先民的发展

唐宋时期因经商等原因留居中国的穆斯林“番客”被认为是中国回族的先民。宋代穆斯林番客在华贸易较前代更为兴盛,回族先民也获得更大发展。本文依据文献资料,从体制之变、民生之异及风俗之移等方面,阐述两宋时期特殊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对回族先民发展的促进作用。     

蒙古篾儿乞部族源考述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迄唐、宋为止,东胡系与突厥系居地接壤,交错分布,因此杂居、融合是常见的历史现象,尤其是东胡系民族走出兴安岭向西迁徙,成为我国北方民族历史上具有规律性重复性的一个历史景观。但是,关于通古斯系民族,按传统看法,由于有一个南北绵延数千里的天然屏障兴安岭的横亘,它除了与南面的中原王朝和东邻的高丽王朝交往甚多以外,与其西部的大漠南北草原部族,则大有“老死不相往来”之相。事实上,通古斯系民族向西迁徙也是很常见的历史事实。本文认为辽金时期迄13世纪初,在蒙古草原活跃的著名的篾儿乞部人在族源上应包含有众多的西迁人之后裔。     

试论青海东部农业区藏族教育

:青海东部农业区的藏族 ,由于历史的原因 ,其与纯牧业区的藏族在居住环境 ,生活习俗、生产方式、审美情趣乃至思维模式等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故其教育问题亦存在很多困难与问题 ,本文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