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产物。六十年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建党奠定了思想基础;工人运动在国内的蓬勃兴起,使建党具备了阶级基础。五四运动促使两个方面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历史与逻辑框架下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基于马克思主义传播视野

思想理论、阶级基础、组织保障是一个政党成立的必要条件。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后便迅速传播开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不断与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终而建立了俄国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从思想、阶级、组织上做了充足的准备。同样,马克思主义于20世纪传入与俄国的国情极其相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能否也会像俄国那样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提供基础和保障？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视野,着重分析五四运动至中国共产党建立期间,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是如何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是如何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思想理论、阶级基础、组织保障。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及启示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积累了一些宝贵的历史经验,如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要点与精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系统了解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等。这些探索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奠定了重要的思想与实践基础,对于当前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述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特征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先进分子正确认识马克恩主义学说的起点；“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工人阶级政治觉悟的提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坚实的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步；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了新的篇章。     

论近代中国的新旧道德之辨及其当代启示——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新旧道德之辨是中国近代、特别是五四时期思想界的热点之一,新旧道德之辨为马克思主义新道德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和民众心理基础.由对传统私德的批判转向对马克思主义新道德的追求,在实践上和逻辑上具有必然性.以新旧道德之辨为主要内容的近代道德革命不是为了纯粹的个性解放,而是思想家在民族危亡之际的理论反思与突破.我们继承五四传统,一是要继承五四运动时期思想家们基于社会责任感的批判精神;二是要继承五四运动时期思想家们积极的实践精神.     

中共纪念活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纪念活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政治资源。纪念活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强大动力、奠定了文本基础、做好了组织准备、夯实了群众基础、指明了推进方向,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应忽视纪念活动这一政治资源。     

浅析五四运动后中国现代的主流意识形态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肩负着民族的希望,最终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化——意识形态”转换和社会转型,马克思主义成为了我国现代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我国现代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主流的认同,始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和认同,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不断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在一起,不断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中共创建的“立其基”者李大钊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李大钊率先在中国肯定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最先也最彻底地倡导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并由此成为共产国际和俄共（布）远东局派来的人心目中组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人选。从这一点上说,在近代中国“研究历史最有成绩”、“最彻底最先倡导唯物史观”的李大钊,堪称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和第一人。     

瞿秋白早期哲学思想初探

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和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卓越政治家与宣传家。他在五四运动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写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宣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和著作,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建设做了大量开拓性、奠基性工作,对于中国现代地主资产阶级哲学进行了有力地批判,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经历了一个传播、发展和胜利的过程。在五四运动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李大钊、瞿秋白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密切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阐述了自己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五四运动与新史学的命运

〕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写的《新史学》打起“史界革命”的大旗，对封建史学展开猛烈批判。他在历史进化论的基础上提出新史学的历史观，建立起历史哲学，论说历史有客观的公理公例。五四运动后，到了本世纪２０年代，梁启超否定自己的新史学理论。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同志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和近代社会，提出建设现代史学的主张，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２０年代中国新史学发生的变化，留给人们的启示是：要发展新史学，就应当处理好历史观与方法论的关系，处理好理论与史料的关系，处理好输入新学理与史学理论创新的关系。五四时期的科学与民主的要求，对中国新史学的建设也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维经斯基初次使华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作为第一位使华的苏俄代表,维经斯基成功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他借助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社、成立革命局、成立书报中心报道十月革命及苏俄建设情况,出版、译介、印刷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书籍,为马克思主义在革命知识分子、学生、工人中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遵义会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贡献

文章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机制等维度对遵义会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作用进行细致梳理.这种剖析既拓展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视阈,又有利于深化对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中地位的全面理解.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成熟的坚强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遵义会议推动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方向保障;遵义会议使中国共产党顺利通过应对复杂问题能力的考验,标志着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为党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有利条件;遵义会议妥善处理了党内“左”倾错误,为党在此后处理党内错误树立了榜样,从而有助于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建立党内纠错机制.     

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推进

五四运动至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共同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统的同时,对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们在传播形式、价值取向和内容选择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中国化的基础——从进化论"道"之裂变到唯物史观的确立

进化论的传播为唯物史观的确立扫清了障碍、提供了思想前提;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从进化论"道"之裂变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确立,堪称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次伟大的飞跃,并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理论前提和奠定了物质基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经历了一个由"盲目性"到"自发性"再到"自觉性"的艰难历程,创造性地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建立了新民主主义新中国并取得了社会主义的前途.     

中国青年马克思主义信仰发展史论

从中国青年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可以追寻百年来中国青年马克思主义信仰发展的轨迹,探索其内在规律: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唤醒新青年信仰自觉,成为中国青年运动的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发展史,是党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和教育青年、领导青年运动的历史,是中国青年马克思主义信仰发展的历史;展望未来,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深入发展,中国青年选择马克思主义信仰将成为必然。     

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作用

要创建中国共产党,就必须具备其赖以创党的客观历史条件.为解决"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历史主题,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为创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三大历史条件: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潮勃兴中脱颖而出,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营造了社会舆论基础;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创建中国共产党构筑了工人阶级的阶级基础;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目的、指导思想和"以俄为师",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解决了"怎样建党"的根本问题.这样看待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内在关联,有助于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双重历史必然性.     

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政治和文化双重内涵的五四运动具有重要的位置和作用.它促进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基本的前提;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一个坚强的主体;当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初步提出了"中国化"的基本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     

五四时期李大钊对孔门伦理的批判

<正>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在这一斗争中,李大钊是一面旗帜。他第一个用唯物史观的原理对道德现象作了科学分析,因而对封建主义孔门伦理道德的揭露与批判最深刻;他还最先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新道德观,为创建马克思主义的新伦理学奠定了基础。他在对孔门伦理道德的批判中,有破有立,步步深入,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列。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对孔门伦理道德的批判,也分为五四运动前(新文化运动初期)和五四运动后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现分述如下: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贡献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化的开拓者、奠基者。他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与近现代中国国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第一,发展了马克思经济与政治的分析框架,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框架分析中进一步揭示政治的本质和作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第二,确立了中国政治发展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原则,提出并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纲领和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思想。第三,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化的新阶段奠定了基础。     

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前后,传入中国的西方的理论与思潮是很多、很繁杂的;其中,仅仅社会主义的派别及其理论,据孙中山先生说,都“有五十七种,不知那一种是真的”。而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传进来的西方思想理论中的一种,但是在众多的理论、主义和思潮中,中国人却经过五四运动的作用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且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成为一种主宰几亿人国度的理论武器,在中国已经风行70年之久。在五四运动时期,作为一种理论学说的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