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居民生育二孩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全面二孩政策背景

全面二孩政策是我国为解决当前面临的人口、社会问题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的最新调整。为了解全面放开生育二孩政策后城镇居民生育二孩意愿及相关影响因素,以行政区划为基础,随机抽取居民区作为调查点,通过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对四川省Z县300名城镇居民进行入户调查、访谈。研究结果显示,接受调查的城镇居民生育二孩意愿总体情况是:非常不愿意生育二孩的城镇居民有2.0%,不愿意的有17.7%,对生育二孩表示无所谓态度的有22.3%,愿意的有47.7%,非常愿意生育二孩有10.3%。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城镇居民生育二孩意愿有所不同,经统计学检验,这种差别在a=0.05水平上并不显著。总体而言,Z县城镇居民生育二孩意愿尚可。对影响城镇居民生育二孩的12个因素进行打分,计算各因素的平均分。根据平均得分情况得出,影响城镇居民生育二孩的主要因素有社会保障、家庭经济负担、生育保险政策、高房价、工作压力等。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提出完善社会保障政策、严格落实生育保险政策、建立生育二孩补偿基金、完善政府、社会、家庭抚育二孩的共同担当和责任等政策建议,为政府制定相关生育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参考。     

家庭人均收入、女性教育水平与中国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基于CGSS2017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家庭人均收入、育龄女性受教育水平对中国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教育水平对其二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家庭人均收入与二孩生育意愿呈现"U型"曲线变动关系,即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随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进一步分析城乡样本回归后发现,女性教育水平、家庭人均收入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具有不同程度的城乡差异。据此,研究提出树立正确的人口资源生育观;保障女性就业公平,降低女性二孩生育机会成本;完善社会支撑体系,帮助实现女性工作和家庭的平衡等方面提高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对策建议。     

政策调整背景下的生育决策研究：范围、范式及其他

生育政策调整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取决于目标家庭的反应。除了要探讨家庭的多孩生育意愿以外,还需要对家庭的多孩生育决策过程进行考察。由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独生子女政策具有城乡差异,许多农村家庭在政策调整前已经生育了两个或三个孩子,生育决策的研究应该将重点放在城市,研究范式上则选择日常生活研究更为合适。此外,为了更好地把握中国家庭的生育决策过程,还需要了解不同文化中的关系性质与生育决策的逻辑,以及一孩生育研究与多孩生育研究在中国政策背景下的差异等等问题。     

二孩生育中的从众行为：可能性及其影响

基于两项调查数据,论文探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城市一孩育龄夫妇在二孩生育中发生从众行为的可能性及其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一孩育龄人群在二孩生育上受周围他人行为影响而发生从众行为的比例大约在10%左右。其中,想生二孩者发生从众行为改变原有意愿的可能性相对较大,而不想生二孩者发生从众行为改变原有意愿的可能性则非常小。研究结果提示,在从众心理影响下,城市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水平只可能比生育意愿调查所显示的比例更低。这一结果对于更准确地预判“全面二孩”政策实际效果有一定参考作用。     

中国家庭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研究

在“三孩”政策背景下,探讨中国家庭生育模式的代际传递效应及作用机制,可以为目前低生育水平成因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解释。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家庭生育模式具有代际传递特征,父代的生育行为对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有显著影响,原生家庭同胞数量越多,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越高。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的强度因个体异质性存在差异,表现为男性大于女性,农村居民大于城市居民,并且随出生队列的推移而增加。机制分析验证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和养老负担的差异是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     

农村青年社会阶层认同、幸福感与生育意愿研究——兼论性别差异性

文章基于2010—2018年中国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农村青年的社会阶层认同的生育效应,探讨其影响机制及性别差异性特征。实证研究发现,农村青年的社会阶层认同对生育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一结论在二孩生育意愿中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幸福感在社会阶层认同与生育意愿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存在幸福感助推效应。特别地,社会阶层认同的生育效应存在性别差异,相对于农村女性青年来说,社会阶层认同对农村男性青年生育意愿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这一性别差异程度,一是随着宏观生育政策的动态演化而逐渐缩小;二是在外出务工农村青年中广泛存在,但在务农与没有工作的农村青年中不存在;三是在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之间呈现由强到弱的趋势。研究结果揭示了在鼓励生育的宏观公共政策背景下,应重视微观层面的农村青年的个体阶层与幸福感需求。     

