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建制前绥宁地区抗日运动发展及特点

历史上的绥宁是东北北部为中心的密山、东宁、穆棱、勃利等地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联统一建制前,中共在这一地区组织了相当规模的抗日武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研究这一特定时期、特定地区抗日运动的发展演变及特点,对于进一步探讨早期抗日运动全貌具有重要意义。     

广西第一个共产党支部为何在梧州建立?

1925年11月,在中共两广区委直接领导下,广西梧州建立了中共梧州支部。这个时候,南宁、柳州、桂林与广西其他地方均未建立中共组织,中共梧州支部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广西建立的第一个支部。广西第一个中共支部,为何在梧州建立?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梧州靠近当时的全国革命中心广州,位置十分重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广州成了全国革命的中心。中共两广区委在广州具体领导广东、广西、福建西南部以及南洋地区华侨的革命工作。1925年初,中共两广区委根据中共“四大”的决定和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着手准备在梧州发展党的组织。梧州,是广西东边的重镇,两广交通要冲,离广州很近,交通便利。梧州的居民大部分是从广东迁来的,梧州跟广东的关系甚为密切。当时新桂系刚统一广西,表示愿意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这就为中共两广区委派党团员(多是广东人)来梧州发展党、团组织提供了方便的条件。梧州又是浔、桂两江交汇处,是广西水上交通咽喉。所以,中共两     

清代天山南路地区的刑案现场勘验人员

清代天山南路地区刑案发生后,南路各城官衙通常会按照规定,如法勘验现场。从文献记载来看,天山南路地区负责现场勘验的多是印房处、粮饷局和回务处的官员。南路各城官衙机构属员设置中没有刑书、仵作,但是一些档案材料中却出现有营仵、刑仵等,他们应是现场勘验工作的实际承担者。法医学著作《洗冤录》被运用到天山南路司法实践中,成为各城官员进行勘验现场的重要依据。     

解码深圳大革命时期的关键人物:郑奭南

郑奭南是深圳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毕业于复旦大学教育系,是中共宝安县党组织创始人之一,曾任宝安县第一任县委书记。1924年至1928年期间,他与黄学增、龙乃武等人在宝安地区开展农民运动,得到农民的热烈拥护,为深圳早期党组织的蓬勃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同时领导了宝安工农革命军的第一次暴动,却在中共宝安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之后不久调离宝安,与组织失去联系,是深圳大革命时期的关键而又神秘的人物。     

普宁抗日救亡运动三年

(一)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发布“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接着,爆发“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各地纷纷响应,广东省汕头市爱国学生也组织游行示威,全国抗日爱国运动开始了新的高涨。随着这种斗争形势的发展,在驻香港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一九三七年三月,成立了潮梅地区党的领导机关——中共韩江工作委员会。同年六月成立中共普宁     

滇南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及其影响

滇南抗战坚持五年之久，最终取得了拒敌于国门之外的胜利。滇南战场虽是以国军为主力，但中国共产党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多次派人进入滇南，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并在滇南个旧等地建立了地方组织，建立抗日游击武装。共产党人朱家璧，在滇南抗战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和影响下，滇南地区各族群众、各界爱国人士积极参与了抗战，李公朴到滇南进行了积极活动，他们都为滇南抗战作出了贡献。     

百年党史视野中“组织力”概念的历史嬗变与时代意蕴

“组织力”概念的生成和变迁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形态变迁全过程,也与中国共产党承担的执政使命和自身组织特质密不可分。中共建党百余年以来,在不同历史境遇和时空语境下,“组织力”显然有着不同的话语内涵和指涉对象。在民主革命时期,因在使用主体上的差异,中共分别在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劳动平民、军队士兵等不同层面使用“组织力”概念。新时期以来,随着历史方位和中共执政环境产生的新挑战,中共话语中的“组织力”在词义上产生了转向,突出强调了保持和提高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的命题,“组织力”成为党的组织建设特别是基层组织建设的一个特定范畴。作为一个富有理论生命力的概念,“组织力”概念的变迁经历了自革命时期的高频出场到建设时期的适度聚焦再到新时代的话语勃兴,新时代背景下,基层组织建设的新实践为“组织力”概念的发展提供了新契机。     

近代上海苏北人无法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倚重力量吗?——兼与《上海罢工》作者裴宜礼商榷

美国学者裴宜礼在其《上海罢工》一书中认为:来自苏北及以北地区的半技术和非技术劳工,罢工次数多但无效,主要靠乡情、性别、行会、帮会来加强团结,中共无法影响他们;有技术的南方工匠,罢工次数少但有效,其组织形式与中共相似,有政治诉求,易于接受共产党动员。但该结论无法解释上海苏北人在1925—1949年工人罢工斗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海外学者立足于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忽视中共对苏北苦力的团结、教育和组织作用,且掌握的史料不够全面,为了自圆其说,只挑选对其立论有利的史料,未能整体把握中国革命的内在规律,其研究结论存在诸多值得商榷之处。     

试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的狱中斗争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与实行亲苏政策的新疆主政者盛世才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批中共党人应邀赴新工作。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党人遵守"三不"原则:不公开党员身份、不发展党的组织、不宣传共产主义。然而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剧变,1940年代初盛世才转而投靠国民政府,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盛世才将在新的中共党人投入监狱,"三不"原则已不适用。在狱中,中共党人相继建立党小组、党支部等党的组织。在狱中党组织的领导下,通过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斗争,在新狱中中共党人取得最终胜利,集体返回延安。     

