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的名人文化、“粉丝”消费与情感劳动——我国网红现象研究的三重议题

网红即网络红人，这一群体是由市场经济与互联网媒体共同催生的产物。网红的出现见证了我国名人文化的市场化和媒介化变迁，在线“圈粉”的逻辑一方面让新媒体变成了制造名人的数字化机器，另一方面也使得网红的“非法兴起”问题愈益突出。另外，作为新名人的网红还引发了“粉丝”消费的转向，“粉丝”不仅能透过网红去消费真实，更能在此过程中凭借对新媒体的运用而将自己塑造成网红。成为网红也意味着要付出相应的情感劳动，这种劳动将网红的情绪与身体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商品化处理，从而满足“粉丝”与资本的双重需求。不过，并非所有网红的情感劳动都会被资本收编和异化，比如我国正在崛起的主流网红，就构成了传播正能量的网络治理主体。现阶段，我们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导向，大力推动我国网络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发挥网红在促进网络社会治理精细化和专业化层面上的积极作用。     

网红现象的生成逻辑及其引导

以青年为主体的网红,因其另类特质已经演变为青少年娱乐审美的新趋势、梦想实现的新路径和社会资本关注的新焦点。在网红现象生成的过程中,信息技术升级是基础条件,利益回报预期是内在动力,大众文化消费是现实土壤,媒介把关弱化是失序的重要原因。寻求有力的调控引导策略,要强化阶层利益协调,优化社会阶层结构;强化行业制度规引,优化网络治理环境;强化媒介社会责任,优化舆论引导模式;强化网络公民意识,优化网民行为模式,以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生态氛围。     

网络参与与政府治理角色变迁之反思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作为新媒体的网络已经越来越多地影响了公民参与的水平和参与方式,给公民提供了新的参与渠道与平台;同时,网络提升了公民参与率和参与效果.此外,网络参与还迫使政府提升治理能力,对政府治理尤其是地方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为了应对挑战,政府的角色发生了转变:政府由控制者转变为议程的安排者;政府官员由管理者转变为协调者、仲裁者与冲突的解决者;政府由效率型政府向责任型政府、平民化政府角色等的转变.此外,本文也反思了网络参与所带来的"网络扰政""网络话语权的控制",甚至"网络暴政";政府与公民之间需要确立的是协作与信任关系,通过新形式的公共参与建立起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有效机制.     

别让“红白经济“成了“助贪器“

借助婚丧嫁娶这样的红白喜事,大肆操办,大肆搞钱,不光使其红白之事办得声势浩大,名震四 方,而操办者也在红白之事的推动下包满腰肥了. "红白经济"既是某些官员发财致富的最佳载体,更是其廉变贪的"助推器",在"红白经济"的作用下,常常会使廉者变贪,贪者更贪.     

约翰·马克斯维尔·库切后现代创作策略刍议

本文对库切在国内外批评界所引起的喝彩与争议进行了梳理与分析,指出库切在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的对他者"他性"的关注是造成其作品争议的焦点所在。库切使文本与他者的关系不拘泥于所谓的历史真实,并始终在创作中坚持文学应以体现"他性"为前提,后结构主义看似绝对的怀疑论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恰恰反映了人们对传统伦理观的坚守,因此,库切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对他者"他性"的关注,在实质上拓展了主体对自我理解的深度与广度。     

我国网络反腐的图景、类型与趋势——基于50个案例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网络反腐成为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创新模式。网络反腐案例呈逐年上升趋势,中东部地区案例数量多于西部。生活作风问题是网络反腐曝光最多的腐败现象,涉案官员中处级干部最多,有关部门对涉案官员的处理较为迅速。当前,网络反腐存在"曝光型"、"声援型"、"运动型"和"上书型"等四种类型。网络反腐十年的发展体现了理性化、实名化与协同化的趋势。     

网感:网剧的核心要素及其特性

基于庞大的收视群体和便捷的网络通道,网剧量价齐升、爆款频现的发展态势尤为引人瞩目。在网剧自我进化的进程中,"网感"日益成为网剧的标配。作为网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网感是对网生代受众审美旨趣和文化消费的匹配乃至因应,网剧的创构和编播都与网感提升须臾相关。提升网剧作品的艺术审美特性和思想深度,将涵于内的"道"完美结合与形于外的"术",是网剧网感下一步的发展趋势所向。     

