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的选择、创新与挑战——精准扶贫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2016年5月29日，由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四川农业大学共同主办，《天府新论》编辑部、西南减贫与发展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精准扶贫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四川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农业科学院、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在我国扶贫战略部署的大背景下，就精准扶贫的选择、创新与挑战，精准扶贫中的政府作用与社会参与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会议还邀请了四川省人民政府、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及四川省农业厅等相关部门同志出席，他们介绍了四川省精准扶贫工作取得的成效，并希望学界关注扶贫宏观上公平与效率、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标准、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中观上“三位一体”扶贫的发展方向、政府扶贫和社会扶贫的关系、贫困村户的精准识别等问题。现将会议内容综述如下。     

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一项预判性分析

中国如若在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则意味着后扶贫时代到来。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的提出有助于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要义,坚持共同富裕的特色道路走向,维护宪法对人权保障的权威性,发扬党走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助推中华民族的民族团结进程。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应重点关注贫困新标准的认定,脱贫对象重返贫困,城乡扶贫一体化,扶贫区域协作,激发贫困对象内生动力,多元主体合作互动扶贫及扶贫政策与乡村振兴等其他政策衔接。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需要党和国家全方位统筹,直面根本矛盾,敢于碰硬和突破,确立以收入水平为基础的多维贫困认定标准,构建预防脱贫对象返贫保障机制,制定城乡一体化扶贫政策,推动扶贫区域协作向纵深发展,着眼于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强化政社扶贫利益共同体建设,实现扶贫政策与乡村振兴等其他政策的融合互补。     

走文化扶贫之路--论文化贫困与贫困文化

我国的反贫困走过了"输血"救济和"造血"开发阶段,但都未取得成功.本文指出文化贫困从根本上说是产生贫困的主要根源,而"贫困文化"则是文化贫困的直接后果.要想根治贫困,必须从贫困的主体--"人"入手,走文化扶贫之路.     

基于空间贫困视角的扶贫模式再选择——以甘肃为例

贫困是困扰世界各国发展的全球性难题,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农村贫困人口比例较高的甘肃,则是中国农村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之一.近年来,随着扶贫政策的不断深入,甘肃农村贫困的原因和性质也在发生着变化,并且贫困在全省范围内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差异性,即贫困人口集中分布在甘肃的南部和中部地区,尤其是“两州两市”地区.因此,基于空间贫困的视角,构建新型扶贫模式,对正确认识和有效解决甘肃农村贫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农村贫困动态性与扶贫政策调整研究

持久性贫困与暂时性贫困对应着不同的反贫困政策.基于2000～2009年CHNS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暂时性贫困在当前农村贫困中已占绝对主体地位,且这种特征具有全局性,而不是仅仅出现在特定类型的农户群组中.不同特征农户群组中持久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的相对比重存在明显的差异,暂时性贫困的比重与户主年龄、家庭规模呈倒U型关系,与户主受教育程度、农户居住地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持久性贫困则完全相反.因此,在对少数持久性贫困农户继续实施以提高其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为主要手段的反贫困措施的同时,应结合当前农村贫困的动态结构特点对未来扶贫政策作出相应调整,实施以应对收入波动为主要手段的反贫困措施,从而提高扶贫政策的效果.     

关于贫困地区“贫困化”问题的调研报告

我国扶贫工作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应该看到,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贫困地区实际上存在着一个“贫困化”问题,本调研报告对此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坦桑尼亚的贫困状况、减贫策略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尽管非洲减贫任重道远,但作为新世纪新非洲的典型,坦桑尼亚卓有成效的减贫工作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首先剖析了导致坦桑尼亚极端贫困的根本症结,进而全面审视了它所采取的建设性减贫策略,并针对我国新时期贫困问题和扶贫工作所呈现的新特征,系统而战略地探讨了坦桑尼亚减贫经验对我国做好新时期扶贫工作的启示。     

论发展性贫困及破解之路

本文在分析我国扶贫成就与矛盾的基础上,指出了当前的扶贫存在着对象过窄、指向模糊、层次过低、脱贫不稳和依赖过强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要求我们在区分生存贫困与发展性贫困的基础上,通过人力资源的提升、市场机制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等方面措施的实施,才能破解贫困问题。     

结构性贫困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及其破解——基于豫西元村的研究

出现贫困的代际传递,是因为当前阶段的农村贫困已具备显著的结构性内涵和特征。贫困人口具有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四方面的结构性贫困特征,这些结构性贫困要素构成了钳制和制约贫困户跨越贫困陷阱的主要障碍,结构性贫困的出现也使得代际间的脱贫行动异常艰难。按照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观点,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就需要破解结构性贫困,要从社会、政治、教育和经济等层面革新或建构出亲贫的结构,以使贫困人口摆脱不利的结构性位置和处境。     

扶贫管理:来自战略、组织与资金维度的问题与创新对策

贫困是复杂的社会建构,那么研究与治理贫困的视角和思路也必然是系统而多元的.如何优化扶贫管理、提高扶贫绩效,从扶贫的战略、组织以及资金三个维度出发,对我国的扶贫架构和扶贫绩效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细化扶贫客体,采取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建立严格的资金管理和使用责任制;加强贫困人口的组织化程度,提高贫困人口对扶贫项目的参与程度;逐步加大扶贫力度,巩固现有扶贫成果;建立科学的扶贫效绩评价体系,推行财政扶贫基金监管信息系统.     

