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重组——裕固族大草滩村的个案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2003年云南大学对裕固族大草滩村做的调查资料,运用农村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从裕固族大草滩村的现有行政体系入手,探讨文化网络内部的历史、民族因素,及其更细微的象征符号。以此,进一步分析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探索国家政权渗透到乡村社会的方式和途径。     

裕固族传统婚俗的社会性别分析

裕固族传统婚俗中蕴含了丰富的社会性别内涵。在正式婚姻和非正式婚姻形式中,特别是在婚礼习俗如戴头面仪式、打尖踏房仪式、阿斯哈斯仪式及婚礼歌谣中都渗透着裕固族人的性别观念与性别意识。婚俗中反映出明确的男女性别角色意识、分工意识和合作意识,对家庭结构的影响是,裕固族人既有女性主导型家庭模式,也有男性主导型家庭模式,同时两性在婚姻家庭中具备平衡协调意识。这对当今现实有一定启示意义。     

裕固族民间文化对其民间舞蹈的影响

裕固族是甘肃省古老、特有的少数民族,在河西走廊与蒙、藏等多个民族聚居,虽然相较于其他民族,裕固族人口较少,但其民间文化却在裕固族早前的民族迁移中,受地域、民族、文化风俗、宗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渗透,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特征.而裕固族的民间舞蹈深受民间文化的影响,发展为独特的风格特征,但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过程中,裕固族民间舞蹈也遭到淡化、失传的危险.因此,为了更好地了解、传承裕固族舞蹈,本文将重点分析裕固族民间文化对其民间舞蹈的影响.     

裕固族民间文化对其民间舞蹈的影响

裕固族是甘肃省古老、特有的少数民族,在河西走廊与蒙、藏等多个民族聚居,虽然相较于其他民族,裕固族人口较少,但其民间文化却在裕固族早前的民族迁移中,受地域、民族、文化风俗、宗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渗透,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特征。而裕固族的民间舞蹈深受民间文化的影响,发展为独特的风格特征,但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过程中,裕固族民间舞蹈也遭到淡化、失传的危险。因此,为了更好地了解、传承裕固族舞蹈,本文将重点分析裕固族民间文化对其民间舞蹈的影响。     

藏族、蒙古族、土族因素与裕固族的形成

裕固族人口不多,但历史悠久.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与周边民族,尤其是藏族、蒙古族和土族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对裕固族的形成与历史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基于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材料,本文对藏族、蒙古族和土族对裕固族形成方面的不同作用进行了研究.     

藏族乡村社区研究述评

在乡村社区中，少数民族乡村社区大多处于中国西部地区，处于一种迟发展的状态，而且相对于汉族社区来讲，少数民族社区在宗教，习俗，价值观等方面有不同之处，因此对少数民族乡村社区进行研究对于促进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和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文章对有关藏族乡村社区的文献进行了梳理，试图说明目前的研究豌状，同时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了反思。     

裕固族乡村家庭变迁调查——以肃南县红石窝乡巴音村为例

随着时代的发展,居住在甘肃省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腹地的裕固族,其家庭正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除了公共政策等因素外,生产地与定居点的分离是导致裕固族家庭迅速变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以传统裕固族家庭为参照,对当今裕固族人的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劳动分工等做了描述和分析。     

旅游开发与乡村振兴耦合模式研究——以泰国湄康蓬村为例

旅游业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被寄予厚望,但也要警惕其不当发展在乡村内部制造新的不平衡。本文以泰国"社区本位式旅游"典范湄康蓬村为例,通过问卷调查研究村民对旅游的感知、态度与评价,发现村民感知积极,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大,发展模式认可度高。从实践效果看,湄康蓬村在旅游开发的同时实现了乡村全面振兴,这一成功的耦合模式得益于以长老式文化中间人为核心,以外部支撑和内部增能为两翼的东西合璧式治理。该模式有效结合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管理,有利于推动垂直治理向合作治理转型。湄康蓬村旅游发展的启示是:(1)重视长老式文化中间人的培育与规制;(2)挖掘收入之外的正向影响与幸福之源;(3)客观看待旅游业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论裕固族形成过程中的潜民族阶段

从13世纪中叶至16世纪是裕固族形成过程的潜民族阶段。在这一阶段,裕固族作为民族共同体的诸多要素开始形成、凸现,为裕固族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藏传佛教在土族和裕固族中的传播与发展

藏传佛教在土族和裕固族中的传播与发展唐景福藏传佛教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深刻地影响着我国藏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而且传播到我国西北的土族和裕固族地区，对这些民族的社会生活、精神文化和风俗习惯等方面也产生了深刻地影响。本文只就藏传佛教传播到土族、裕固族...     