低俗网红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的消极影响及其应对策略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应用，网络信息交流日渐成为公众了解社会、获取信息和交流沟通的重要方式，网络信息传递为我们的工作、生活带来了便利，同时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自媒体是基于互联网应用技术衍生而来，简单来说，自媒体就是互联网用户自我创制一些大众喜闻乐见的互联网产品的统称。为此走红的“网红”更多地进入大众视野。虽然“网红”出现的时间非常短暂，但是其发展速度以及被群众关注的程度，却是其他互联网产品难以比拟的。大学生作为互联网技术应用的主要人群，处在互联网信息接收的最前沿，已经成为受“网红”影响的主要对象。但是，“网红”作为一种互联网衍生而来的新产物，其所涵盖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世界观却是良莠不齐，低俗网红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造成了诸多消极影响。所以在大学教学中，要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以正确的行为榜样来提高大学生的思想认识，让大学生能够自觉地抵制某些“网红”消极、低级的价值取向，有效地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本文就低俗网红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的消极影响展开分析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何解决“网红”带来消极影响的相关措施。^[1]     

网红直播带货的伦理审视

随着网络直播的兴起和网红经济的发展,"网红直播带货"成为一种新的重要营销方式,它不仅能满足人们个性化的物质需求,而且能满足个体的社交化情感诉求,但其中所潜藏的诚信缺失和个体消费成瘾等伦理失范问题较为突出。加强个人义利观教育、完善社会诚信监督机制,丰盈个体精神生活、净化社会消费风气,则是解决这些伦理问题的可行性路径。     

城市文化软实力构建的“网都”范式

当前全球数字网络化的发展浪潮和历史背景下,"网都"型文化中心城市建设成为转变城市文化发展方式、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新的战略路径和城市设计愿景。城市发展的"网都"形态具有多元文化范式,要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和文化基础,推进网络媒介城市(media city)、网络文化产业高地、网络文化名城、互联网总部基地、文化科技融合的创新引领中心、网络文化宜居之都、互联网枢纽城市等不同类型的"网都"建设。不同的网都范型(paradigm)关切到城市文化软实力的不同层面,存在着从硬文化实力向软文化实力的渐变和过渡谱系;既可以单独构建特色网络文化城市的核心性格与差异化竞争力,也可以综合构建城市文化软实力的体系化架构。     

社会网络对公共医疗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以江苏为例

公立医院资源配置效率是公共医疗资源非均衡治理研究的焦点问题。基于社会网络理论,探讨公立医院资源配置的利益格局和社会网络环境,运用Malmquist指数法测度江苏公立医院资源配置效率,并实证检验网络中心性、网络密度和网络结构洞对江苏公立医院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江苏公立医院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和区域性特征,网络中心性、网络密度和网络结构洞都对公立医院资源配置效率有着显著影响,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的网络关系影响表明公立医院资源配置存在地区"马太效应"和"空心化"问题,抑制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建议从建立网络互惠性的双向机制、加强医师共享制度的队伍建设和强化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导向等方面来提升公立医院资源配置效率。     

“网红”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研究

网红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而不断蓬勃发展，其影响范围也日益增大。大学生群体作为"网红"的重要追随者与支持者，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都向"网红"靠拢，同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众多方面也受到"网红"的影响。文章通过问卷调查得出"网红"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具有正反两面性，其积极影响表现在提升教育内容的丰富性、促进教育方式的灵活性、助力教育载体的现代性、增加教育环境的多维性；消极作用体现在消解思政课育人话语效力、浊化思政课教育环境、弱化思政课教育效果三方面。应采取措施消除其消极影响，同时，要加强对正能量"网红"的宣传力度，不断提升其教育价值。     

论我国网络问责中官员权利的保障

保障官员在网络问责中的权利是促进网络问责发展的必要条件。由于法理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在我国网络问责的现实中比较严重地存在着对官员权利的侵害。要充分保障我国网络问责中官员的权利,就必须明确界定公民网络问责的权利边界,并将网络问责内容和官员承担的责任相联系,同时还要加强被问责官员的权利救济。     

