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非以利民为核心的治国理路

利民是韩非的政治理想。他基于利民而追求天下大治;他的理想社会秩序是以民众利益为中心。在"争于力"的时代,利民是赢取民心的手段,也是增强国力的手段。利民并不是简单的给民以利,而是一系列利民策略的逻辑结果。韩非的利民治国策略包括"利出一空、理、法术势"并用。"利出一空"的农战政策之所以能利民,关键在于该政策是君民的共同利益;"理"的治国策略是基于民性弊端与制衡君主权力双重考虑,该治国策略可以明确君臣在农战政策中的利益分配,进而能从量上明确君民之间的利益关系;法术势结合的最大利民价值就是使君臣之间的利益关系更加稳定,明法是为了利民,而术与势之运用是为了更好地明法。     

试论黄宗羲对"民"的解析

判断黄宗羲的思想是"民本"还是"民主"需要考察他对"民"的界定和解析.黄宗羲强调"民"本性上的不完善性,肯定了"民"的价值中心地位,明确了"民"的阶层分化和"民"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性.但是他认为"民"还不是自我解放的行动主体,依然是君主"教"、"养"的对象.因此他论述的"民"依然是"民本"范围内的臣民,而不是"民主"意义上的人民.     

关系与权力：从共同体到国家之路——如何认识传统中国人与中国社会总纲

中国人之最重要的生活理想之一,就是实现个人从共同体向国家的跨越,即通过其紧密的社会网络来进入官僚体制.这种生活之路之前提,同中国社会结构设计上的"官"与"民"之间的鸿沟以及功名之路有因果关系.由于中国社会不鼓励个人奋斗,因此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家人与地方的促成,进而跨越成功者也让家人和地方分享他的荣耀与资源,从而构成了一种共同体与国家相互交织的运行模式.其中,官本位与家本位是社会的双重现实与价值基础,个人名利及其分享成为社会网络建构的方式与运作的方向.而这些特征将会导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不同类型的社会交换,并产生出积极的关系策略.     

《管子》“道”的思想刍议

《管子》和《老子》虽同属道家,但《管子》以气释道,道气同质,其哲学思想与《老子》同中有异,由此决定了其政治理论与《老子》有相同的地方,更有不同的地方。从思想史发展的角度看,《管子》以"贤臣"承"圣君","君-臣-民"三分的政治理论实际上是对《老子》"圣-民"两分的政治理念的发展。     

后危机时代中国煤炭产业需处理好的五个关系

进入后危机时代和后改革时代,煤炭产业面临新的发展环境。当前中国煤炭产业面临的四大形势是:产能过剩势头显现,煤炭需求依然旺盛,国家整合力度加大和民企呈现联合趋势。中国煤炭产业保持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必须需要处理好五个关系:在煤炭产业内部,处理好煤炭开采、销售与深加工、精加工的关系;在煤炭产业外部,处理好煤炭产业与其它产业的关系;在产业规模方面,处理好"大与小"、"民与国"的关系;在利益分配方面,处理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投资者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在发展目的方面,处理好煤炭产业发展与以人为本的关系。     

论柳宗元民本思想的现实意义

柳宗元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儒家的民本思想,他提出的"受命于生人之意"、"吏为民役"、"民利"与"民自利"、"官为民役"与"民可黜罚"等民本思想,在当今社会依然闪烁着思想的光芒。     

堕民的起源与形成考辨

长期以来,关于堕民的起源众说纷纭。笔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重新解读文献记载,提出自己的观点:堕民的起源与于越族有着文化上的渊源关系;他们原以巫业为生,沦为贱民有一个过程。宋后堕民的社会地位边缘化,明代被地方政府贬入丐籍而正式沦为贱民,而"门眷"特权的形成则标志着堕民阶层的稳固。     

称情立文执中为礼:吕坤礼学思想述论

吕坤是晚明重要的思想家和礼学家.他的礼学以"真情"、"自然"为核心,折中古今,调和繁简,所撰礼仪贴近普通民众,具有"庶民化"的特征.吕坤还特别强调礼与"中"道之间的必然联系.吕坤所谓的自然、真情之礼就是符合中道之礼,中道也是规范人处世行事的标尺.吕坤的礼学思想与他的特立独行的治学精神、治世重民的实学思想密切相关.吕坤礼学思想成为他整个思想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精彩篇章.     

