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工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研究 ——基于环境规制视角

基于SBM-DEA模型测算湖南省2011—2019年14个市、州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并从环境规制视角建立面板门槛模型,探析专业化集聚与多样性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湖南省整体工业绿色创新效率趋于平稳,各地区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2)不同集聚模式下,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存在门槛效应.专业化集聚对湖南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存在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多样化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作用呈"U"型:低强度的环境规制并不利于工业集聚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规制强度超过临界点后工业集聚开始对绿色创新效率呈现促进作用;3)政府应不断完善工业发展政策导向,引导工业向高端化、绿色化发展.同时充分考虑区域禀赋和环境规制差异,持续发挥多样化集聚优势.     

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视角

该文立足于研究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在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基础上,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整体呈波动式下降,各省间绿色经济发展存在明显差异;环境规制对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不同,行政型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呈倒"U"型关系,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抑制作用。因此,政府看清西部地区绿色经济运行形势,选择恰当的政策工具,制定强度适宜的环境规制,有助于实现西部地区环境保护和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双赢"目标。     

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技术效率——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应用2000—2015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工业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测算考虑环境污染成本的工业绿色技术效率,进而分析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技术效率产生的不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工业绿色技术效率呈缓慢上升趋势,表现出东高西低的区域特征,且低于传统技术效率;命令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技术效率有反向影响,而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两者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两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各有所长,在工业污染治理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因此,若想实现环境目标的同时提高工业绿色技术效率,应扩大环境规制工具库,注重多种环境规制工具的组合使用。     

环境规制、政府支持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基于2009—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运用DEA方法,测度2009—2017年30个省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并从政府行为视角出发,重点研究环境规制和政府支持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论表明:(1)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低于传统技术创新效率,纯技术效率低下是导致综合技术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2)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3)政府科技支持不仅本身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且它还会在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4)政府环保支持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不明显,正向调节作用也不显著。基于此,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环境规制作用;继续加大政府的科技支持力度;扩大环保支出规模,完善环保支出结构。     

中国区域FDI技术效率及其差异性

在对传统的FDI绩效指标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文章构建了能够同时反映FDI对东道国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等双重影响的FDI技术效率指标,并利用中国2000-2010年的省级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和分东中西部地区的FDI技术效率在样本期内有明显的改善,并且环境约束下的FDI技术效率显著高于无环境约束下的效率值;采用泰尔系数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的FDI技术效率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并且其差距从2000年到2010年逐年下降,从而说明中国地区FDI技术效率存在收敛现象.     

环境规制与区域创新水平：抑制还是促进?

基于2004-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面板二项式回归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区域创新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全国区域创新水平的影响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特征,这一结论在规避内生性问题以及变换核心变量测度方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东、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区域创新水平的影响和全国区域保持一致,但是在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区域创新水平主要表现为抑制作用;在作用程度上,东部大于中西部。此外,产业结构、财政科技投入、研发人员、经济水平对区域创新具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同时要优化产业结构、增加科研投入,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环境规制方式及其执行效率考察

本文以中国环境规制手段及其执行效率为考察对象。首先,对中国历年以来的环境规制方式进行梳理;其次,选择几种具有典型代表的规制方式的执行情况进行考察;最后,对影响中国环境规制手段执行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详细分析。通过分析得出结论：中国的环境规制手段以行政命令型为主,执行成本较高,加之地方政府的经济保护主义和唯GDP取向等因素,中国的环境规制手段虽然方式众多,但是执行效率并不理想。     

环境规制、绿色创新与空间效应——基于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准确把握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空间效应,是科学制定有效环境规制政策的重要依据和前提。基于2005—2017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使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空间效应,得出了以下结论：环境规制和绿色创新在空间上均具有显著正空间相关性,存在“空间俱乐部”效应,大部分地级市表现出“高—高”“低—低”的集聚特征。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直接、间接效应影响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环境规制不仅具有显著为正的本地绿色创新效应,而且还能产生更大的邻地绿色创新效应;稳健性检验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基于此,提出相应可促进绿色创新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不平衡的影响

基于环境规制实际强度与拐点强度距离视角解读了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不平衡的形成机理,并依据2001—2019年中国省（区、市）工业部门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实际强度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形关系,中国环境规制因实际强度整体较弱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是负向的,但样本期末环境规制的实际强度已迈过拐点强度,继续严格实施环境规制有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由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强和行业结构绿色化程度较高,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拐点强度较低,其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在逐步拉大;在中国区域间环境规制政策非均衡实施的背景下,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实际强度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明显较高,而环境规制拐点强度又较低,即环境规制实际强度与拐点强度的距离较大,导致东部地区原本领先于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优势进一步彰显,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不平衡问题不断加剧。     

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研究

解析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倒逼效应的政策差异,并考察随企业、产业及经济环境三层面因素的变化而引起的倒逼效应空间异质性和门槛特征。研究表明,从全国范围考察规制效果存在明显的政策差异,命令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相对最强,市场型规制的效果次之,公众参与型规制的促进效应初步显现但相对最弱。环境规制的创新倒逼效应随着地区内企业环境责任水平、产业集中度及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变化而发生结构性改变,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及单一门槛特征。要确保工业企业绿色发展,除了要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外,还应从企业环境责任、产业集中度、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制度环境等多角度立体式促成环境规制绿色创新倒逼效应的发挥。     