明代吏员选官者的居官表现

胥吏往往作为负面形象出现在历史文献中,被称为"猾吏"、"奸胥"和"衙蠹"等,我们在一边倒式的语汇中,还是能发现不少吏员具有正常的人格特质,只是由于主流意识中轻吏、贱吏心态的存在,以及话语权为上层官绅所掌握,使我们难以得知吏员真实的道德水平和在行政事务中所起到的正面作用。通过考察吏员出身者的居官表现,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吏员的道德意识、行政能力,也能看出吏员出身的官员是否具有真才实干,与科举出身的官员相比有无明显差异。在明朝初期,吏员选官是朝廷人才选拔的重要途径,不少吏员出身者官至六部尚书,此后,吏员任官一途受到抑制,朝廷规定吏员出身者不得任御史和府州正印官,在考核和褒奖时也明显向进士出身的官员倾斜,大有只问出身不论才干之势,显而易见,吏员出身者在选官过程中遭遇到"出身歧视"。事实上,明代吏员出身的官员中有良有莠,其中不少人政绩彰显,操守谨饬,也不乏文化素养较高者,吏员的生活经历并不必然造就刻薄威严的所谓职业特性,他们与进士、举贡出身者的历官表现并无天壤之别,可知今人所获知的"奸胥猾吏"形象有欠周全,明人对吏员选官者的歧视也有违广开人才任用途径的基本认知。     

楚国“沈尹”考

沈尹作为楚国官制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职官,其究竟为何官职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前辈学者对此有两种看法:一是将沈尹作为楚国的地方官长;二是将其当做姓氏。两说均存在一定问题。包山楚简中有"■尹"即文献中习见的"沈尹",作为官职微小的内侍官员可以将中军,这是当时楚王权力强大的一个表现。     

明代天津地区的河南籍官员

明代天津地区河南籍官员的表现,是明代全部河南籍官员表现的缩影,明代天津地区河南籍官员在从政中的种种贡献和亮点,是唐宋以前河南地区从政者较多自觉奉行仁政观念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另外,也再一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其时河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总体发展仍保持着相当高的水平.然而,河南地处内陆,在得知国外信息、传入国外事物上有其相对不便之处,从而限制了其时河南出身者的眼界.     

网络监督的法律保护

网络监督实质是公民监督,也是舆论监督,监督的客体是国家机关及官员行为的合法性.要从法律上规范、保护网络监督,应制定网络监督的法律程序,让网络监督具有可操作性;建立网络监督与专门监督相结合的制度,树立其权威性;加强政府合法性和权威性渊源教育,让官员认同"应该被监督";对网络监督进行引导,提高网民监督的意识和水平.     

网红文化影响下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与应对

网红文化是伴随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而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青年是网红文化的主要生产者和传播者，网红文化形塑着青年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基于人工智能和算法推荐之上的网红文化影响着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成效，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供给短缺、价值认同解构、话语权削弱以及思想政治教育者角色担当模糊等问题的出现。对此，必须关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背景信息”，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网红话语形态，赋予网红文化主流价值导向，推进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表达形式多样化。     

社区工作中的社会支持网络构建及其意义

作为社会工作三大方法之一的社区工作 ,在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区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社区工作中构建和运用社会支持网络 ,是发挥和提升社区工作调动社区资源、协调社会关系功能的有力措施。社会支持网络有其特定的结构和互助互济功能 ,对于社会弱势群体问题的解决 ,对于专业性社区工作的发展 ,都具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集体行为视野下的网络走红现象探析

"走红现象"是网络社会蓬勃兴起的一个独特景观,是一种以红人、推手与哄客为主要行动者、基于网络社交媒体而兴起的、就某一话题或行为而展开的群体互动行为,其显著特征是非政治化、非直接利益关联、去组织化和无明确身份边界,因此更多是一种文化层面上的网络集体行为。影响网络走红的框架建构及其舆论生成的主要机制是社交媒体牵制下的舆论生态结构和情绪渲染为主的网络扩散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