试论实行男女同龄退休政策在“单独”两孩新政中的重要作用

实施"单独"新政是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符合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深得民心。但是,由于长时间在男女退休年龄上的差异,使职业女性对生育两孩心存疑虑,主要是生育两孩会影响职业和事业的发展。文章提出实行男女同龄退休政策对于实施"单独"两孩新政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全面二孩政策下大龄二孩家庭同胞关系研究

正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缓步推进,大龄二孩家庭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大龄二孩家庭不仅意味着父母与二孩的年龄差距悬殊,更意味着同胞出生间隔过大。种种因素使得大孩社会角色认知发生混乱,同胞间形成特殊而复杂的社会关系,情感稀释与财产分割并存,亲密与隔阂共存。文章从大龄二孩家庭同胞关系展开论述,剖析特殊社会关系下同胞间可能面临的问题,并从父母层面与子女层面提出解决措施,促进同胞关系健康化发展。     

低生育背景下多孩家庭生育成本分担的紧迫性、问题及思路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新出生人口中的二孩比重有所提高,但是新出生人口数并没有达到预期,原因在于多孩选择产生的经济成本、机会成本、心理成本等构成的生育成本正逐步超过家庭承受能力,加上生育基础正在逐步削减,低生育会导致未来劳动力资源缺失和消费增长的乏力。我国当前面临着陷入“超低生育率”的风险。家庭生育成本社会分担是未来我国优化生育政策、提高生育水平的重要举措。生育成本分担面临的问题有生育政策两难选择、政策的公平性以及生育成本难以精准测算等。提出政府、家庭、企业和社会为主体的多元化生育成本分担机制及思路,即在明确生育成本分担的相关责任主体基础上构建生育成本分担框架,初步设计生育成本分担内容。     

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升高影响及未来生育政策的走向

出生性别比从正常到失衡与现行控制生育子女数量的生育政策是同步的,在时空、群体等方面具有一致性。生育政策强化了生育个体行为者的性别选择意愿,表现为出生性别比具有省区差异、城乡差异以及孩次差异。以生育政策率为1.5-2.0区间值作为拐点,出生性别比或者高于其正常值域、或者逐渐趋于其正常值域。     

“单独”二孩政策的放开——基于法理与现实的探讨

"单独"二孩政策的启动,无疑是现阶段对我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一个重大调整,意义重大。试图通过对"单独"二孩政策的解读,一方面从法理上得出其是我国人权保障的一大进步,给予了家庭更多的生育自由和选择的权利。另一方面则从我国现实来分析"单独"二孩政策对延缓我国老龄化进程和在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养老方面能起到的作用。     

你符合生二孩条件吗

正"单独二孩"的放开,是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与完善,是国家人口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也顺应了群众期盼,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虽然政策启动时间表未出,但不少家庭已进入"备孕"状态,那么生二孩有哪些条件?"单独"生二孩有什么新规定?以下一一解读。如何界定独生子女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王培安解释     

老龄产业需求群体特征及发展对策研究

与传统的以供给侧视角进行构建和发展的产业不同,老龄产业以指向性需求群体作为界定依据,需求群体特征对供给侧的产品、服务和发展方向具有决定性影响。老龄产业需求群体具有需求多元化、动态化,追求便利性、整合型服务,社区养老意愿强,排斥年龄歧视,重视健康与照护等特征。要想改变老龄产业长期"叫好不叫座"的状况,从内部因素需要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从外部环境来说,需要政府在优化发展环境、引导结构调整、加强制度管理、帮助宣传推广、建立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充分利用老年人力资源以及夯实老龄事业等方面进行政策支持。     

社会工作视角下城市失独家庭养老问题研究

一孩生育政策的执行,一方面,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这项政策也形成了较多的失独家庭,这种失独家庭群体在计划生育政策普及率高的城市之中尤为庞大.社会工作服务要充分发挥正式社会支持、非正式社会支持以及失独家庭自身支持体系等多个方面的作用,来构建和完善失独家庭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养老支持体系,进而帮助城市失独家庭摆脱养老困境.     

