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传闻证据规则在我国的构建——以民事诉讼为视角

传闻证据规则是英美法系国家的一项悠久而又古老的证据制度,表明了英美法系国家法律对于司法审判中出现的传闻证据的处理态度与方式.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英美法系的传闻证据规则日臻完善,也使传闻证据规则在司法审判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反观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对于传闻证据的相应规定并不完善,这给司法审判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同时也碍于实现法律的公平、公正与公义.因此,传闻证据规则在我国有构建的必要性.在本文中,笔者将深入研究传闻证据规则的实质,探讨传闻证据规则在我国构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理论,实现法律的公平、公正与公义.     

我国确立传闻证据规则的障碍分析

就传闻证据规则所具有的功能而言,确立传闻证据规则对解决我国证人、鉴定人等不出庭作证问题具有积极意义。为使传闻证据规则在我国切实发挥作用,必须清除一系列障碍。这些障碍主要包括过分追求事实真相的观念、公安机关地位至上的司法体制及流水作业式的刑事诉讼构造。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传闻证据及其效力

我国没有传闻证据的概念，但依英美法系对传闻证据之定义，传闻证据在我国司法审判实践中大量存在且未被合理排除。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律完全认可传闻证据的证据能力，而对其证明力的规定十分简单粗疏，缺乏可操作性。由此导致证人出庭少，传闻证据泛滥，法官断案难度大，错案大量发生。制度与现实的矛盾所凸现出来的是司法的窘境。传闻证据必须得到合理排除，解决的办法是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传闻证据规则。     

从适应刑事审判的改革谈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立法的完善

随着我国刑事审判改革的推进,本不完善的证据规则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审判方式改革实践的需要和诉讼制发展的趋势。综观我国证据立法上存在的漏洞和缺陷,建议从确立证明标准、建立证据能力规则、完善证明价值规则、配置举证质证等程序规则等方面建立和健全我国的证据规则,推进我国刑事诉讼法制民主化、现代化和科学化的进程。     

直接言词原则与传闻证据规则比较研究

大陆法系的直接言词原则与英美法系的传闻证据规则在其诉讼中有着基本相同的要求,起着相同的作用。但它们在产生背景、指导理念、反映的诉讼关系、质证模式以及法律性质、表现形式方面存在着差异。我国应该顺应两大法系融合的趋势,在我国的证据法中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及传闻证据规则。     

论司法认知

司法认知规则是证据法上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具有免除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效力。与他国相比较,我国关于司法认知的规定不仅零散、尚未形成体系,而且存在许多认识性的错误。我们认为,司法认知规则的运用紧密联系着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对司法认知规则的涵义、司法认知与相关免证事实的区别进行理论上的梳理极有必要;人民法院在认知过程中必须遵守合理的认知程序,以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析有罪答辩机制下的口供证据规则建构

我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高认罪率的现实,从存在合理性的角度说明了我国"口供中心主义"的司法现状。"批判不如改造",确立有罪答辩机制下的口供证据规则,特别是基于证据规则的基础性规则、排除性规则、补强规则进行具体规则设计与建构,对于口供证据资格及证明力加以规范与完善,显然是一种更务实、可行的法治之路。     

关于我国司法认知规则的确立与完善

司法认知规则是证据法上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具有免除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效力。与他国相比较,我国关于司法认知的规定不仅零散、尚未形成体系,而且还存在许多认识性的错误,因此通过对两大法系相关规则的介绍,以期对我国司法认知的确立与完善提供有意的参考。     

论坚持并改善党对司法的领导

我国司法体制及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宪政体制的基本要求。在我国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司法改革既面临着西方司法独立理论的挑战,也面临着国内司法存在的问题的挑战。坚持并改善党对司法的领导,提高司法在党领导的政治体制中的地位,是我国司法改革的正确方向。     

论建立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设想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对国外先进制度和理念的借鉴与思考,各种相关的证据规则逐渐成为专家、学者们探讨的焦点。因此本文研究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法治建设中的现状及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设想及其配套措施。     

论我国证据法的发展方向

随着我国诉讼制度改革进程的推动,证据法的发展将表现为:证据立法走向精细,立法模式将是单立证据法,对三大诉讼中的证据规则进行全面、充分和细致的规定,便于理解和操作;证据法将增加有利于人权保障方面的规则;证据规则的设置更加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认识发展规律;法官权能进一步规范。     