乡村旅游对民族社区女性的影响研究——四川甲居藏寨景区的调研

在开展乡村旅游的西部民族社区内,当地女性是旅游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是社区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乡村旅游的开展在给农村社区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影响。本文以开展乡村旅游的社区藏族女性为研究对象,在四川省甲居藏寨景区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预先设定研究主题,选取社区女性代表进行深度访谈。通过对访谈资料的汇总分析,从女性个人认知的角度探讨乡村旅游发展对她们产生的社会影响,并提出若干建议。     

“双轨水利”:农村水利运行机制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以广西S村为例

从费孝通对乡土中国的双轨政治概念出发,通过对农村水利发展历史的梳理,探寻出农村水利机制运行规律的两条道路——双轨水利,并指出推行水利社区化是对以往民间水治道路的恢复与重构,同时也是作为消弥当下农村水利困境的有效途径。     

壮族传统节日文化传承与乡村社会发展 --以广西南丹县那地村壮族蛙婆节为例

文化积淀较为深厚的传统节日在乡村社会生活具有重要地位,对乡村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透过节日文化表象、文化内涵,我们看到壮族传统节日与农业生产、耕作方式等方面的关系极为密切,对乡村社会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传统文化的传承途径、传承方式及在传承过程中乡村社会发展的关系值得我们反思。     

人类学的中国乡村社区研究历程

自中国进入"现代"以来,"乡土中国"便凸显在人们的面前.社会人类学通过村落社区研究来体现其"乡土关怀",形成了中国乡村社区研究的学术传统.这一传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过反思之后,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学者们为实现研究村落、认识中国的学术追求,在突破功能主义的"封闭性社区整体论"和"无历史"局限的努力中,造就了中国乡村社区研究的新特点和趋势.     

动力与方向:民族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中生产力因素的文化分析

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性基础源于生产力的发展.文化作为人的生命解释系统以及生产力根植于社会生活的双重基本事实,使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呈现出鲜明的二重性特征.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次技术革新或每一次方向选择,都是“他者”与“我者”双重因素交互作用的一种存在.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并不是现代生产方式的...     

布努瑶民间法及其和谐社区秩序的构筑——以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下坳乡加文村为例

本文通过对一个典型布努瑶村寨--加文村--的田野调查,描述、探究布努瑶民间法的表现形式、调解方式及在社区秩序构筑中的和谐运作.文章认为民间法作为一种与村民生活十分贴近的"准法规范"在乡村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是基层社会稳定与繁荣的润滑剂,延续着国家权力对社区的控制.因此,重视来自民间法在农村社区稳定和法治建设中的建构力量,对构筑平安新农村的法治秩序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西部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分析

目前,我国农村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时期,由于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西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成为西部大开发和农民增收不容忽视的难题,同时也是其农村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只有顺利转移出农村的劳动力才能缓解人口过多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压力.因此,探索影响西部地区实际需要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是现实与发展的需要.     

西北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整合机制研究

西北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正处于急剧发展的历史时期,传统社区格局的变迁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由于社区整合功能严重不足.在此情况下亟需建立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整合机制,规范城市社区的职责与权利.本文立足于西北民族地区城市社区变迁的实际情况,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来探讨城市社区整合机制的构建问题.     

厕所的空间转换与治理

中国农村和城市普遍经历过一个从"野厕""公厕"到"家厕"或卫生间的空间转换过程,厕所成为城乡社会治理非常具有显示度的一件事。通过对云南西部和南部傣族村寨厕所问题的考察,探讨人们如何将无遮蔽的野厕空间,变成可遮蔽的家庭共用卫生间;而家庭卫生间这样的私密空间,又是怎样部分地转化成了村落共享的"公厕"。接着,通过几个城市公厕问题的案例分析,探讨在社会治理与粪便控制问题上,厕所这样的私密空间,是如何"公共化"为社会治理指标,甚至成为社会控制空间的。最后,通过城市厕所问题调研和改造的案例,关注作为社区公共空间之一的公厕,其间发生的交流和建立的人际关系,如何成为它的核心。     

农村电商与城乡市场体系良性发展研究--以古木县为例

通过对城乡市场体系的回溯,可追踪其变迁与发展的过程,探寻其良性发展的可能路径。"农产品上行"与"工业品下行"贯穿了城乡之间的市场体系,这一体系经历了自由、计划、开放等多个阶段,并不断形塑着中国的城乡关系。古木县"农村电商全覆盖"方案的展开,使得这一体系得以外显,并促使它发生转型。反过来,转型既可能促进城乡市场一体化的良性发展,也可能导向城乡市场体系分割的风险。基于此,在市场体系转型的背景下,应发挥参与者的主体性,协调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进而探索良性发展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