理论·实践·探索——1920年代中共宝安县党组织的建立与活动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就敏锐地注意到组织问题的迫切性,逐步创建多层级架构,扩大组织规模。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框架下,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借助农民运动由上而下渗透到县级。广东省是这一阶段中共最重要的工作区域之一。宝安县有革命传统,也有孕育新兴革命力量的现实需要,党支部在吸收党员、政治训练、组织建设和指导农民进行经济革命等各方面的探索,为中共基层组织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从区委到省委:中共地方一级组织体系演变考论(1921-1927)

中共一大前，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中央局与各地党小组。一大后，中共逐步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地方组织体系，以区委统辖地委、部委、支部、小组等各级组织。五大后，省委则成为中共在地方的一级管理机构，下设县委、市委等各级党组织。组织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既与中国共产党组织规模扩大直接相关，也是中共对于建立适合于革命要求的严密性组织的探索。从借用外来概念到依托固有行政区划，中国共产党组织不断进行调整，从而适应革命发展需要。     

中共“一大”并未采用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特有的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至今仍坚定地视其为根本的 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历来的党史和党建著作或认定或回避中共从“一大”开始就采用了民主集中 制。本文以史实为依据，经多侧面辨析考证证实：中共“一大”并未采用民主集中制。     

南路革命精神在粤西红色乡村传承的研究 ——基于风朗村的调研

南路革命精神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精神财富之一。通过对湛江市遂溪县风朗村的调查,了解到南路革命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中存在理解狭隘,宣传方式创新度不够,基层组织及社会关注度低等问题,提出进一步强化基层党组织的责任意识,将南路革命精神融入红色乡村的新农村建设中,地方政府要支持红色文化乡土人才的培育体系的对策建议。     

论瞿秋白的党建观及当代意蕴

瞿秋白是中共早期党的主要领导人。在中共党的建设中,其注重哲学基础的建设,关注党的自身理论维度的建设,强调党的组织原则的建设。追忆和反思瞿秋白的党建观,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重塑和坚定党的崇高理念提供了方法论和理论视角。     

龙江工委和三肇地区群众抗日斗争

中共龙江工作委员会(也称三肇地区工作委员会),成立于1940年2月,在领导三肇地区群众抗日斗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共北满省委曾指出：“肇县委曾在群众中起着巨大的政治影响和实际作用,特别在配合游击运动方面更是起着显著的作用。”龙江工委的成立1939年初,在松花江下游的北满抗联各主力部队相继转入松嫩地区。在新的形势下,中共北满省委提出了深入敌人腹地,广泛开展平原游击战争;深入农村,积极开展地方群众工作,将抗日游击运动与民众运动配合起来,争取局部形势高涨的新方针。决定派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制度化

中共调查研究与中共对革命的认知紧密联结。由于中共对革命的认知不同,中共调查研究呈现出不同的制度化特征。中共调查研究制度化大致可以分为调查研究规范化初探、调查研究制度化探索以及调查研究制度形成三个阶段。中共调查研究制度化的历程,不仅是中共探索架起马克思主义与革命现实之间互动桥梁的过程,而且也是调查研究从部分党员个体行动自觉到组织和党员行动规范的过程,是中共在中国革命复杂性背景下,不断重塑自我,走出革命困境,实现自我成长的过程。     

中共中央长江局对中国共产党抗战形象的塑造与传播

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的关键时期。中共意识到仅有抗战行动还不够,还需在根据地以外进行自我引介,及时宣传自身的抗战主张,从而塑造和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形象。1937年12月,中共决议在武汉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专门负责宣传中共抗战的方针、政策,报道中共抗战之进程以及联络民主人士和外国友人,扩大中共在国内外的影响。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国统区通过创办《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报刊,积极组织和参与外事活动,向外界宣传中共的抗战主张。中共中央长江局为巩固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争取港澳侨胞、华人华侨及外国人士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与援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直至1938年10月,因武汉沦陷而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及时有力地塑造、传播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引领者的形象。     

大革命时期右江地区党的建设经验初探

1926年,中共党组织在右江地区建立。她不但是广西较早的党组织之一,而且也是全国所有少数民族中最早的党组织之一。右江地区是个穷乡僻壤,又是少数民族地区,中共党组织居然能在这里牢固扎根,建立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直至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党的建设经验是很值得研究的。大革命时期中共右江地区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是与武装斗争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右江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期间;第二阶段,百色起义前的准备期间;第三阶段,右江根据地土地革命的高潮期间。     

阳江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存概况

阳江地区是广东南路与珠江三角洲的交通咽喉,也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一个重要转运港,在一千多年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过程中,留下了不少相关的文化遗产,从文化遗存的历史功能看,可分为港口与贸易遗存、文化景观和海防设施遗存三大类,其中有的保护、开发科学到位,但是有一些保存一般。     

抗战时期中共精兵建设之动员与人员裁减和处置——以华北抗日根据地精兵简政期间为考察中心

精兵建设是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的重要举措之一。为了较好完成精简任务,各地大多首先进行了思想疏导与周密的组织和领导,并广泛采取了教育以及开会传达与教育讨论相结合等多种动员方式。在人员裁减与处置中,各地大多结合自身情况设定裁减标准,并力求区别对待、多元安置。历经中共努力与各地协同配合,中共精兵建设中的人员裁减与处置工作成效显著,人员与经费开支大幅减少,部队的机动性和战斗力得到加强。然该项工作也存有一定不足,主要表现在有些地区和部门或对老弱残废人员的处理过于轻率,或存在着坚持个人意见不服从组织分配的情况,或存在着情绪波动较大及不安心工作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