分税制、政府博弈与制度创新——一个佃农理论的分析框架

通过把在分税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制度供求博弈关系转换为佃农理论中的土地所有者与土地承租者之间的租金分成契约关系,并在过去研究制度变迁范式的基础上,提出"地方政府主导型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谈判博弈理论模型,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租金分成博弈过程中向市场体制的渐进性过渡。尤其是,分税制激励利益独立且追求剩余租金最大化的地方政府化解外生性交易成本与内生性交易成本之间的冲突,从而自发地主导这场规模空前巨大的制度转轨。     

宋代地方官与民众——以真德秀为中心

首先定义"谕俗文"并详细解说其内容及构成。其次,以真德秀的"谕俗文"为核心,探讨宋代地方官如何治理地方上存在的诸如诉讼多发等严重问题,揭示"谕俗文"在劝导民众向善方面的重要作用,提出地方官成功治理民众的关键在于笼络介于民众与地方官之间的士人、僧道及父老,从而在地方上形成了以个人为起点,向家族、宗族、乡党、县呈同心圆般扩大的社会统治秩序。最后,从地方官以诚待民的心态中,揭示了民众具有主体性的时代特征。     

村民自治的转型动力与治理机制——以成都“村民议事会”为例

村民自治嵌入在国家治理结构中,并适应着国家治理的转型。税费改革以前,村民自治具有突出选举的实践倾向,承载着基层政治民主化的期许。面对税费改革以来村民自治陷入的困境,四川省成都市以"村民议事会"为核心的实践探索开辟了一条村民自治与政府治理有效结合的路径,从而推动村民自治由选举向治理的转型。基于"成都模式"的启示,地方政府应以资源输入为契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调动农民参与,实现村民自治与政府治理的共赢,这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建设的应有之义。     

“中性”:人生执着与难耐的平衡——顾维钧立人立业准则解析

顾维钧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国际政治家和外交家,其在民国政象剧变的大舞台上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中性"或"超然"的政治形象,或游离于"党派"之外,或介于"有党"与"无党"之间,实际上他在政治理念上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中西方两种异质文化的接触与冲突在顾维钧身上留下了双向的时代印痕,两套截然不同的价值标准、行为规范同时并存于一体,其思想、信仰、个性扑朔迷离,难以把握。     

在复古与学西之间——论冯桂芬的行政改革思想

从清中期开始,随着盛世的过去,原本隐而不彰的朝廷弊政显山露水,比比皆是,而由此引发的前所未有的严重内忧外患更将清政府百弊丛生的行政体制暴露无遗,于是行政改革问题成为当时士人切讥时政的锋芒所向。冯桂芬是晚清较早指摘现行行政体制弊端并提出改革方案的思想家。他认为清朝的行政体制"人无弃材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因而他的改革设想也是据此展开,其中有的来自历史经验,有的出于其创见,有的取法西学,是将他所谓的"杂家"、"私臆"、"夷说"融会贯通而成的。冯桂芬的行政思想和主张切中时弊,颇具针对性和实用性,其中不少都在清末新政时期的行政改革中得到了落实。     

明末中原地区寨堡述论

明末战乱期间,中原各地曾有大量的寨堡修筑。这些寨堡可以根据政治倾向分为绅士寨堡和土寨两种类型。前者主要是地方绅士凭借其雄厚的财力独力修筑而成,很少借助村社力量,这反映出绅民关系的疏离。后者则为"土寇"所主导,为数众多。两类寨堡之间存在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土寨最终取代绅士寨堡,在中原地区确立了血腥的土寨秩序。土寨秩序的形成同样可以归因于绅民关系的疏离。明末中原寨堡是地方社会权力结构和社会关系演变的结果,是我们理解明清中原社会的一个难得的视角。     