四川深度贫困地区贫困减缓问题研究

本文使用宏观数据和大样本微观数据分析了四川深度贫困地区致贫原因的宏观表现和微观事实,并对致贫原因、帮扶措施与四川深度贫困地区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与稳健性检验。结论显示：区域整体经济欠发达是四川深度贫困地区的主要问题,因病、缺劳动力是出现频度最高的致贫原因,技能培训和小额信贷等帮扶措施有效地提升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在动力和发展能力,异地搬迁与医疗救助尚未体现出对贫困脆弱性的改善作用。     

对贫困现象的探究及扶贫的政治学反思

贫困是一个多学科都涉入研究的“经久不衰”的论题,本文从政治学的角度着手浅谈对贫困现象的界定、产生的原因、特征及扶贫意义的政治学理解。贫困现象的存在与恶化是非正义的,其本身就是源于阶级差异性的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加之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排斥和漠视,最终使部分人因缺乏相应的社会资源而无法享有自己的权利和行使自己的权力,从而被排斥到社会的边缘。既然贫困现象是非正义的、反发展的,那么国家就有义务来扶助贫困人口,缩小贫富差距,消灭贫困现象。     

论暂时贫困、长期贫困与代际传递

传统的贫困研究多为静态分析范式。近三十年来,国内外贫困研究逐渐从静态转向动态。暂时贫困、长期贫困、贫困代际传递是动态贫困的三种主要形态。在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和不利的政治社会经济因素冲击下,暂时贫困会演变为长期贫困。长期贫困就是持续相当长时间的贫困。最极端的长期贫困是将贫困带入坟墓并传递给子代,致使其子代从人生之初即陷入贫困。长期贫困的显著特征主要有三个：持续时间长、代际传递、脆弱性。长期贫困的定量分析是制定有效反贫困战略和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依据。     

中国农村扶贫措施成效评估指标选择与分析框架

精准扶贫脱贫本质上是一场供给侧与需求侧深度匹配的创新性治理过程。从不同主体出发评估扶贫措施成效,会得出差异性甚至对立性结论。科学的评估需要将供给主体实施的所有措施进行整体性考量,而不能仅仅针对某些措施或某一项措施,以避免遮蔽这些措施带来的溢出效应,并从需求主体出发设定更为多元化的指标。这些指标既要体现贫困的本质属性,也应体现需求主体真实获得的核心要素。在此基础上,借助评估机制将所有措施与核心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提升扶贫措施成效评估系统性、科学性的同时,为相关措施后续适时调适提出具体改进意见。     

新疆贫困状况分析及扶贫模式的比较和选择

消灭贫困、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则 ,贫困现象在新疆仍未根除。本文分析了新疆农村贫困人口的识别标准及贫困类型 ,并对几种扶贫开发模式的利弊进行了具体地分析 ,重点阐述了“分司 +农户”这种农业产业化的扶贫攻坚的最佳模式。     

精准扶贫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及其整治路径

中国现阶段的脱贫攻坚战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阶段,离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仅有一步之遥。精准扶贫政策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在实际执行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形式主义。精准扶贫中的形式主义主要表现为:精准识别不精确、精准干部识别、精准填表、数字扶贫、帮扶对象按供给分配、不切实际数字脱贫、手段置换目的等方面。其背后的原因既有压力型体制下的地方政治治理模式、农村贫困群体参与精准扶贫的程度较低、精细化治理方式与传统性农村社会匹配度较低、监督考核机制的偏差等制度性原因,又有部分扶贫干部能力不足,放松了自身的党性修养等主观上的原因。要去除精准扶贫中的形式主义,还需要从优化政策,完善监督考核机制,加强扶贫干部的能力建设和党性修养,构建多元参与的扶贫格局、突出贫困群体的参与权利等多方面共同努力,进一步完善精准扶贫的整治路径。     

精准扶贫视阈下河北省贫困地区妇女多维贫困研究

随着精准扶贫工作进入关键时期,河北省扶贫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而当前仍然存在着许多妇女贫困的问题,这严重影响了其脱贫工作的快速推进。本文在系统梳理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对河北贫困地区妇女进行问卷调查,基于Alkire-Foster多维贫困测度模型,甄选出了导致妇女贫困的主要因素即教育、就业和健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河北贫困地区妇女贫困的路径。     

小农与扶贫问题

小农经济作为中国农民传统的谋生方式，在结构性及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下已经解体，现代农业对小农构成明显的市场排斥。在贫困地区，较为普遍地存在小农与贫困户交集的现象。通过施行普惠小农的农业政策，可以降低扶贫成本，提高扶贫精准度。     

反贫困的理论依据、挑战与对策

到2020年我国要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面对这一艰巨任务,弄清为什么要扶贫、怎样扶贫,以便我国利用举国体制,集中大量资源从事反贫困行动,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给出了反贫困的理论依据,从理论上解释了我国为何要集中大量资源进行反贫困行动,指出反贫困具有合理性,不一定影响效率,与市场经济是可以融合的。而我国的反贫困行动又面临精准扶贫、扶贫腐败、动态扶贫、贫困代际传递以及反贫困与市场经济的融合等一系列挑战,本文分析了这些挑战,并给出了相应对策。     

东西扶贫协作:贫困治理的上海模式和经验

贫困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西扶贫协作体现了中国贫困治理的制度优越性。上海市在东西扶贫协作中探索出"三链联动"产业扶贫、职教联盟扶贫、平台驱动消费扶贫、组团式帮扶公共服务扶贫等模式,以及资源整合型社会动员机制。上海东西扶贫协作模式注重增强内生动力与发挥上海优势相结合,共性需求与当地特色相结合,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上海市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从最初的单项援助逐步迈向双向合作共赢的道路。2020年后上海市将充分发挥东部地区数据、人才要素优势,给产业扶贫注入新力量;消费扶贫从公益平台向综合价值平台转变;利用大数据和平台优势,促进欠发达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低收入人口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