客观认识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完善

最近几年,我国人口学界的研究视角聚焦在人口政策上,影响了广大民众对计划生育的态度。从放开"单独"二孩到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的出台,把社会对生育政策的关注度推向了高潮,成为热议话题,众说纷纭。总体上看,指责计划生育(主要针对一孩生育政策)的偏多,基层计划生育工作者面对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为应对人口婚育发展趋势的新变化,国家和家庭应采取积极互动的办法,未雨绸缪,防止"少子化"倾向在我国蔓延。     

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有利于解决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

现行农村只允许独女户生二孩的一孩半政策有两方面的负面影响:(1)"一男孩价值二女孩"的心理暗示作用助长了重男轻女、产前性别鉴定与流产女婴;(2)一孩半政策本身造成了二胎女孩出生数结构性减少.通过家庭人口预测两性平衡模型分析可以看出,即使在完全相同的出生性别比假定条件下,如果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中年男子因婚龄女性短缺而找不到妻子的问题也要比"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严重得多.尽快启动二孩晚育软着陆是解决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严重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中国人口生育意愿变迁:1980—2011

基于1980—2011年间开展的227项关于中国人生育意愿的调查结果,运用横断历史元分析方法,考察了生育意愿的纵向变化趋势。研究发现,1980年以来中国人理想子女数呈减少趋势。2000年之后主要表现为"儿女双全"的二孩生育意愿,平均理想子女数基本稳定在1.6—1.8人之间。1980年代中国人生育水平高于生育意愿,随着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的提升,二者均呈下降趋势,但是生育水平下降快于生育意愿。1990年之后生育水平低于生育意愿,即人们实际生育子女数少于理想子女数。这为认识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在中国的变化趋势提供了实证依据。     

迁移经历、生活压力与我国女性生育意愿实现

在我国流动社会与低生育率的双重背景下,以往研究多关注人们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状况及其二者间的偏离,尚未将二者建立直接联系来分析迁移群体生育意愿的释放与实现。对此,本文基于成本效用理论,通过建构"生育意愿实现度"指标来考察迁移对生育意愿实现的影响。研究使用CLDS2016数据并结合《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发现：首先,迁移对生育意愿实现形成显著的抑制作用,且随着迁移次数的增多,生育意愿越不容易得到实现;其次,迁入地生活压力的提高是迁移抑制生育意愿实现的重要机制,生育的“经济空间”越小,生育意愿就越难以实现。本文认为,经济因素是迁移群体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的关键要素之一,破除收入壁垒与降低育儿成本是释放迁移群体生育意愿的双重路径。     

社会资本如何影响青年居民生育意愿——基于转型中国背景的实证研究

社会资本的丰富理论意涵能够弥补既有文献在讨论生育意愿时未能结合个体家庭特征和社会经济结构特征的不足,为改善生育意愿提供了新视角。研究深入剖析了个体社会资本积累影响青年居民生育意愿的一般理论逻辑,并结合转型中国背景提出了社会资本的生育意愿影响效应在中国可能存在的具体机制。实证检验显示,一方面,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均对青年居民生育意愿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青年群体间存在异质性;另一方面,转型中国情境赋予了社会资本影响生育意愿的具体机制,可以通过心理缓释效应提升青年居民幸福感,通过规范转换效应改善青年居民的育儿态度,进而提升生育意愿。研究拓展了社会资本影响生育意愿的研究视野,有利于中国本土化生育理论的构建,为应对中国低生育问题提供新的政策启示。     

外出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差异分析——以广州市流动人口为例

外出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转变,但外出的各种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着一定差异.根据"广州市流动人口的调查问卷"数据,运用双变量列联表和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外出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有影响和无影响两个群体的个人特征和迁移流动特征可知:是否生小孩、外出距离、居住地、职业是引起这一差异的重要变量,第一次外出年龄、外出打工时间和家庭人均年收入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这一差异的出现.由此推知,外出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主要取决于他们融入城市文明的广度和深度.