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基于超效率EBM模型和系统GMM模型的实证分析

精准识别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机理,对于我国构建绿色发展长效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从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机理出发,运用超效率EBM模型测算2005—2018年全国112个环保重点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借助GMM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我国112个环保重点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主要呈W型变化且存在区域差异;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整体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特征;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效应、要素替代效应和溢出示范效应对绿色发展效率产生间接影响,其中,技术创新效应表现为“遵循成本效应”大于“创新补偿效应”,要素替代效应表现为要素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溢出示范效应则表现为外资技术的“减量效应”大于“提质效应”。     

绿色低碳发展、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研究立足于新常态下高质量发展背景,构建“经济—环境—社会”统筹协调的绿色低碳发展评价体系,聚焦于企业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的发展影响路径中产生的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不同规制工具、不同地理区域的差异化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不同地理区域表现异质性中介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下,绿色创新在东部地区产生显著负向传导效应,而在西部地区发挥微弱正向驱动效应;市场激励型规制下,东部地区绿色创新的正向中介效应占比极高,而西部地区未显现创新驱动效应;公众参与型规制的正向中介效应同样呈现“东部显著,西部不显著”分布特点且占比较低。不同创新水平表现异质性门槛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呈现倒“U”型影响曲线,市场激励型规制呈现“U”型影响曲线,而公众参与型规制仅在高创新水平地区发挥激励效应。据此提出具有区域差异化特征的环境政策建议,加快提升区域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FDI、环境规制与中国的碳排放强度 ——基于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

基于我国1999—2016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探究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方向,并采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FDI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是否具有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FDI通过规模效应渠道增加了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但能通过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降低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以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时,发现FDI对我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双门槛效应,环境规制程度较低或者过高时,FDI的流入会不利于地区的碳减排;环境规制强度适当时,FDI会对地区的碳减排产生有利影响。在目前的环境规制强度下,FDI的流入降低了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碳排放强度。     

关于我国吸引FDI政策的思考

外国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国FDI的流入量呈不断增长的态势,但在这一现象的背后却是区域分布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在吸引外资的政策上采取了区域倾斜政策,这种政策的实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政府应调整和完善吸引外资的政策。     

异质性环境规制、环境责任与企业低碳创新

选取我国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对异质性环境规制与企业低碳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并探讨了环境责任在二者之间的传导作用。研究表明,异质性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企业低碳创新,环境责任是其实现途径之一。     

碳环境规制、技术进步异质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技术进步是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根本动力,研究碳环境规制、技术进步异质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双碳”目标的实现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空间数据为基础,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构建技术进步异质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模型,以检测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GTFP的空间影响规律。研究结果表明,碳环境规制下的R&D投入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碳环境规制下的DS对GTFP的影响始终为负,并存在门槛效应;碳环境规制下的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取决于“污染避风港”效应和“污染晕轮”效应。通过技术进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应当同时考虑技术进步的一致性和区域特征。     

分类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溢出分析*

“创新补偿论”与“遵循成本论”悖论下,提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具有差异化的影响。利用随机前沿函数测度2000—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绿色经济效率基础上,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估计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在地理与经济两种权重矩阵下差异化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存在差异,由高到低依次为行政型、市场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基于地理或经济的间接效应远高于其直接影响;区别于其他两类环境规制地理与经济联系省份间均为正向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行政型环境规制对地理相邻地区存在正向溢出效应,而对经济迥异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工业绿色发展

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创新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具体表征形式,也是推进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使用EBM-ML指数法测算了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再运用数理统计模型验证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以及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考察期内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增长态势,其主要增长源是工业生产前沿边界的外移;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是先促进后抑制的,而行政命令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却抑制了工业绿色发展;这一结论再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绿色发展的传导路径中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但对于不同类型的规制工具,其发挥的中介效应有细微差异。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

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会对市场的资源配置产生不同影响，进而对碳排放效率产生明显的差异作用。基于全要素视角，运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超效率模型对中国2008—2016年30个省市的碳排放效率进行测算，以此为基础，探求命令控制、市场激励与自愿意识三种环境规制类型对中国不同区域碳排放效率产生影响的差异性。结果显示:（1）全国层面上，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与综合环境规制强度同碳排放效率间呈现“U形”变化趋势，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强，影响的主导力量由“倒退效应”转变为“倒逼效应”；（2）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命令控制型平均规制水平已跨越曲线拐点，实现“倒逼效应”，但中部与西部地区尚未超过拐点值，而对于市场激励型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目前各区域“倒退效应”仍处于主导地位；（3）三大区域中，东部地区依靠市场激励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更有效率，而对于中部与西部地区而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仍处于主体地位，且能够发挥更有效的作用。针对不同地区提出选择科学的环境规制工具，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