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章句集注》表述“程子曰”的四种变例

《四书章句集注》既有常例,又有变例。如果说“程子曰”是常例,那它有四种变例：一是见于《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的两例“子程子曰”,既具有等值《读论语孟子法》的“读法”含义,更具有独尊二程理学的“道统”含义;二是见于《大学章句》的一例“程子云”,意在表明存疑地采借程子之言;三是见于《论语集注》的三例“程子曰〇程子曰”,以〇为标识,试图将句解、章指这两个不同层次的注文区别开来;四是见于《孟子集注》的两例“程子又曰”,旨在提示前文由两人之言组成,其中一位必是程子。从《四书章句集注》表述“程子曰”的这四种变例看,体例问题是朱子四书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四书章句集注》洋溢着多维意蕴的学术精神

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洋溢着多维意蕴的学术精神.学术文化化民易俗是<四书章句集注>促进社会文治与民众心智的基本之功;新的时代经学开新是<四书章句集注>适应时代需求革新经学传统的学术自觉;经学大宗创设典范是<四书章句集注>生发学术示教影响的高卓源泉.朱子开新经学的学术风范及其<四书章句集注>是后世中国学问主体学习的永远楷模.     

宋代理学的逻辑——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考察文本

<四书集注>是宋代理学学术的重要载体,朱熹为此几乎付出了一生的工夫.<四书集注>表明,朱熹通过发现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这一关键论述的深刻涵义,证明了创建宋代理学的首功者当属二程(程颢、程颐),从而揭示了宋代理学成立的历史逻辑.同时,朱熹还从孟子的性善论演绎出四端皆善的命题.这个命题是宋代理学的一个元命题.围绕这一命题,宋代理学建立起了它的伦理逻辑系统.     

“称雄科场”抑或“强学待问”?——以《四书疑节》为中心论元代四书“科举”与“研究”的一体化

元代四书"科举之学"颇为独特,它在服务科考的同时还具有"研究之学"的特质,《四书疑节》即充分显示了这一特性。该书以流行的"经疑"形式,围绕《四书集注》辨异析同,解疑释惑,体现出程序化、重复性、集中性等"经疑"科举的共性。然该书还洋溢着"如老吏断案"、"卞是非如数黒白"的"研究之学"特质,时有对朱子学的创新"越轨"之举,显示了经义与理学、《易》与《四书》、民间学术及个人修身与国家教化的同步,深化了四书学与理学关系,对今人把握科举与学术的关联具有一定的意义。     

郑玄《毛诗传笺》对《毛传》的修正和超越

郑玄笺注《毛诗》多有新意,主要体现在：《毛诗序》往往注重揭橥《诗》篇的大义和本事,而郑玄《诗谱》则更多说明所论诗歌得以产生的地理环境、风俗、时代政治背景及其诗体之正变;《郑笺》对《毛诗小序》之释“兴”多有修正和丰富;《毛传》不涉谶纬,而《郑笺》则多引谶纬说《诗》。此种情形,与东汉崇尚博学旁通的学术思想环境有关,更是郑玄本人经学思想之混同古今、兼采谶纬而博通旁融的特色所致。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集注之羽翼：刘绍攽《四书凝道录》的学术旨趣及其思想史意义

刘绍攽不仅是清代朱子学领袖李光地的再传弟子,亦是乾嘉时期汉学日炽、宋学渐微之时为数不多的以朱子学自居的学者之一。他倾心撰述的《四书凝道录》以抉发朱注本旨和重塑朱子权威为诉求,以扩俗学之拘墟,辟杂统之糟粕,校汉宋之得失为进路,呈现出推阐朱注、折中百家、批判阳明和不废训诂的学术特质,相应地涵具丰富而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挺立和维系朱子学的权威,延缓宋学的衰落速度;二是以个案的形式昭示着张载关学并非铁板一块的不重训诂,提醒我们注意普遍之下的个别;三是见证和助推清代中叶四书学研究向“义理纯粹、考证精密、内容切实”转变。     

论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之关系——以朱子对《四书》的解释为中心

在中国经典解释传统中,经典文本与解经者的哲学建构之间,存在着既不能分割,而又互为紧张的关系。两者之所以不可分割,是因为中国哲学家常常首先是哲学史家,他们经由古圣先贤及其经典的召唤,而浸润在古典的精神世界之中,他们“回顾性地”为经典作注解,正是他们“展望性的”哲学建构工作的起点。但是,经典文本与解经者之间,又有其紧张性,因为中国哲学家(如本文所研究的朱子)常常抱着他们自己的哲学问题进入经典,以自己的思想叩撞经典作者的心灵,因此,某种“解释的张力”终难以避免。我们可以从孟子学汲取化解两者间张力的方法论灵感:一是尚友古人,与古人对话,进入古人的心魂,这是“对话的”经典诠释法;二是进入古人的时空情境,在古人的脉络中温故而知新,这是“历史的”解释方法。两者交互应用,庶几在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之间获致动态的平衡。     