略论德国刑事证据的排除

德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通常被认为具有大陆法系国家的典型特征。但从其证据制度的立法角度来看，它没有独立的证据法典，其刑事证据规则多散见于刑事诉讼法典中，蕴含在证据原则和一般程序规定里。学界对德国刑事证据规则的理解仍存在误区。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联邦最高法院和联邦宪法法院有关诉讼程序问题的判例对证据规则的确立和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德国刑事证据的排除规则对我国有借鉴意义。     

试论传闻证据的认定

英、美、日三国的传闻证据都可以分为口头陈述、书面陈述和行为陈述三种.但并非所有的这三类陈述都可以构成传闻证据,而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在具体认定上,英、美、日的传闻证据规则略有不同.我国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可以借鉴这些规定,但应对传闻证据的表现形式、传闻证据的的判断标准、传闻证据的来源与提交目的等方面进一步作出规范.     

司法妥协的正义与困境——以刑事诉讼程序为视角

近年来,我国司法实务界在制度创新中尝试突破传统的刑事司法规则的硬性约束,在控辩双方的对抗之外,寻求利益间的协商、交换和正义的妥协.以诉讼中的利益各方的适当让步为特征的妥协正义是刑事司法领域无奈而又务实的选择.实现妥协正义在我国目前尚面临着宪法规定、诉讼制度和诉讼文化等方面的现实困难,而一种可接受的妥协正义的实现需要引入刑事契约的理念并完善刑事协商程序.     

信息维度下网络信息的司法认证规则研究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网络的全球普及化,以及信息化时代的推进,网络信息这一概念对人们来说已不再陌生。由于网络信息的种类繁多,且与传统证据有所不同,导致了对其认证方法、程序乃至可采性规则也有所不同。所以,一些适用于传统证据的司法认证规则并不适用于网络信息。学界对于网络信息的司法认证规则的探究目前尚属于初级阶段,相关法律规则也亟待完善。所以,深入研究网络信息的司法认证规则有利于解决网络信息作为证据凸显的诸多问题,便于诉讼中对网络信息的更佳认识和利用,对于与传统证据规则的比较研究更具重要意义。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评析与构建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证据法的一项重要规则。本文首先阐述评析了我国刑事非法证据规则的有关规定。然后提出了关于完善我国刑事非法证据规则的构想。     

数字政府背景下的行政许可证据规则研究

行政许可证据规则是行政许可证明活动需要遵循的规则。在行政许可证明活动随数字政府建设发生变化后,原来的行政许可证据规则与实践产生了一些不相适应的情况。作为行政许可程序研究的一部分,行政许可证据规则研究有助于立法回应数字政府背景下的创新实践,在新环境中保障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性利益。行政许可证据规则的重构应当顺应数字政府实践并回应历史遗留问题,主要包括对举证责任规则、举证权利规则、证明标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案卷排他规则的调整。     

司法人工智能在证据审查中的功能定位与风险规制

人工智能在司法活动中应用的重要领域之一就是证据审查。人工智能为证据审查提供科技赋能,减少司法裁判的恣意性,提高证据审查的实效性,但是,人工智能在证据审查中的应用存在证据审查建构模型数据样本不充分、证据规则结构化转换不完整、证据审查程序缺乏可视性等风险和问题。为了应对人工智能在证据审查中的上述风险,需要明确人工智能在司法审判和证据审查中的辅助地位,提高司法人工智能训练的案例样本数量和质量,在技术层面提升人工智能自然语言转换能力,在规则层面限定司法人工智能在证据审查中的适用范围,将专家辅助人制度引入司法人工智能审查证据领域,强化对司法人工智能审查证据结果的说理论证。     

刑事诉讼中免证规则的几个问题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模式的实现,需要可操作性的证据规则。认真研究外国的一些主要证据规则利于我们从中汲取经验。文章对外国的免证规则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以期为我国证据规则的建立提供借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自由心证制度驳议——以民国司法档案为据

我国内地法学界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司法证明方式和证据规则一直存在不同观点,对于其诉讼法律规定的自由心证制度,有的持"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制度混合论",有的则斥之为"伪心证论"。通过对民国司法档案中大量诉讼案例的梳理分析可以看出,自民国初年以来,从法定证据制度向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的演进,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已基本完成,法官依据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作出自由判断和认定事实的情形,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已经普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