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红利和改革红利：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探究

〗结构红利和改革红利的充分释放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保证,目前的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是由于这两个红利的不充分释放导致的。我国正处于新旧更替的交界点处,一方面新的结构和制度红利并未完全释放;另一方面旧的制度和人口红利已经渐渐消失,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率下滑。一旦越过这个交界点,中国将进入经济发展新时期,即实现“质”的飞跃。当前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体制机制改革具有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驱动经济发展的作用。结构调整包括由市场和政府引致的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通过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方式驱动经济发展;改革包括制度的废除和建立,并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驱动经济发展。如果结构红利和改革红利能够充分释放,中国经济的运行效率和质量将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发展,这就是中国经济的潜力所在。对此,应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保证经济平稳过渡到新的发展阶段。     

人口红利、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

近三十年来,依靠人口红利与结构红利,我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本文通过实证验证了人口红利与结构红利在我国经济中所起的作用。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不断减小乃至消失,在充分把握人口红利效应的同时,应加强产业结构转型,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湖南农业经济结构转换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

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部门流向高效率部门会加速经济增长,即要素的流动形成不同产业部门的此消彼涨,导致产业结构的转换,产业结构的转换升级己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本文分析了1978—2005湖南省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结构、劳动就业结构转换情况。研究表明,湖南第一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与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与湖南的经济增长负相关,其比重的降低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其中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降低的拉动作用尤为显著。本文对湖南农业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生产要素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进程进行的分析、预测。     

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不同的人口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态势与变化。中国"未富先老"的现实国情,使2013年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标志性年份与2004年中国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标志性年份这个区间的时间格外地短暂。任何潜在的人口红利,要想得到现实的开发,皆需要通过艰巨的改革,以获得必要的制度条件。未来作为经济增长源泉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富有挑战性的任务是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并创造条件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     

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本文通过对我国1980--2006年间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得出结论：长期来说,优化出口商品结构能促进经济增长,是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短期而言,初级产品出口和工业制成品出口均能促进经济增长,但初级产品出口作用更显著,工业制成品相对作用较弱。     

城市化、对外开放与人口红利——中国1979-2010年经济增长的实证

运用中国1979-2010年的人均GDP增长模型并辅之以序列平稳性、协整关系和序列相关等检验的分析表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获取了显著的人口红利,而城市化与对外开放等制度条件因素则进一步放大和提升了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效应。文章认为,促使乡城迁移人口由"半城市化"状态向彻底城市化状态的转变以及增加对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企业对外竞争力等措施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继续获取人口红利而言至关重要。     

论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中呈现因果关系的两个方面。结构性矛盾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优化经济结构是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主要途径 ;而加速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又是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关键     

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的时变关系研究

通过构建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的部门离散系数,作为经济结构变迁系数,描绘中国经济结构变迁过程,并建立线性非时变参数方程,定量研究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的相关特征,结果显示:二者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具有时变特征。进一步建立时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方程,考察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的时变关系特征,结果发现,1979—1997年二者相关关系处于低弹性、高波动的成长期;1998—2016年二者相关关系处于高弹性、平稳化的成熟期。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政府应努力恢复经济增长乐观态势,为结构调整提供宽松的弹性空间,实施更加有为的结构调整政策,加快产业结构高级演化。     

我国经济增长与现代经济增长的比较

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三高”和“三性”。“三高”，即高经济增长率，高结构变动率，高经济效率；“三性”，即时代创新性，增长持续性。产品与要素的国际流动性。我国的现代经济增长刚刚起步，它受到了资本规模、技术进步以及经济结构演化的制约。我国应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努力促进经济良性循环，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外向化，使我国的现代经济增长再上一个新台阶。     

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最新研究进展

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储蓄、投资、消费、国际收支等经济要素的变化,进而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发展模式。目前中国正处于人口结构性变化的拐点,本文正是着眼于人口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系,对相关的研究进展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和归纳,以期对中国的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提供分析借鉴。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观察与思考

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增长不一致,属于典型的资本驱动型和资源驱动型经济增长。此外,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很大,受收入分配不平等、资源环境代价高等因素的影响,存在着严重的失衡问题。未来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重点在于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改善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促进自主创新、提高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并进一步提高国民经济素质及国民经济竞争力。     

经济增长背后的人口结构因素——基于广西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广西7个地级市2007-2013年的历史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从人口城乡结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教育结构以及人口就业结构进行切入,实证分析了广西经济增长背后的人口结构因素.结果发现人口规模、年龄结构等均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但现阶段高等教育人口以及城镇化水平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基于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次人口红利视角下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合适的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研究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和产业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广东省为例,从二次人口红利的视角探讨了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运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实证分析了劳动力投入与资本投入的边际效用,并分析了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储蓄率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目前的人口结构正处于高储蓄的黄金时期,劳动投入的边际效用明显少于资本投入的边际效用。从而提出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加快教育与户籍制度改革等措施。     

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与经济增长研究

在国内外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应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回归模型,并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财政支出结构中,基本建设支出、财政支农支出、教育支出、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对于经济增长都有着正相关关系,财政支出各个项目都对经济增长有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据此,应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注重结构调整等。     

中国与韩国经济增长战略比较

经济学界把韩国的经济增长战略归纳为高速增长型、出口主导型、工业指向型、非均衡增长型。而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增长战略并没有明确的表述。本文通过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过程所体现的特征的分析与概括 ,比较中韩两国经济增长战略 ,找出中韩两国经济增长战略的共性与差异 ,为今后经济提供借鉴     

解析中国经济增长之谜:技术进步及其贡献——基于结构方程的测算

如果认为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30年来没有或者很少依赖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只是凭借资本的投入而取得现在的成就,那么,中国现阶段应该处于"边际报酬递减之痛",与国民经济水平长期高速增长的现实矛盾.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技术水平三者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7.1%、53.8%、43.6%,技术进步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持续增长是十分重要的.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增长动力研究——基于人口老龄化视角的分析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增长乏力和养老金财务可持续性风险的双重压力挑战新时代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一方面,由人口数量产生的第一次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养老金支出导致财政负担不断加重。激励相容的养老保险制度安排可以通过改善劳动力供给、促进储蓄、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等途径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为减少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应引入弹性退休制度、激发自愿性养老储蓄、实现基础养老金的全国统筹、加快建设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由此推动中国经济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发展。     

现阶段所有制结构演变与中国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的演变是分阶段逐步推进的,现已呈现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所有制结构的演变是现阶段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稳步增长的根本动因。本文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考证了现阶段所有制结构的演变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