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赋能下“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基于苏北F县的个案研究

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既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前,自治主体的常态化缺席、两委监管的滞后、乡村认同的淡化以及行政体制的条块分割等问题制约着“三治融合”效能的整体跃升。基于苏北F县“钉治”模式的个案审视发现,技术赋能所具备的实现异地村民的“虚拟在场”、推动两委透明运转、强化村民乡村认同、整合碎片化治理资源等特质有效推动了“三治”的有机结合乃至深度融合。从“技术-制度-价值”三维视角出发,提出技术赋能“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可为路径在于：平台孵化与布局、系统性制度设计和数字理念嵌入等,旨在通过数字治理平台搭建来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乡村振兴背景下L村驻村制度的成效、问题及对策

驻村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制度创新,对农村基层治理发挥重要作用,有效推动治理体系更加合理完善。乡村振兴背景下驻村制度的成效通过五个方面得以体现,即多元主体共治、提升治理水平、实现双重目的、加强根基保障、培育内生动力,驻村制度的实施助推乡村振兴。但也要注意驻村制度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容易形成权力博弈、村干部边缘化、依赖路径,消解农村自治,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因此,要通过双轨合作治理、明晰社会角色、加强农村自治等对策,推行乡村振兴的最优路径。     

新时代农村基层治理机制的适应性变革

面向新时代,在乡村振兴战略启动下,夯实乡村治理根基,深化村民自治实践是创新基层治理的必然要求。通过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提取和凝练农村基层民主自治机制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现阶段由于村民民主认知偏差,政治参与度不高,民主治理效能不彰,农村基层面临着民主治理力量薄弱及基层组织职能有限等现实困境,应当通过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改进基层治理体制,完善治理保障制度,激发民主自治动力,从而实现基层有效治理。     

完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对策研究

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是乡村振兴其他任务得以完成的重要条件。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乡村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着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不足、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机制不完善、乡村治理效能不高等主要问题,迫切需要健全县乡村三级协同治理组织体系、探索创新自治法治德治有效实现形式、着力创造保障条件等,真正实现乡村治理“三治融合”,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社会转型时期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和乡村治理困境

乡村社会治理,实质上是以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相结合,以村民自治为核心,以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一种乡政村治的良性发展模式。但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等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严重破坏现行的乡政村治村民自治乡村治理的绩效。破解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文化,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和推动乡村社会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来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社会资本。     

乡村环境治理中党建嵌入与“治联体”自治的双向耦合

乡村环境具有天然的隐蔽性、分散性、流动性、复合性等特征,“治联体”自治是乡村生态振兴背景下基层党建嵌入乡村以整体性推进环境善治的新型治理结构。基于“价值—结构—制度”的三维分析框架,结合T村环境治理实践,揭示党建嵌入与“治联体”自治双向耦合的机理。结果表明,党建嵌入与“治联体”自治的双向耦合是一个价值互认、结构互嵌和制度互融的过程。一方面,基层党建以理念嵌入、身份嵌入、制度嵌入等方式嵌入“治联体”,在“价值认同—结构优化—制度整合”的层层递进链条下激发村民进行环境治理的行动自觉;另一方面,“治联体”的嵌入性自主,不仅使“治联体”自治以新的简约形态复归落位,也为基层党建创新提供了中间渠道和行动空间。双向耦合下的乡村环境治理,实现了局部有效和整体有效的双重提升、政治定力和社会活力的协同进阶、政治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     

协同复合治理:走出乡村治理困局

“压力型”体制使得村民自治过度地受到基层政府的控制和干预,阻碍了基层自治政治空间的拓展;“悬浮型”基层政府缺少对村民自治必要的支持和引导,无法保障村民自治的实施;同时,农村“两委”的关系矛盾也影响了村民自治的运行.要走出乡村治理的困境,提升村民自治的主体性,就必须发挥政府与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不同的优势与功能,形成政府监管与服务到位、社会组织力量广泛参与和村民自愿自觉依法自主治理的复合治理机制,尽可能地达至实现乡村社会善治的状态与格局.为此,通过体制性变革为农村自治性政治空间的拓展提供制度保障;通过乡村社会自治潜力的激发形成以村委会为核心的农村治理体系;通过确权赋权与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把农民塑造成参与乡村治理的真正主体.     

