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史公案《朱子晚年定论》平议

儒学发展到北宋出现新的变化。新儒学者们探求儒学经典义理,发现真正的儒家之道,当时称新儒学为“道学”。南宋中期道学分为两派,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在“遵德性”与“道问学”的治学途径方面发生分歧,致有“朱陆异同”之争。明代中期王阳明发挥心学,创立“致良知”之说,学术界再次发生理学与心学之争。王阳明为平息与调和争论,认为朱熹于晚年对其曾从事的传注训释的治学方法感到悔悟,同于心学之旨,亦合于“致良知”之说,遂编著《朱子晚年定论》。此论虽受到学术界的批评,却有助于阳明学之盛行。然而朱熹与友人的书简中偶有表示于“尊德性”工夫的欠缺,但这属偶然自谦之辞,在其去世前数年犹致力于儒家经典和其他典籍的训释考证,并不存在悔悟之事。《朱子晚年定论》在事实上不能成立,而借此欲调和或会通“朱陆”与“朱王”则属于主观的勉强牵合,于学理上也是难以成立的。     

朱熹《大学》与王阳明《大学》的比较探微

朱熹与王阳明作为采明两代的大儒,其在理学的发展过程中都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朱熹以《大学》为“为学纲目”,阳明更是以《大学》为其思想的阐发点,两位大儒都选择《大学》作为其哲学思想的出发点,本文通过对两位大儒所作《大学》的目的、对象、方法上的比较,进一步探究其在《大学》中所阐明的两种不同的哲学体系。     

阳明学成立与发展的朱子理学思想渊源

陆九渊与王阳明作为宋明理学中心学一系的主要代表人物,后世学者往往以陆、王二人并称,将他们的思想学说合称为陆王心学。但二者之间更多只是思想宗旨相近,并无直接的承袭关系。相较之下,阳明学的产生、发展与朱子学有着更深的思想渊源。阳明学其是在朱子学的笼罩下,继承了朱熹所建构的经典体系、理论框架与主要论题,并融会了佛道的智慧,进而通过自得自悟的方式,对朱子学加以深刻的反思、批判而逐步形成的,因而可视为朱子学在明代的另一种延续和发展。而王阳明所作的《朱子晚年定论》即来源于此前朱子学内部和会朱陆的逻辑思路,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阳明学与朱子学之间的思想渊源的具体例证。     

回归孔孟,《大学》为宗:论王心敬的"朱王会通"思想

"朱王会通"是晚明清初关学的主流思想,但与冯从吾为解决学术分歧和李二曲为救正人心不同,王心敬是直接针对清初盛行的"辟王尊朱"之风,解决的是理学门户之争,思考的是儒学日后的发展.王心敬认为,所谓"尊朱"者不仅不了解陆王之学,而且也不了解朱子的为学旨趣.朱子因救程门末流的禅学倾向,故平日特重"道问学",但其晚年又常常向学者指示本体,以免陷溺于辞章训诂之中.而陆王的"立大本"、"致良知"更是孟子学之本旨,且陆王意主经世,与出世的佛老之学截然不同,因此,朱子与陆王并非吾儒与异端之别.更何况,陆王对道德本心的挺立,有助于纠正学者口耳支离之病.所以,会通朱王,将本体与工夫统一起来才是真正的为学之道,而且这才符合孔孟"全体大用,真体实功"的学问宗旨,才是《大学》"明新止善"精神的全部展现.     

