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山西:中国宗族史研究的新区域

宗族研究区域由南向北转移是当前宗族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北方宗族问题历来被学界视为非典型而未引起应有的重视.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宗族这一概念的理解已经从实体性功能组织到注重宗族的系谱性原则和归属感,再到将宗族视为一种文化、礼仪和制度.伴随着宗族概念的厘清,从事宗族社会史的研究者需要从文献和实践结合的层面重新审视北方的宗族问题.在此背景下,位于黄土高原的山西已经成为研究者开展宗族社会史研究的一个新区域.     

回顾与反思: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汉人宗族研究

宗族是中国汉人社会中极为重要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人类学家将其视为透视中国汉人社会和文化结构的重要内容。本文在回顾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当前宗族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做出几点思考:宗族与家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同的指涉范围;宗族不仅是血缘群体,也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社会文化团体;宗族乡村研究模式和功能主义视角的局限及超越;对当代宗族复兴原因的分析应关注其中暗含的经济因素。     

北方市镇与“商域宗族”——兼论“圈层格局”

宗族是汉人社会研究的核心论题。本文以清季民国北方商镇杨柳青为个案,提出商域宗族论说,认为商号是市镇的空间与记忆符号、基本组织形式,商绅是市镇宗族的类型与核心圈层,宗族及其延伸组织不仅为农人且为商人所有,宗族作为商人天然的内层信任机构具有商营功能。它扩大了宗族类型研究,由此引发出圈层格局对差序格局的补充。     

13至14世纪“宗派之图”碑与北方汉人宗族的复兴——以鲁中山地的军功家族为中心

金元之交,北方汉人宗族最先兴起于军功家族.他们利用“根脚”和“承荫”,在墓碑上刻写“宗派之图”,建立了同宗共祖的血缘组织.13至14世纪,“宗派之图”碑集中在鲁中山地出现,反映了北方汉人从祖先崇拜向宗族意识的过渡.汉人宗族在蒙元统治下争取权利,利用碑刻记录宗支世系和分派,表现出与南方地区不一样的谱牒类型和特点.元代迄清,北方宗族组织的发展具有连续性,山东地区提供了可资证明的实例.     

人类学中国宗族研究的嬗变与创新

弗里德曼范式是中国宗族研究的代表性理论。在反思、批判这一理论范式的过程中,学者们不仅质疑了其所关注的祀产要素的核心作用,也尝试从地方化聚居、文化族谱等角度重新解读中国宗族。本文梳理人类学中国宗族研究的理论流变,反思已有的研究局限,认为各类仪式性互动对宗族的构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理解中国宗族的关键要素。并从仪式入手探讨中国宗族组织的学术路径,旨在对当代中国宗族研究的发展和创新有所贡献。     

大、小首人制度:山西曲沃靳氏宗族祭仪研究

宗族祭仪是理解中国汉人宗族的一个重要窗口,它不仅能反映宗族内部的房支结构关系,也能检验一个宗族在地方社会中的位置,包括与他姓宗族的关系。宗族祭仪同样可折射出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观察宗族祭仪不仅仅是停留于祭祀组织、祭祀活动、祭祀功能的考察,同样要高度重视它与特定地理文化空间的关系以及它的文化表达。其中,宗族的祭祀场所是宗族祭仪非常重要舞台。只有把宗族祭仪放在祭祀场所这一特定文化空间里才能更加透彻地理解它的象征意义。     

陕北民歌产业化开发对策研究

陕北民歌是一种特殊的区域性文化,具有独特的文化背景与艺术特征,是陕北地区人民和汉民族文化精神的折射,也是民族情感和生活哲理的融合,陕北民歌产业化开发意义深远.为了更好地开发利用陕北民歌,提升其产业化价值,必须创新文艺创作形式,深化理论研究内容,通过音像出版、图书发行和艺术演出等多种形式,推动陕北民歌的产业化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陕北民歌产业化开发对策研究

陕北民歌是一种特殊的区域性文化,具有独特的文化背景与艺术特征,是陕北地区人民和汉民族文化精神的折射,也是民族情感和生活哲理的融合,陕北民歌产业化开发意义深远。为了更好地开发利用陕北民歌,提升其产业化价值,必须创新文艺创作形式,深化理论研究内容,通过音像出版、图书发行和艺术演出等多种形式,推动陕北民歌的产业化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舞蹈生态学视域下陕北秧歌形态研究