村治研究的三大范畴及其进展评析

村治研究是中国农村研究的核心.在不同时期,根据政策与实践的需要,村治研究分别形成了村民自治研究、乡村治理研究和农村社区治理研究三大范畴,“村治”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从研究目标上看,村民自治研究追求的是中国农村治理的民主化,乡村治理研究追求的是中国农村研究的本土化,农村社区治理研究追求的是城乡治理的一体化.除此之外,三者在产生时间、研究缘起和研究重点上是明显不同的.村民自治单元下沉、村庄研究回归与农民行为形态、农村社区治理的城乡关系维度构成了当前三大范畴最新的研究趋势.但是,自治单元下沉的合理性、村庄研究的深度、农民形态的准确性以及城乡关系维度的泛化,仍然是制约村治研究创新与发展的主要问题.     

村镇共治平台的塑造:四种治理模式的考察

随着农村税费制度终结以及基础服务型政府建设提速,村镇治理新机制开始生长出来,新机制要求新的治理平台产生.本文从乡镇政府、村委会和村民等几个村镇治理主体关系出发,考察村镇治理机制变革路径,并通过对四个村镇共治平台的实地调查与比较分析,认为村镇组织沿着制度滑行、制度模仿、制度拓展和制度创新等变迁路径塑造村镇共治新平台,不断回应村民的需求,在乡镇政府行使行政管理权力、村委会落实自治权力和村民实现政治、社会经济权利之间寻找到协作平台和权益实现的平衡点,官民共治是村镇有效治理的现实路径,而民主深度发展则是村镇治理机制变革的基本保证.     

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意识提升研究

乡村治理中农民是主体,农民主体性的发挥程度直接决定了乡村发展程度,决定了乡村能否真正振兴、能否真正实现现代化。目前,乡村治理中因传统治理机制、传统习俗、人口构成、城乡差距等问题导致农民在乡村治理中主体意识缺乏,参与度不高。因此,要从协调“三治”关系,完善相关制度、保障农民权利、培养中坚农民等方面入手,提升农民主体意识,为乡村治理培养内生动力。     

乡村文化治理的主体特征与模式选择——以农村移风易俗为例

移风易俗作为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抓手,是保障乡村振兴行稳致远的一场持久攻坚战。乡村风俗礼仪异化、习俗变低俗的现象,是乡村文化空间治理失灵、资本转换方式扭曲、公序良俗式微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彻底整治农村陈规陋习,需要国家、社会和市场多种主体力量的协同合作与联合行动。从村民参与性和主体力量多元性的视角,可以将乡村文化治理划分为动员型模式、自治型模式、协同型模式和整合型模式四种类型,每种模式具有不同的适用条件、适用范围和比较优势。     

村民自治何去何从——对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现状的观察和思考

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建立的以村民自治制度为基础的乡村治理秩序,由于制度缺陷和制度无效的双重制约导致了村民自治的制度失灵和乡村治理的失序,从而造成了目前农村地区的严重的治理危机.破解乡村治理难题,需要大胆解放思想,创新乡村民主的发展战略:一方面村民自治要实现从民主选举到民主治理的转型,以协商民主促进乡村治理,渐进培养起农民的公民性格和民主精神,使农村基层民主有效地运转起来;另一方面要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推进地方政府体制改革,建构一个新型的、以乡镇乃至县域自治为基础的地方治理结构,促进乡村治理走向有序和善治.     