从慎独的诠释看儒学的当代困境——以《五行》和《大学》为中心

慎独与儒家的时代命运有某种微妙的关系,因此可以通过对慎独思想的分析来窥探儒学当代困境的原因。慎独的诠释史告诉人们,儒学思想的当代困境有其思想被误读的原因,但丢失了原始儒学丰富的文化基因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经史互通：朱子《春秋》学思想探析——以《左传》为中心的考察

经史关系是理解朱子哲学思想的重要一环,朱子立足于其“义理”之正的根本立场,以先经后史、经史互通作为理解经史关系的基本方式,在肯定经学大义的基础之上,重视史学的功能与价值,二者收摄在圣人“义理”的大框架之下,共同组成朱子完整的学问结构——朱子之《春秋》学即具备此特征。朱子肯定《左传》的史学价值,并根据圣人《春秋》大义而批评其“义理”之失,在严守《春秋》经学本位的同时,也为史学树立了高标准。在《春秋》学上,朱子的经史互通思想得到了绝佳展现。     

论王阳明的《大学》立场

《大学问》是王阳明关于古本《大学》立场的最后总结。《大学》自《礼记》中脱胎而出,经历了一个主要从二程《改本》到朱子《章句》的衍化过程,此一衍化的结论,尚有诸多方面引起阳明的怀疑,这种怀疑主要表现在文字的考据和义理的注疏两个方面。阳明的怀疑初发端于龙场,经多年之揣磨而首揭于南赣,于临终前以其《大学问》为之总结,稿授门人。     

朱熹、王阳明对程颢“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诠释

对于程颢所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朱熹既有肯定,也略有不满,而明确讲“仁者,爱之理,心之德”,同时又讲“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王阳明则讲程颢“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又讲朱熹“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并进一步讲“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体用在于“明明德”与“亲民”,解“亲民”为“安百姓”,进而认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就是要关心百姓的困难和痛苦,重视百姓的物质生活,由此开发出“亲民之实学”,实际上突破了程朱仁学仅限于心性境界     

儒礼之宗教意涵——以朱子《家礼》为中心

朱熹不仅是一位强于思辨的哲学家,他也十分关心儒家思想在实践层面的具体表达及其社会教化功能,而且是个既虔敬而富有宗教热诚的儒者.他认为上古的礼仪已经太陈旧了,并且也太繁琐,需要加以适当的改革和简化,以适应当时的社会生活.一方面,他通过补充及更新材料,编辑了一本百科全书式的论著--<仪礼经传通解>[1].另一方面,他将原属上层社会的儒家礼仪世俗化和平民化,推广至民间,编成<家礼>一书,成为后世最简明的冠礼、婚礼、葬礼、祭礼实用手册.通观整部<家礼>,祠堂及祖先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祭祖只是其表现方式之一而已.朱子编修这本<家礼>,希望能培养人对祖先"爱敬"、"崇爱敬"、有"谨终追远之心"、"报本反始之心",这些都可说是一种宗教情怀,但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祖先崇拜.     

从《朱熹文学思想研究》看朱子对修辞技巧之高度重视

从《朱熹文学思想研究》一书对朱熹各种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文字的具体阐述中,也可看到朱熹对各种修辞方法的重视,许多细节内容可以纠正学界流行的朱熹"重理轻文"观念倾向,使读者能够更加全面辩证地认识朱熹的文学观。     

朱熹和王阳明对《大学》的不同解读

<大学>作为儒学的经典从宋代开始其地位逐渐升高.朱熹和王阳明都是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思想家,但他们对<大学>却有不同的解读.比较他们的解读,就能够把握其不同的思想脉路,展示出他们的思想归属和对中国文化影响方式的差异,加深对这两位思想家和其后的某些中国文化现象的认识.     

朱熹理学化的帝学思想——以《经筵讲义》为中心的考察

《经筵讲义》是朱熹为引导宋宁宗成君德立圣治,建构其理想的帝王之学而作。为此,他紧扣《大学》三纲领,以“天理”所赋之“明德”作为人的本质属性,诠释了尧舜可学而至的理论依据及工夫进路,从而将帝王纳入了“天理”所规范的范围,要求他与普通人一样按照理学的标准修身,成就盛德至善的圣王功业,寄寓了朱熹以学术影响政治,以理学建构帝学,致君尧舜的理想,客观上促进了理学的社会化。     