从“不尚贤”到“无不治”——《老子》第三章新解

研究《老子》通行本第三章对掌握老子政治思想及其圣人观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常使民无知无欲"可说是全章的中心句,它揭示了"圣人之治"的核心。该章阐述"圣人之治",始于"不尚贤",终于"无不治"。"不尚贤"与使民无知有关,"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与使民无欲有关。圣人之治除了有"虚其心"、"弱其志"的一面外,还有"实其腹"、"强其骨"的另一面。老子所谓使民无知、无欲可说是圣人以其愚而使民愚,而这与让民众保持在素朴状态中有关系。他主张用"为无为"这种积极的"无为"来实现"无不治"的目标,即圣人以其"治己"而使民众普遍"治己"。     

《三国演义》与儒家的治国理想

《三国演义》在刘备集团中寄托了人们的治国理想,这一理想与儒家学者所设计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有所不同。《三国演义》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君臣关系、君民关系,即君臣之间"同休戚,共祸福",君民之间"秋毫无犯"。在"忠"与"义"的关系上,《三国演义》的评价标准是双重的、不确定的,带有乱世的某些特点。在三国争雄的过程中,刘备集团一直势力最弱,其重要原因在于刘备集团以"仁"为本的政治理想与残酷的政治现实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现状及其成因浅析

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从目前情况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新理念多,实质性举措较少.就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来看,由于压力型体制的权力制约、利益来源的上级依赖,如果中央要实际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广大民众的支持下,地方官员也很难形成阻力,加上表现政绩的群体追随效应,地方官员反而更会在实践中创新改革方式,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际上,中央在政治体制上也作了一些实际工作:如在全国范围内乡镇长和乡镇党委书记的选举方式改革不断涌现;直选地方党代会代表和党代会常任制的试验继续推进;公推公选县长及地方政府官员的实践探索已经开题;区县人大代表群体竞选现象开始显现.政治体制改革有了一些进步.但目前的改革步伐较慢:一是基层民主政治改革试点经验尚有未被中央逐步规范和推广的趋势;二是"人走政息"现象较为普遍;三是"民荐候选人"和"自荐竞选者"的活动受到一定限制;四是缺乏明晰的政治体制改革"时间表"和"路线图".现阶段,中国改革最高决策层以巩固政权为依归,以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紧迫需求来决定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着力点放在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上,并将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寓于构建和谐社会之中.     

地方教育制度创新的困境及其化解

作为推动制度创新的主体,地方政府是教育制度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中央安排的重大改革试点工作,使得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地方教育制度创新正在进入一个活跃期。与此同时,地方教育改革创新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阻力和困难,如改革的共识尚未形成、"政府责任市场化"、将"治理问题体制化"等。地方教育制度创新须重点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行政标准与教育标准等关系,突破体制机制障碍,推动教育制度的综合改革。     

从强制许可到条件许可——当代中国城市户口迁移许可制变迁分析

经济改革前后,中国城市户口迁移许可制呈现不同的形态与模式:经济改革前,中国城市户口迁移许可制是一种强制许可的模式,改革后,该模式逐渐演变为条件许可制。在城市户口迁移强制许可制下,许可条件是正式劳动关系;许可方式是中央政府主导的、以指标为中心的行政审批;许可结构是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单位—个人"组成的四级单向度模式。在城市户口迁移条件许可制下,许可条件具有市场交易性;许可方式是地方政府主导的、以政策为中心的行政审批;许可结构是由"地方政府—企业—个人"组成的三级相互反馈的结构模式。城市户口强制许可制形成的历史与逻辑根源在于全能主义模式下,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能量输入与能量输出过程所产生的制度需求;城市户口迁移从强制许可到条件许可的原因在于组合主义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新型结构关系的出现与发展。     

“国进民退”之争:一个初步的述评

"国进民退"之争实际上是2004-2006年由国企产权改革引发的有关改革方向是不是搞错了的第三次改革论争的延续,涉及对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理解,核心是市场经济下国有经济的定位和边界问题。近些年来在国有经济战略重组及国企改革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问题上一定意义上存在的停顿和反复,加上为应对金融危机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加强,使得"国进民退"现象频频发生。相信只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坚持国有经济战略重组及国企改革,坚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坚持推进国有垄断行业的改革,坚持加快政府职能转换,危机过后,"国进民退"现象就会受到遏止而不会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