论《毛诗》之《序》《传》《笺》与荀子之关系

在现有文献条件下,难以断言《毛诗》是否传自荀子,但可对比二者之异同：《大序》“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诗学观与荀子相通。《小序》探索诗的创作背景及反映的历史事件,与荀子借重《诗经》、强化己说不同;不过,《小序》解诗重教化与荀子的诗学精神一脉相通。《毛传》《郑笺》解诗与荀子或通或异。     

《文选》辞藻类纂之书的学术价值

《文选》辞藻类纂之书堪称"选学"奇葩,有着不容忽视的学术研究价值:分类汇纂《文选》选文辞藻,成为后代文人造语之资;所录辞藻之下引用的注释,保留着古注(如五臣注)的真相;而大量粘结呈现的二言三言片语,反映了汉语"缩略"构词的语言事实和新词的组构规律。     

简朝亮《论语集注补正述疏》的特色

简朝亮的《论语集注补正述疏》以洽于经义为旨归,折衷汉宋精粹,不但补朱注之略,而且正朱注之讹谬,所作述疏深入浅出,解读翔实,代表了清季及民国初年《论语》研究的最高水平,具有重要的数据价值,在《论语》学史上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论王先谦《骈文类纂》的科举教育探索

《骈文类纂》在晚清科举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选本刊刻成书于光绪二十七年七月清政府宣布废除八股制艺之时。王先谦选编《骈文类纂》反思以“古文为时文”给士人带来的思想僵化,提倡以科举策论代替八股制艺。《骈文类纂》指导士人通过广泛涉猎经、史、诸子以开阔视野,提高科举策论水平。王先谦突出选本教育的功能,把守身持正、勤俭养德的思想渗透骈文,倡导士人读书的非功利性。王先谦从自身经验出发,通过科举教育探索,在书院体制下进行选本思想渗透,解决了传统教育与科举制度捆绑问题,从而实现了教育的真正目的。在晚清科举制存废问题上下举棋不定的情况下,王先谦的教育探索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论李贽《四书评》的文学化批评倾向

与正统经学家对《四书》的注疏不同,李贽的《四书评》整体上呈现文学化批评的倾向。“去经典”的经典态度意味着李贽从新的角度对儒学经典作出自己的解释。托经抒意的批评旨趣激活了文学批评主体的参与性和创造性,其突出表现为批评者对原创文本的改订。文学化批评的倾向主要体现为:突出批评主体的精神体验;关注行文(叙事)技巧和人物;注重文学的审美鉴赏性质。     

政治实践是评述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准——《李德裕文集校笺》新版订补概述

《李德裕文集校笺》新版问世。在此次新版修订中,我们仍然沿袭初版原则,把治国之策及其政治实践作为评述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标准,突出李德裕的政治事功及其历史地位。历史人物及其撰写的历史文本在特殊时代有其特殊意义。对李德裕文集的校笺涉及对于牛李党争以及作为当权理国宰相的评价问题。     

创新与“还原”——读《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笺说》

在迫切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文艺学的语境下,关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问题”成为近几年来学术界一直关注的热点。其中,中国传统文论在当下的学科建设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能够扮演什么角色与怎样扮演角色等在学术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经过一番有效的争论,对于为什么转型、能否转型所作的肯定性选择已基本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如何转型的问题却众说纷纭。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参与者的争论大多局限在学理层面上作形而上学的分析,具体的实证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而新近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笺说》一书可以说是在文论转型的…     

论黄节古诗注的突破——以《汉魏乐府风笺》为例

黄节对先秦和汉魏六朝诗歌有颇多精当见解,以《汉魏乐府风笺》为例,可以看出黄先生对古诗注有许多突破。由于文学史观的引入及重视发掘诗歌的美学特征,其注开启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思路。     

《四书》学的忧乐情怀与宋儒的内圣之道

以人文关怀、人生意义为出发点的中国哲学,既呈现出忧患意识,又包含有乐感精神,其实应该用"忧乐圆融"来概括。宋代士大夫在推动儒家哲学化的内圣外王之道建构过程中,其出发点就是一种兼容忧乐的情怀。宋代士大夫既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同时又追求"孔颜乐处"的超然境界。宋儒通过挖掘《四书》中的忧乐情怀,找到了儒学及中国哲学的深层精神。他们还进一步对《四书》作出创造性的诠释,将《周易》的宇宙哲学与《四书》人格哲学结合起来,建构出一种超越精神的内圣之道和天人一体的性理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