朱熹与《尔雅》

朱熹学识宏富,遍注群经,却惟于<尔雅>一经既无专门著作,又极少论说,学者对朱熹与<尔雅>关系的研究因此也十分罕见.从总体上说,朱熹对<尔雅>持一种较为明确的怀疑和否定态度,认为其"不足据以为古".尽管朱熹对<尔雅>的基本态度是否定的,但在其著作中对<尔雅>解说进行正面驳正的例子却极少,更多的则是对<尔雅>解说的撷取.朱熹对<尔雅>的态度,首先与<尔雅>一书的词典性质有关,词典的形式使它无法像其他经书那样可以更直接地表现其义理思想,因而难以引起主要作为理学家的朱熹的更大关注;其次,朱熹对<尔雅>的怀疑态度,是宋代以来疑古辨伪思潮的必然结果,朱熹怀疑<尔雅>也是其辨伪学的重要成果.朱熹对于<尔雅>的言说应当成为朱熹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国学人李相显《朱子哲学》述论

作为民国时期最大部头的朱子学研究著作,李相显的《朱子哲学》以动态的方式阐述朱子哲学诸多概念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为朱子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通过建构宏大的朱子哲学体系,提出了新的学术观点,并且还对朱子重要书信、著述的年代作了较为详细而深入的考证,从而把民国时期的朱子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朱子《家礼》与道德建设

朱子《家礼》是继儒家《仪礼》之后影响古代社会生活最大的一部礼书。它的内容和思想对于今天的道德建设,包括道德教育、道德情感、道德发展、道德继承和道德规范等方面,仍然有着值得借鉴的意义。     

试论阳明“吾之心与晦庵之心未尝异也”

阳明学与朱子学无疑是有巨大差别的,但是阳明也明确说过吾之心与晦暗之心未尝异这样的话。本文试图从围绕阳明选编《朱子晚年定论》的是是非非以及两人在存天理、灭人欲问题上的认识,来论述阳明这句话的所指,以此阐明阳明学与朱子学除了相异的面向以外其思想观念一致的某些方面。     

朱熹与南宋《左传》评点学

综观《左传》评点发展史,南宋是《左传》评点学的形成期。现有研究虽已指出吕祖谦与《左传》评点学的关系,却忽视了朱熹对《左传》评点学形成的重要贡献。朱熹基于《左传》所传《春秋》之事,对《左传》文章进行了重新阐释,从而促成了朱子后学如真德秀、汤汉、朱申等以《左传》为“文章之祖”进行评点。结合《文章正宗》《妙绝古今》《音点春秋左传详节句解》《新刻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前集》等南宋时期《左传》文章评点著作,可见朱熹对南宋《左传》评点学的形成以及《左传》评点学史具有重要意义。     

宋代政治思想史上的“皇极”解释——以朱熹《皇极辨》为中心

本文首先概观了历史上各种"皇极"解释,然后考察了朱熹《皇极辨》的主要内涵。"皇极"是《尚书.洪范》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自汉唐以来直至朱熹以前,训"皇极"为"大中"是主流解释,然而朱熹在遭受极大政治打压的晚年,毅然将《皇极辨》公诸于世,强调指出"皇极"应当解释为君主必须以身作则,为天下树立道德楷模。文章最后将朱熹的"皇极"新解置于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中,试图提出一种新的观察,指出"皇极"诠释之争不仅是概念问题,更是当时的政治问题。     

大学之道的理学化——以朱熹《大学章句》为核心的解读

《大学章句》是朱熹在《礼记.大学》篇基础上对《大学》进行的修改、校订和解释。朱熹对《大学》的编辑校订奠定了四书学,使得《四书》上升到经的地位。元代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的＂延佑科举＂使朱注《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科目并占据了优势地位,实现了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朱熹对《大学》的修订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思维的内敛及道德至上,由此也导致了宋以后中国古代官方教育重心性修养、政治智慧以及为官之道,缺乏开发生产工具和实用技能的偏向。尽管明清时期中国出现了实学思潮,然而由于传统主流思维的惯性,使中华民族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失去了科技发展的契机与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