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

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最深刻的莫过于乡村社会转变。中国乡村社会经历和正在经历着从“散”、“统”、“分”到“合”的不同社会阶段。乡土社会变迁必然伴随,并需要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变。从以“统”为特点的人民公社,到以“分”为主要特点的农村改革时期,乡村治理结构表现为“乡村政治”,即在乡一级恢复建立乡政府,在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随着市场化现代化的发展,这一治理结构应该加以创造性转换,建立“县政、乡派、村治”的治理结构,即:县具有更多的治理自主性;乡只是县政府的派出机构,专事政务和指导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主要从事村民自治工作,由此使其治理合理化。     

村民自治的生理与病理

村民自治原本是中国农村在村治变迁中的一种自组织行为选择,它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今中国乡村民主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形式,有其内在的原因和逻辑。事实上,村民自治是村民自发性的民主要求与国家有意识的推动和介入相结合的产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村民自治的制度机理有力地推动了乡村治理结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功能的运行。但是,当前村民自治中的诸多扭曲现象,也令人忧虑。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关系问题

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必要的动力和重要的支撑。变革和创新乡村治理以促进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发展,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和实际需要,科学合理地应对和协调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公共管理与村民自治、保护与发展、耕地保护与制度创新、农业与非农化、先富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问题。重视并处理好这六大重要关系问题,一方面可规避单向度发展,另一方面可避免政策与实践的二元对立,从而有效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     

论村民自治成长与乡村政治发展

:村民自治制度经过十余年的成长 ,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和许多宝贵经验。村治的成长是一个政府供给与社区内生相结合的制度变迁过程。村民自治的有序推进是乡村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直接动力 ,实现乡村政治发展必须不断完善村民自治制度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共同体重构

伴随着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农村的村庄治理共同体先后经历了家族治理共同体、单位治理共同体、自治性行政共同体等不同形态,乡村振兴将推动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乡村振兴是一个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项目链接多方资源共用的社会建设工程,势必推动村庄经济社会的开放化、多元化,不仅要求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而且决定了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是一种包容性治理共同体。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的包容性突出表现在：（1）以地方党政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治性;（2）以村级组织和村民（社员）为基础,多方力量内外联结的开放性;（3）以利益为导向,全体村民和所有相关者分享收益的共享性。推动村庄治理从封闭、单一的传统“在籍治理”转向开放、包容的新型“在地治理”势在必行。     

“组为基础,三级联动”:村民自治运行的长效机制——广东省云浮市探索的背景与价值

本文以广东省云浮市的组为基础,三级联动的探索实践为基础,从村民自治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未来走向的角度,对这一实践的价值进行探讨。这一机制解决了中国村民自治运行中的三大问题:一是通过组为基础,保障国家政策和乡村治理的落地而非悬空在村级的问题;二是通过三级联动实现了乡镇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对接而非脱节的问题;三是解决了在村民自治运行中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和群众参与管理的互动而非互斥问题。它有助于选举性民主向参与式民主深化,有助于乡村治理由政府主导向官民共治深化。     

法治视域下的乡村治理之路

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了传统的“礼”治、当代的“管”治及现代的“法”治三种治理模式.转型期的农村正处在由“管”治模式向“法”治模式转变的中间地带,非法治化治理方式的惯性严重阻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乡村治理必须以二元权力的有效衔接为基础、以村民民主参与的广度与深度为路径,以村民制度化利益表达为保障,以公共服务产品的优质供给为目标,逐步实现乡村法治化治理之路.     

村民自治的运行难题与重构路径——基于一项全国性访谈的初步探讨

村民自治作为党和政府着力推进的基层民主实践,其有效运行的难题一直备受各方关注,不同的研究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根据对最近一项全国性访谈材料的初步分析可以发现,村民总体上对当前村民自治运行的评价不高。具体表现在,村民对民主选举中的拉票和买票等行为表示反感;对村民自治中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评价较低;对村民自治的民主监督环节,村民不仅认知不足,其在实践上也多有缺位。导致村民自治运行难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为深层的原因在于,村民自治所处的外部框架及其在实践中的结构性失衡,难以应对急速变迁的乡村治理生态。因此,近期现实的思路,应是从治理重构的高度检视各地村民自治的运行状况,并努力寻求符合各地村情民情的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从而提高村民自治的运行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