陕北秧歌是流传于我国陕北地区的特色民间舞蹈，多年来始终保持着古朴的形态特征，并被列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陕北民间舞蹈文化的重要产物。本文从舞蹈生态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陕北秧歌舞蹈形态、历史发展变迁的分析，阐述了生态环境对于陕北秧歌形态的影响，并总结了陕北秧歌的文化内涵及当代价值，以期为陕北秧歌的传承及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宗族与墟市关系的人类学研究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宗族具有控制和影响基层社会的功能 ,其深深地介入地方政治经济活动和社会文化中 ,发挥着重要的控制与支配作用。宗族通过对农村墟市的控制 ,达到对地方政治经济的控制 ,并在地方文化创造及有关活动中发挥着影响。通过对宗族与墟市关系的探讨 ,有利于加深对中国传统社会与传统文化的认识     

土族宗法文化初探

本文论述了土族宗法文化的表现形式 ,认为土族的宗法文化是一种整合重构型的宗法文化。     

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项拓拔氏墓志考释--兼论党项拓拔氏之族源问题

最近第一次公布的陕北出土唐至五代三方党项拓拔氏墓志(<拓拔守寂墓志>、<李仁宝墓志>和<破丑氏夫人墓志>),对于建立西夏政权的党项拓拔氏早期历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本文在对上述三方墓志考释的基础上,基本理清了唐初党项拓拔氏部迁徙的历史,即迁徙的时间和地点等问题;辨证其主要家族的世系及活动,解决了过去中外学者研究中的疑难之处;以三方墓志对其祖源的记述为根据,讨论了学界长期争论的党项拓拔氏的族源问题.笔者认为,应以史书及<拓拔守寂墓志>所记其源于西羌为确,并研讨了党项拓拔氏从唐末后攀附元魏鲜卑拓跋氏的过程.     

维吾尔族传统宗法文化初探

维吾尔族的历史文化,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研究对象,但至今还没有从宗法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问世。本文运用历史文献资料,论述和分析了维吾尔族传统宗法文化的表现形态,以有益于维吾尔族历史文化研究的拓展和深入。     

奥罗奇人(上)

概括介绍了俄罗斯联邦境内的北方少数民族奥罗奇人的族称、族源、社会经济状况 ,及其演变和奥罗奇人的三界观、灵魂观、鬼神观、图腾崇拜、熊祭和萨满教信仰等     

奥罗奇人(下)

概括介绍了俄罗斯联邦境内的北方少数民族奥罗奇人的族称、族源、社会经济状况及其演变 ,和奥罗奇人的三界观、灵魂观、鬼神观、图腾崇拜、熊祭和萨满教信仰等     

吐谷浑的宗法统治

吐谷浑经历着游牧民族一般具有的氏族血缘组织与初期国家行政、军事组织紧密结合的“三位一体”的宗法奴隶制社会 ,并在中原王朝及汉文化的影响下逐步向封建制社会过渡。     

对"民和县马牌墓"中彩陶纹饰的思考

彩陶纹饰不单是一种装饰艺术 ,而且也是族的共同体在物质文化上的一种表现。在绝大多数场合下是作为氏族图腾崇拜或其它崇拜的标志而存在的 ,体现了新石器时代一个氏族的族徽     

试论先秦时期的宗族与宗族社会救助

宗族救助是我国传统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先秦时期,宗族是以九族为限,上至高祖,下至玄孙,所有的社会成员都生活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宗族网络之中。宗族成员之间要互帮互助,扶危济困。救助的主要内容有救助贫困的族人、孤子及丧葬救助等。先秦时期的宗族救助对于加强宗族团结,维护宗族的生存与繁衍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生物性和社会文化性:对“家族”与“民族”关系的人类学思考

对生物性与社会文化性的讨论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命题之一。从这两个层面去看待家族和民族,既避免了封闭的阈于血缘和文化等传统特征的研究,又避免了在全球化背景下过度突出家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倾向,从该二元概念为切入点探讨中国人类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家族和民族关系问题,揭示二者的相似性,有助于重新思考文化生产、文化再造、家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等问题。     

论思州田氏与元明思州宣慰司

自唐至明,田氏一直是黔东思州望族大姓,在黔、湘、鄂、渝边区举足轻重。本文对思州田氏的渊源进行了考辨,认为其族属应为土家族,元明思州宣慰司当为土家族土司。文章对思州田氏在元明两代的主要活动、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中央王朝对它的管理以及明初改流、田氏覆灭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基本梳理出思州田氏及思州宣慰司的历史发展轨迹。文章对诸籍记载各异、甚至矛盾的史料作了许多考辨,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如认为思州一分为二（即南、北思州）应在元初,而非传统认为的元末;明初曾在思州直辖境内设置卫所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